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下逆城镇化形成动因与推进策略探析

推进逆城镇化,让社会精英到农村发挥引领作用,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从乡村振兴战略视角阐述逆城镇化的概念与作用,并基于社会行为学理论,从外部环境和行为主体两方面解析推进逆城镇化形成的动力因素及其作用关系,以此探析逆城镇化的前因后果。研究认为：促进逆城镇化形成与发展的动力可归纳为四个方面,即政府引导力、城市推动力、农村吸引力和基础支撑力;当前应以政府引导力、农村吸引力为着力点,以产业振兴为中心,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基于上述分析,可以从发挥逆城镇化在乡村振兴中的基础作用、发挥产业振兴在逆城镇化中的核心作用、健全促进逆城镇化发展的政策与机制、创造逆城镇化发展的基础条件等方面着手更好地推进逆城镇化。     

乡村振兴战略:历史脉络、理论逻辑、推进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追溯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历史脉络、理论渊源,研究其主要推进路径,有利于更好地开展我国新时代农业农村工作。从历史脉络看,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历史逻辑;从理论逻辑看,乡村振兴战略依循了马克思主义乡村发展和城乡关系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乡村发展、城乡融合思想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伟大实践;从推进路径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全面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健全“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加快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建设。     

新时代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逻辑理路及文化向度

乡贤治村在中国国家治理中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其浓厚的乡土情怀和丰富的文化资源为新乡贤入场乡村治理提供了内生性依据。在经历传统乡贤与乡土文化的深度互嵌以及近代乡贤与乡村社会的多维脱嵌后,新乡贤现已发展成为贯彻落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力量。新乡贤在乡村治理实践中汲取了传统乡贤治村的丰富经验和卓越智慧,并结合新时代乡村的发展现实,深入挖掘乡土新文化、嵌入治理新因子的逻辑理路,为乡村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振兴范式。在乡村文化振兴视域下,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耦合逻辑不仅能够拓展乡村文化发展空间,淬炼乡村文化特色品牌,而且可以通过文化治理的“软”手段,激发乡村主体的内生发展动力,助力乡村文化的全面振兴。     

新时代城乡共同富裕融合发展论——基于对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学习与研究

城市与乡村是一个有机体,城乡关系始终是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关系,也是我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的重点问题。现阶段我国正经历新经济社会形态的社会转型,城乡融合发展便成为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实现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乡村,振兴乡村不能就乡村论乡村,而是要形成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探寻城乡发展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并考虑城镇化建设基础上城乡一体化现状发现,我国城乡关系发展以解放发展生产力的实际需求为演变历程,以为群众民生谋福祉为目标。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统筹城乡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方面取得显著进展,但乡村基础设施滞后,城乡发展差距扩大;城乡发展要素双向流动不畅,阻碍城乡融合;城乡社会服务分配不均,制约城乡发展等诸多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严重放缓城乡共同富裕融合发展进程。新发展阶段推进城乡共同富裕,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新型城乡关系,整体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我国农业现代化明显滞后于城市现代化。突破城乡二元体制障碍,积极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战略实施,加强农村基础...     

多元共治: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创新模式

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互促共进，前者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题中的应有之义，也是实施该战略的助推器，后者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了新的契机。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可归因于相关主体责任缺失，既有地方政府"主导者"角色缺位，也有部分地方企业不重视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甚至污染或破坏环境的因素。另外，农民环保意识淡薄，非政府组织参与治理的能力有限等因素亦不容忽视。推进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实现乡村社会的全方位振兴，亟待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地方企业、农民、非政府组织、农村社区等"利益攸关者"各司其责，且"多元共治"。其中，地方政府切实承担起"主导者"责任；地方企业需强化保护农村生态环境的社会责任；农民应增强治理主体意识；非政府组织需提升参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能力；农村社区则应发挥生态环境治理的"主场"优势。     

数字乡村建设创新乡村治理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数字乡村发展战略是国家基于农业农村发展需要,以数字信息技术赋能乡村建设,助力实现高质量乡村振兴而做出的时代选择。数字信息化时代下,正确把握内蕴于乡村建设与乡村治理之间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有助于厘清当前数字乡村建设创新乡村治理的现实困境和内在逻辑,探索数字乡村建设创新乡村治理的重要路径:提升农民数字素养、创新社会参与渠道、构建乡村治理平台与完善配套政策体系,从而更好地实现数字乡村建设与乡村治理的融合,实现乡村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的现代化。     

乡村振兴战略三维向度论纲

正确认识乡村振兴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地位作用,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价值遵循。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以文明对接、城乡融合和中外互鉴作为基本导向,从历史、现实和比较的维度分析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文化向度、实践路径和场景模式,并尝试回答乡村振兴“为何提出”“如何操作”“以何为鉴”等问题。中国乡村振兴具有自身独特的实践基础,必须在传统与现代文明对接过程中,合理借鉴乡村振兴的域外经验,坚持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不断改善乡村生活、生产和生态环境。     

绿色发展：乡村振兴的前提条件和实践路径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的根本性问题。党的十九大做出了实施乡村振兴的重大战略决策，《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则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全面部署，确立了“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的基本原则。绿色发展回答了生产发展和生态保护如何实现统一、农业如何保持持续健康高效发展、农村如何摆脱对城市的依附三个关乎乡村振兴“何以可能”的关键性问题，阐明了实现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绿色发展的实现路径是生产力布局优化、“两山”转化以及消费绿色转型，科学回答了乡村振兴的“如何可能”的问题，阐明了实现乡村振兴的实践逻辑。     

