“双碳”目标赋能绿色发展的内在逻辑、现实困境和实践路径

随着我国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升,经济社会实现持久、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形成了新的环境压力。在此背景下,我国承诺力争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实现“双碳”目标有利于推动更高质量的绿色发展,同时绿色发展是“双碳”目标达成的必经路径,在分析两者内在逻辑的基础上,针对“双碳”目标赋能绿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挑战,以“双碳”目标为抓手,提出要驱动能源发展绿色低碳转型,推动产业体系绿色低碳发展,完善碳定价系统,形成消费领域绿色化发展长效机制等建议推动绿色发展。     

“双碳”目标下数字经济赋能绿色低碳发展论析

“双碳”目标是引领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抓手,对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深远意义。作为赋能“双碳”目标的新引擎,数字经济凭借技术创新效应、产业升级效应、生态普惠效应,为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碳排放强度、重塑生活生态空间创造更多可能性,进而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然而,当前三大产业仍具有较大碳减排空间,亟须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此,我国应紧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以“双碳”目标为导向,坚持“数字化+低碳化”发展路线,促进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把准“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加快推动绿色制造体系建设;完善“信息化+集约化”发展模式,引导现代服务业绿色转型。在政策措施层面,应深入推进数字政府建设,以数字治理赋能多维降碳发展;大力促进数字金融发展,以金融科技缓解碳减排融资约束;稳妥推动碳市场体系建设,以技术手段助力碳排放权交易。     

碳中和背景下的全球能源治理：范式转换、议题革新与合作阻碍

全球碳中和趋势加速能源体系转型,推动能源生产消费与碳排放脱钩。在这一背景下,全球能源治理在实践范式上出现两大实质性变化,即在治理客体上表现为从资源治理升级为“资源—环境”复合型治理,在治理方法上表现为从“行业切割”式治理转变为“跨界整合”式治理。全球能源治理议题出现新的着力点,包括能源系统的减碳规划、煤电的减少与淘汰、可再生能源供应链的建构、氢能的全面开发和跨国电力互联等议题,且均呈现出兼顾资源环境、实现跨行业整合的范式转换特征。目前全球能源治理合作仍面临诸多阻碍,包括复合治理背景下的目标错位、跨界整合趋势下的治理碎片化和西方国家的强权政治逻辑。中国致力于成为全球能源治理的引领者,应紧跟碳中和趋势,加强能源外交的整体规划,协调大国之间的竞合博弈,推动构建更具包容性、普惠性的国际能源治理体系。     

“双碳”目标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现实问题与实践路径

“双碳”目标与中国式现代化在时间上相互重叠,路径上相互贯通,价值取向相同,二者具有内在一致性。从内在逻辑看,“双碳”目标能够适应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加快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来源。因此,“双碳”情景下,中国式现代化会取得更快、更高质量的进展,但是二者短期内不可避免存在冲突,为此要加快探索“双碳”目标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形成合力,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双碳”目标下区域协同减排立法研究

“双碳”目标下,区域协同减排制度设计有利于统筹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与区域经济社会的协同发展,是全面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需要,也是我国独具特色的环境治理的制度创新。当前,我国碳达峰碳中和与区域经济社会协同发展还面临区域能源发展协同性不足、区域产业发展协同性不足、区域协同立法层级关系困境与区域法律政策协同性不足、区域环境治理协同性不足等现实问题。从我国区域能源发展重点领域及协同机制、区域产业发展重点领域及协同机制、区域协同立法层级关系与区域法律政策重点领域及协同机制、区域环境治理重点领域及协同机制的现实来看,在区域能源协同发展法律路径方面,应在东部地区协调立法处理好经济与环境问题,统筹协调好西部地区区域规划问题,通过立法方式实现区域资源配置一体化;在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法律路径方面,应以制度形式固定产业集群化发展成果,完善绿色供应链制度以实现产业协同融合,建立互通交流的数字区域产业协同发展平台;在区域协同立法层级关系与区域法律政策发展路径方面,应在辅助立法原则下保持协同立法的谦抑性,形成超越“部门”与“地方”的特别法;在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法律路径方面,应明确区域环境治理协同的权利义务,实现应急情...     

