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形与神:制度转型与立法选择

农村改革后,在实行土地家庭承包制、推进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由于集体所有权主体的成员构成和集体产权结构存在差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产权归属和表现形式也不同。为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充分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财产权,为其成员提供与农村产业结构变化和城乡融合发展相适应的多样化服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应主要着眼于如下方面:制定能体现公平和正义的成员权规则,赋予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加入和退出的自由选择权;建立具有科学法理基础的集体资产所有权行使机制;区分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的职能;以明晰权利能力和责任能力为前提,实现集体经济组织形式的多元化。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特别性探析与制度展开

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扩权赋能给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更为开放自由的跃动空间,应充分解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特别性,发掘其复合功能与动态发展的阶段态势,鼓励从强制迈向自治的同时寻求二者平衡,由保持权利的原始闭锁性到接纳其渐趋开放性。而在廓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特别性的基础上,需明确权利主体的自然人身份,原始与加入两种权利取得方式;坚持自益权与共益权的二元成员权利结构之分,激活集体资产股份权权能;细化可操作的权利行使机制,探索成员积极行使权利的可行路径;针对权利主动与被动丧失,增加权利消灭的可预见情形等,以通过具体法律制度设计达到独特立法表达效果。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解释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法律规则的真实意思对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及其权利保障极为重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坚持集体本位的价值取向;其成员权保障机制是增强农民集体成员之间团结合作、促进资源要素流动的一个关键性要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标准立足于以集体所有土地为基础的集体所有财产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成员权量化法律规则需将差异化平等、成员权分化、成员固化的相对性以及资源要素流动而致成员权边界拓展等因素予以综合衡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和成员权争议解决适用民事法规则。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司法判定路径

根据89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司法裁判文书的统计结果可知,司法上作为民事诉讼处理还是行政诉讼处理缺乏统一的逻辑安排。通过对成员资格的案例实证和历史分析发现,应同时关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私法和公法主体的特征,其和村委会在所有权行使上是先后替补而非并列选择关系。在成员资格纠纷受诉安排上应根据成员权利的性质,依照“政经分离”的思路分别归入行政和民事诉讼的范围;在纠纷处理的分工上,法院不应回避民事实体问题,而应与政府各司其职;在资格界定上,应确定裁判依据的层级,围绕集体与成员的关系选择资格考量因素,并坚持主体平等原则、特殊人群的特殊安排和集体经济价值优先。     

城市化进程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确认问题分析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存在涉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基本的生存权、发展权等各项权能。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受损现象,直接导致部分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被剥夺,出现"被农转非"现象。在我国户籍制度尚无实质性改变的情况下,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应从立法层面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作出界定,并辅之以社会保障制度,同时对新出现的特殊群体予以充分考虑,赋予"取得城市居民身份、稳定生活收入、加入城市社保"这一衡量标准,从而使"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确认问题走出困境。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两头落空”的制度思考

享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是农民享有集体各项权益的基础。当前,集体经济组织立法进程加快,为明确成员资格的原则底线、强化政府责任,保障农村婚嫁妇女平等享有集体成员权益提供了机遇。但是,在法律出台前各地集体经济组织已基本完成对本集体成员的认定,仍有少数农村妇女未被认定为任何一个集体的成员,权益受损且缺乏救济渠道;已被认定为集体成员的农村妇女存在因婚姻状况变化而丧失成员资格的风险。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和实现共同富裕背景下,应通过集体经济组织立法确立成员资格的取得、丧失、变更等原则,从源头解决妇女集体成员身份“两头落空”的制度缺失问题,推进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在农村落实,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目标。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的困境、根源和对策分析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界定，已成为立法、司法和执法领域面临的共同难题，并直接关系到农民基本权益的保护。本文从法理角度分析了在界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过程中存在的各种疑难问题，并以此为基础，探讨了困境产生的根源和法律对策。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内在逻辑与制度表达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主体,《民法典》确认其特别法人地位,奠定了未来中国土地改革的基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具有存续期间的先在性、组织职能的双重性、成员资格的封闭性和集体资产的公有性等特别属性,亦正是该特别属性导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陷入外延边界不清、组织职能分配不均衡、组织内农民难以受益和面临市场风险等制度困境,亟需进行法律上合理的制度表达。应厘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村民委员会的角色定位并实现“政经分离”,适当剥离公共事业服务职能并强化生产经营性职能,在适度开放集体成员资格的同时设立成员双层结构,承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破产能力,但应将集体土地所有权及非经营性资产本身从责任财产范围中予以剔除。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中的身份问题探析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是集体所有权的实现方式之一,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其身份而享有的权利。通常认为,权利主体不明、权利界限不清是制约集体所有权发展的主要因素,并以股权改革作为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向。但是成员权中以地域和血缘为基础的身份关系是股权改革的基础,决定集体经济组织股权改革关键的股权分配和治理结构问题,也绕不开成员权中的身份问题。     