理解县域内的城乡融合发展

无论是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还是城市化的“极化—扩散”效应及其关联的涓滴经济学思想,均与中国城乡发展的现实情境存在反差。尤其考虑到中国城乡阻隔的历史遗产与等级产权的制度基因,中国城乡融合发展面临着内生性困境。县域是国家宏观治理的基本单元,是汇聚农村人口、融通农村与城镇的核心载体。实证研究发现,以县城为载体的城乡融合发展可以有效改善居民的福利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中国的城镇化道路模式应该实施阶段性的战略转型,在“大国大城”的基础上推进“大国小城”战略,弥补小城镇发展的短板,加快以县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由此以乡村“镇”兴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推进县域内的城乡融合发展,谋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乡村振兴: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逻辑起点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已进入新时代并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战略是对新中国立国之初优先发展工业化的战略回应;乡村振兴是解决现阶段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手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农村的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能更好地传承乡村文化和保护农耕文明,为实现城乡文化融合发展创造条件。乡村振兴在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推动基础设施的城乡对接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分享,为农民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创造条件,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实现人的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和谐统一。     

试论法律移植的主体

本文在明确法律移植主体问题既是我国法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也是法律移植秩序化和我国法律体系完整性要求的基础上 ,从狭义的法律移植角度和宽泛的法律移植角度对法律移植主体构成进行阐述 ,认为法律移植主体应依法拥有法律移植权 ,而法律移植权属于立法权的范畴 ,故法律移植主体应具有专属性。就我国法律移植的现状而言 ,我国应尽快在法律中明确法律移植权的归属 ,使法律移植主体合法化、规范化     

法治层次论与法治发展模式

法治层次论主张法治由治理方式、制度形态、秩序状态和价值理念等4个高低不同的层次组成,这4个 层次,从宏观上又可分为制度法治和观念法治两大部分。法治建构论强调的是制度法治的建立方式,进化论针对 的是观念法治的衍生过程,二者不仅不相互排斥,反而是紧密相连的依存关系。     

性质命题及其对当关系审思

对性质命题的定义、种类、性质命题与性质命题形式、性质命题的对当关系做了全新的研究和解释。性质命题的定义不能以"性质"为种差,以"命题"为属概念;单称性质命题没必要与全称性质命题合并;性质命题与性质命题形式必须严格区分;主谓项分别相同的性质命题之间不存在真假不定的情况。     

国外意义协商研究三十年评述

意义协商是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在国外已经有30年的研究历史。意义协商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1)定性描述阶段(1980-1984年);(2)理论创建阶段(1985-1995年);(3)理论修正阶段(1996年至今)。本文分别对三个阶段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分析和归纳,指出其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意义协商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     

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加强我国税式支出管理

针对我国税式支出管理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在总结国际税式支出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就如何加强我国税式支出管理提出了若干对策和建议,如加快完善税收立法,特别是税式支出管理法;建立税式支出分析评估制度,加强税式支出的监督与管理;适时将税式支出纳入国家财政预算等.     

借鉴国际经验加强与改进税式支出管理

针对我国税式支出管理的现状及存在问题,在总结国际上税式支出管理的主要经验及做法的基础上,就如何加强与改进我国税式支出管理,提出了若干对策和建议结合我国财政职能的转换及国情,重新界定税式支出的范围与活动领域;加快完善税收立法,特别是税式支出管理法;建立税式支出分析评估监督制度;逐步把税式支出纳入国家财政预算等.     

海运提单项下的提货权与承运人无单放货责任的认定

通过对我国《海商法》相关规定的分析 ,引申出海运提单项下的提货权的概念 ,提出持有提单是主张提货权的必要条件 ,提单持有人可以凭提单而请求提取货物是主张提货权的充分条件 ,指示提单只有通过有效的背书才能成为提货权的凭证 ,承运人无单放货行为侵犯的客体是提单项下的提货权 ,提货权是索赔人以承运人无单放货为由向承运人提出损害赔偿的前提条件。     

关于产业竞争优势源泉的考察

产业竞争优势理论可以划分为传统产业竞争优势理论、新产业竞争优势理论和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三个阶段。传统产业竞争理论认为,劳动生产率、国家的生产要素结构和产品的要素投入结构是产业竞争优势的源泉。新产业竞争优势理论指出,规模经济、产品生命周期、代表性需求等因素对产业竞争优势具有显著影响。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强调,钻石体系愈完善,产业愈能确立竞争优势。产业竞争优势理论对于中国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实证分析

由于我国当事人取证能力的薄弱,法官倾向于将客观证明责任转化为主观证明责任来加以使用,笔者得出客观证明责任的重要性更多地体现在对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取证方向的指引。而由于我国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在法律中规定的极为不明确,导致二审改判率的上升,因此笔者主张在实体法的制定过程中,要注意将证明责任的分配规则规定得更为明确,给法官以明确的指引。     

法治概念的性质探析

法治概念是法治理论的基础,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前提.对法治概念性质的不同理解,内在地包含着对法治建设内容的不同规定,甚至内在地规定着法治建设的不同模式.从性质上讲,不能把"法治"概念局限在法律自身范围之内而仅仅将其视为一个纯粹的法学概念,法治内在地包含着道德价值追求和基本政治原则,甚至包含着对法律的热忱和信仰.法治应该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因而法治建设也就是一个融政治建设、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于一体的综合性社会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