“双碳”背景下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生态体系构建——基于绍兴的实践探索

积极响应全球气候变化、助力实现“双碳”战略目标是当前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使命。文章论述了“双碳”背景下低碳旅游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双重价值理念,从产业、产品、科技和服务四个层面构建了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生态体系,揭示了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机理与路径,刻画了文旅产业链上的旅游企业、旅游者、政府、社会及生态环境等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互惠共生关系,并系统分析了“双碳”背景下绍兴文旅融合的四大路径,探讨了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提升策略,为国内其他地区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与实践样本。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技术路线、制度创新与体制保障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高度依赖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讨论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如何在合意的机制设计引导下推动“双碳”目标实现,从“技术+制度”融合的视角揭示“双碳”目标实现过程中的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互动。提出要深刻理解“双碳”目标实现过程中的技术创新逻辑与制度创新逻辑,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双向互动、深度融通和优势互补,来放大绿色技术创新对“双碳”目标实现的支撑作用。建议在构建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时充分调动各方面、各部门的积极性,考虑多主体的合理利益诉求,推动“技术”和“制度”的深度互动,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协调机制和补偿机制。     

“双碳”目标下中国低碳能源法律制度创新研究

实现“双碳”目标，对中国立法提出了相关要求，要求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为“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制度保障。中国现行能源法律制度与实现“双碳”目标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表现为能源基本法顶层制度设计缺乏统筹性、化石能源单行法碳约束制度设计缺乏明确性、非化石能源单行法低碳激励制度设计缺乏完整性、二次能源单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制度设计缺乏现代性。比较借鉴英国可再生能源义务制度（配额制）、德国可再生能源固定电价制度、欧盟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美国电力需求侧管理制度、日本能源节约制度等国家或地区低碳能源立法经验，“双碳”目标下中国低碳能源法律制度创新，应以“双碳”价值融入为核心，创新能源基本法原则设计，将“绿色低碳”“节能减排”作为能源法核心价值；以约束性规则为核心，创新化石能源单行法制度设计，相关化石能源单行法明确规定碳约束制度；以激励性规则为核心，创新非化石能源单行法制度设计，相关非化石能源单行法明确规定碳激励制度；以体制改革为核心，革新二次能源单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制度设计，立足电力市场化改革方向规制电力市场主体和市场行为；以法治创新为核心，促进能源法律法规体系性衔接，重点包括促进...     

国际视野下我国的“双碳”战略与法律治理路径

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目标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在复杂多元的全球发展格局下,作为碳排放大国,我国需要根据世界发展格局和态势不断作出战略调整。关于“双碳”战略目标,存在着一些前置性的认识误区,如对于“双碳”战略的基本概念界定不清,温室气体法律治理缺乏体系化以及“双碳”依托的相关环境标准缺失等。对此,法律治理的进路需考虑推进污染防治法制部门的体系化,在“双碳”战略的立法中采用“统分结合”的立法模式,发挥立法智慧,借鉴发达国家立法经验制定“应对气候变化法”,推进碳排放监管系统化、科学化,化解“双碳”目标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诸多风险,达到整体性治理的效果。     

数字低碳与低碳数字：“双碳”目标下数字经济发展的反思与重构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并再次定调“双碳”目标。数字经济发展对“双碳”目标的实现具有明显的赋能功能。但低碳并非数字经济的天然属性，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对“双碳”目标的实现也带来新挑战，包括碳排放问题、数字技术适配问题、环境监管问题等现实困境。“双碳”目标中数字经济发展受到主体有限理性、边际排放成本与认知偏差等要素影响，单边的支持政策将引发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形成“绿色悖论”,需要运用多种政策措施的组合优化。通过借鉴发达国家与国内部分地区的有益经验，今后应当在支持技术创新、完善制度框架、促进多元协作的基础上强化数字低碳与低碳数字的融合发展，构建“双碳”目标下数字经济发展的利益共同体，真正做到数字化与绿色化的协同增效。     