辽宁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现状及对策

辽宁作为东北地区的经济中心,城镇与农村的人口比为56:44,是全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的省份。但农村经济严重滞后且发展不均,为促进辽宁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通过对其现状的分析,认为存在覆盖率低、形式单一、机构不规范等诸多问题,这一现象已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建议创新思路、完善机制、加大扶持、有针对性地培育代表农民利益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新农村建设呼唤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的今天,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成为倍受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在明确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本质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其存在、发展的意义,最后提出发展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建议。     

乡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引领农民创业的模式研究——以福建省为例

乡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在引领农民创业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随着乡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的转型发展,其引领和带动作用将更加显著。通过分析福建省乡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的"股份经济合作社+公司制"、"土地股份化+专业合作组织"等推动和引领农民创业的模式,指出各种模式的作用和应用条件,提出深化乡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引领农民创业的若干思路。     

集体企业与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

集体企业在我国的经济体系中一直是国有经济的附庸。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 ,集体企业不仅可以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而且应当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但是 ,集体企业的发展途径又不能简单地模式化 ,而应当依照科学管理原则 ,深入分析其自身的发展战略 ,大胆进行制度创新 ,才能成为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强企业。     

我国农村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内生增长模型分析

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影响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主要是社会边际资本生产率、储蓄-投资转化率和储蓄率.通过分析农村金融发展对这三个决定因素的影响机制,建立农村地区金融发展与其经济增长相互影响的内生增长模型,运用相关数据分析衡量我国农村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程度.实证结果表明,金融支持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推动作用,我们应进一步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提升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     

农村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模式的变革

现行农村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模式属于政府单一中心模式,它受制于土地所有权的国有和集体二元分层制度,排斥了农民承包土地经营权的资本化,使得失地农民没有获得应有的收益,且农民土地权利的司法救济途径不畅。基于农村集体土地是其所有权主体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宪法修正案》、《农村土地承包法》以及《物权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对农民合法权益的维护,现行农村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模式亟待进行多中心变革。政府权力、社会权力和市场权力多中心治理的路径,可以实现政府主导、司法救济、社会参与和市场契约的和谐的征收与补偿秩序,是坚持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下的农村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模式的变革之道。     

新经济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浅析

新经济革命对我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本文初步探讨了新经济的内涵,新经济条件下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些新思路。     

对解决农村土地征收补偿收益分配纠纷的法律思考

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土地征收补偿收益分配纠纷日益增加。司法机关对此类纠纷的态度一直摇摆不定。农村土地征收补偿收益分配纠纷的核心,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这种资格认定涉及农民的基本民事权利,法律应当干预。鉴于认定农村集体经济成员资格较为复杂,立法可对之进行类型化处理,对不同类型的人员涉及的分配纠纷做出不同的法律规定。司法机关应秉着司法为民的理念,充分发挥司法能动性,不断探寻解决农村土地征收补偿收益分配纠纷的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