“双碳”目标背景下完善我国碳中和立法的理论基础与实现路径

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会触及多领域、多行业主体利益,利益的冲突和协调需要凭借法治手段。应将完善碳中和立法融入实现“双碳”目标的全过程,以完备的法律体系为“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并以此促进解决影响“双碳”目标实现的深层次矛盾和体制性障碍。目前我国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法治建设较为滞后,存在着碳中和基本概念和适用范围界定不清、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碎片化、碳排放管理制度法律缺位、碳排放行政执法体制缺乏统一协调机制、立法滞后导致政策实施缺乏法律支撑等问题。因此,应立足于我国国情,积极借鉴国际有益经验,尽早制定《应对气候变化法》、建立系统科学的碳排放管理体制、通过协同立法减少碳中和法律适用冲突、完善配套措施确保碳中和法律的执行力,逐步建立与国际接轨、统一协调且具有中国特色的碳中和法律制度体系。     

“双碳”目标下数字化供应链生态系统驱动因素及实现机制

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针对当前的发展环境,有必要以开放系统的视野重新界定“双碳”目标下数字化供应链生态系统的本质内涵与基本特征,明确识别出“双碳”目标下数字化供应链生态系统的驱动因素,刻画出其实现过程的驱动因素,并进一步梳理出“双碳”目标下数字化供应链生态系统的实现机制及建设路径。通过建立“双碳”目标下数字化供应链生态系统“价值链”价值增值机制“、一核两翼”优化提效机制“、两化”融合赋能机制,提出高效科学的中国特色数字化供应链生态系统的中国思路,并形成企业面向未来构建高质量竞争力的重要发展方向。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农业绿色发展的理论阐释及实现路径

农业绿色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一项艰巨任务，对全面推动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及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双碳”目标的提出为农业绿色发展指明了新方向，同时也提出了新要求。以“双碳”目标为背景，对农业绿色发展中的地位、理念、核心、质量及关系等重要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理论阐释，进而从创新理念、核心为纲、污染防治、强化设施、技术创新、完善机制、制度激励等七个方面提出了实现农业绿色发展的路径及对策。     

“双碳”目标下农业绿色发展的内涵、挑战及路径选择

“双碳”目标的提出赋予了农业绿色发展新内容、新要求,也带来了新挑战。分析不同发展阶段农业绿色发展的特征可以揭示农业绿色发展的现实基础。农业绿色发展与减排固碳存在理论和改革实践两方面的逻辑关联。“双碳”目标指明了农业绿色发展的重点领域;减排固碳和低碳转型是当前引领农业绿色发展的抓手;在相关重点领域更需注重低碳与绿色协同发展。“双碳”目标下的农业绿色发展面临多目标协同性不足、多主体治理格局未形成、低碳科技水平较低以及配套制度不完善等挑战,需将“双碳”目标下的农业绿色发展嵌入社会—生态系统,遵循问题导向原则,探索相应的转型路径。     

长江经济带省际贸易碳不平等:要素禀赋结构驱动的视角

“双碳”目标的实现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随着区域分工和贸易的不断发展,区域间贸易联系日益紧密,不仅促进了商品和服务的交换,也导致了碳排放的转移。基于投入产出方法的分析结果显示,由于长江经济带不同地区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要素禀赋结构差异,区域贸易引发了碳不平等问题,也影响了区域碳减排责任的划分。区域协同是长江经济带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必由之路,具体路径包括以绿色低碳技术创新推动能源革命、协同推进区域产业结构低碳转型、建立区域差异化碳减排责任体系等。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下“双碳”目标的哲学基础、生态蕴意与实践推进

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天气增多、生态系统退化等生态环境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诱因是人类不合理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的高碳排放。改善气候危机,关键在于革新经济社会发展方式,探求新的生态实践。“双碳”目标基于马克思唯物主义深厚哲学基础之上,能够重构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蕴含着生态效用观、生态制度观、生态创新观、生态消费观、生态法治观五大维度的生态实践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行动。因此,在推进“双碳”目标实现过程中,要将生态实践智慧内化为政府、企业、公众等实践主体的现实力量,在实践向度上实现“知行合一”。     

"双碳"目标下的能源转型:多维阐释与中国策略

我国最大的碳排放来源于化石能源消费,"双碳"目标任务的提出,对我国能源转型进程提出了更紧迫的要求.本文基于社会变迁和系统性分析视角,从动能—技术创新维度、载体—市场体系维度、保障—系统治理维度分别阐释了能源转型的内涵.信息化技术与能源技术等多层次技术协同创新通过提高能效、降低成本、价值链增值等来拓展能源转型空间:能源转型重塑能源市场生态,电力行业成为"双碳"目标主战场;能源治理网络扁平化、去中心化、智慧化发展,亟待系统治理模式加速变革与创新.三大维度相互关联,辩证统一.为顺应技术、市场、治理转型趋势,我国应从推动多层次核心技术领域协同创新、大力发展以能源新型生态为特征的智慧能源体系、加强能源转型与社会不同领域的协同规划、数字化推动宏观调控与治理能力提升等多方面为能源转型提供支撑.     

森林保险助推“双碳”目标实现路径研究——以湖南省为例

湖南省是一个工业大省,高碳结构特征明显,湖南省也是一个林业大省,森林是支撑“绿色湖南”的主体。森林具有固碳功能,开展森林保险对有效控制森林风险、助推“双碳”目标实现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湖南省开展的森林保险产生了以点带面的示范和推动作用,但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两低三高”导致保险公司经营内生动力不强、实际与预期偏差造成投保人有效需求不足、财政支持与林业产业特征不相匹配、“一刀切”的发展模式弱化了激励机制、立法滞后难以起到约束作用。鉴于此,应加强森林保险产品创新、优化森林保险业务机制、完善财政支持政策、构建多层次分区域的差异化管理制度、加大森林保险的立法力度。     

碳治权建构中的大国竞争与博弈

碳治权作为全球环境治理的新型权力,其权力建构经历了从社会运动到全球政治共识,再到生产性权力转化的复杂建构过程。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对碳治理的研究,包括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由于缺乏对全球经济基础分析框架的运用,难以对碳治权这一权力新形态进行有力的解释。随着低碳发展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各国围绕碳治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并推动了相应的政治经济议程,彰显了碳治权作为国际关系领域上层建筑构建与全球经济基础变化间的互动。虽然世界各国在碳治理上存在着合作与对话空间,但全球各主要国家依然会围绕碳治权中的规则制定、碳金融、贸易标准和低碳技术展开激烈的竞争与博弈,尤其在新能源汽车等关键产业领域更为显著。大国博弈不仅对碳治权的权力塑造结构产生深远影响,同时大国基于产业与技术融合的竞争将进一步强化碳治权的构建。     

后京都时代的碳关税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碳关税制度最早为欧盟提出,近期美国众议院通过的《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规定了碳关税制度。碳关税的实施将会导致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额下降、恶化我国的出口环境并导致我国高碳产业的离岸发展。碳关税制度因违反最惠国待遇原则和约束关税制度而与国际贸易法存在冲突,但是它因符合GATT第20条（b）款和（g）款而与国际贸易法相协调。碳关税对我国具有三方面的启示：第一,碳关税折射出国际法的不成体系性;第二,在多边体制内解决碳关税问题是可行的;第三,在国内应当大力发展低碳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