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福利与生育率影响机制的理论探微及实证辨析

作为社会福利的子集,生育福利被多数研究和政策实践认为有助于生育赤字治理。但发达国家近几十年来的实施效果却差强人意,过度的生育福利增加了政府财政负担,部分国家因此陷入“福利陷阱”,拖累了经济增长,生育福利“错配”甚至导致某些国家民族结构出现较大改变,给未来带来隐忧。基于理论—实证双重视角,社会福利对生育率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其净影响究竟如何,理论层面难以定论。经验数据表明,社会福利与生育率间呈微妙的负相关关系,生育福利短期或许有助于低生育率的轻微反弹,但长期看不容乐观。“福利陷阱”与“低生育率陷阱”两者共生是人口和家庭再生产激励倒置的必然后果,只有降低子孙后代的公共产品属性,提升生育行为的家庭回报率,把适度生育福利供给与中华优秀传统生育文化复兴紧密联系起来,配合其他公共政策强化对新生代的婚育教化,实行东方之治而非西方模式才能克服人口危机。     

超低生育率地区人口结构性问题与应对措施——以江苏省太仓市为例

长期超低生育率必然对人口总量、结构产生深刻的影响.本文以江苏省太仓市为例,研究低生育率与预期寿命提高带来的人口结构性问题及应对措施,为中国低生育水平地区提供借鉴.分析太仓人口发展状况发现,长期的超低生育率使太仓户籍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超过二十年为负值.同时基准人口比例也低于同期全国的基准人口比例,长期处在远低于1的状态,户籍人口过快衰减的特征非常明显.太仓由于户籍人口缺少生育水平提升的空间,依靠自身难以实现年龄结构均衡.这其中育龄妇女人数的减少、女性晚婚比例的提高,使已婚育龄妇女人数明显减少,而希望生育两个及以上孩子的妇女也占比较低.这些因素的存在,与低生育率陷阱理论中影响出生率上升的强化机制完全吻合.太仓生育水平的提高缺少足够的动力,未来必然保持原有生育水平甚至会继续下降.太仓户籍人口依靠人口迁移缓解了自然增长的持续下降,外来人口缓解了人口数量和结构矛盾,但增速已经由快到慢.从太仓应对人口结构性问题的措施来看,面对人口结构不均衡带来的老龄化比例较高、独生子女婚育冲突以及失独家庭等问题,需要基于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培育和社会工作现代化体制建立“三社联动”思想,发展志愿者团队和社工机构,为政府购买养老等服务提供支持,使社会矛盾和冲突在基层得到有效解决.针对中国很多地区还是处于未富先老状态,政府购买服务缺少经济支持,需要在预防低生育率陷阱产生以及养老支持定位于保基本方面做更多的努力.     

东北地区低生育率陷阱问题研究

低生育率问题是影响东北地区人口均衡发展、地方经济振兴和边疆稳定的重大战略问题.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东北地区总和生育率就已经低于更替水平.2000年总和生育率低于1.0,成为超低生育率地区.东北地区出生率持续低迷,2019年东北地区出生率比全国低40％以上,出生人口数量进入持续减少阶段.与2000年相比,2019年出生规模降低了37.5％,降低幅度最大的黑龙江省达到了40.4％.从低生育陷阱理论机制分析发现,未来东北地区提升生育水平面临很多困境,育龄妇女人数减少且年龄老化,婚育结构变化,叠加人口迁移流动,人口增长负惯性持续强化.从取消生育限制、提高生育意愿、减少妇女流出和提高已婚育龄妇女数量等方面入手,可以减缓出生人口持续减少的状况,遏制低生育率陷阱的继续加深.     

浙江省21世纪适度生育率研究

本文系“持续低生育率的挑战与建议”课题研究报告中的一部分。文章以我省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为出发点，研究适度人口量的上限值，再结合人口年龄结构合理化，从数十种生育率方案中选择比较理想的２１世纪人口发展理想模式。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明确提出，浙江省普遍实行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孩子的最佳时机是２１世纪中期，当然这也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低生育率下生育政策改革建议

本文首先梳理了我国低生育问题产生的历史背景与现状,然后在分析生育率迅速下滑原因的基础上提出提升我国人口生育率的改革建议.本文认为,为了提升生育率:一是应当改革产假制度,缓解职场"女性歧视",降低女性生育机会成本.二是应当大幅提高生育保险缴存标准,并通过增加现金津贴,设置生育激励基金奖励企业鼓励生育行为.三是应当为积极响...     

低生育率是中国的福音?——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看中国人口发展现状与前景

本文利用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对2000-2010年间妇女生育率进行了估算,考察与分析了中国人口发展的现状与前景。研究表明:中国妇女生育率早已降至1.5左右的极低水平,生育率过低不是中国的福音,如果任其发展,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前景将不堪设想。重新审视中国面临的人口形势与人口问题,调整现行生育政策是避免中国未来出现严重人口危机的必然的战略选择。     

山东省实际生育率低于政策生育率的原因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山东省妇女生育水平明显低于政策要求水平。全省实际生育率低于政策生育率,主要是计划生育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强有力的计划生育工作,规范了妇女的生育行为,妇女的生育模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妇女按“晚、稀、少”的生育模式生育是造成山东省妇女实际生育率下降的根本原因。     

论人口生育率下降的宏观经济社会效益

人口生育率下降，取得理想经济社会效益，应有必要的经济社会条件相配合。只是单纯的人口生育率下降，难以取得相应的经济社会效果。从我国历史和外国经验考察，人口生育率下降引起的人口环境的巨大变化，对于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生活质量等方面都表现出明显的经济效益。研究人口生育率下降的经济社会效益，是我国现阶段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待深入研究与解决的新课题。     

近喜远忧的持续超低生育率--以苏州为例

本文在对苏州人口发展的历史、现状与前景进行考察的基础上,研究与分析了持续超低生育率的社会经济后果及其可供选择的应对方案,并对与此有关的人口红利与人口亏空、可持续发展的人口条件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指出近喜远忧的持续超低生育率不应成为我国所追求的政策目标。     

我国农村生育率转变道路研究

生育率转变是人口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传统人口学根据西方国家人口转变的经验总结出一套生育率转变的标准模式，即经济发展是生育下降的唯一动因。本文在研究中国农村生育率转变的过程中发现，中国农村生育率的转变有别于传统的标准模式，即在社会改革和社会制度的创新为生育率下降创造了必要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同时，计划生育政策在生育率下降的过程中起了巨大的作用，表明中国农村生育率转变走的是一条计划生育与社会发展并举的特殊道路。     

低生育研究——人口转变论的补充和发展

本文针对我国人口发展的新情势进行了理论的和对策性的研究。本文认为,目前中国已进入了低生育率国家的行列。但低生育目标的实现,现代人口转变的趋于完成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口问题的终结。首先,中国低生育的实现有其特殊性,是不稳定、不平衡、也不彻底的,生育率转变的任务并未完成;其次,伴随生育率的下降和转变,我国人口问题的焦点开始从高生育率带来的挑战转向人口老龄化及其它和低生育有关的问题。世纪之交的中国正处在这样的人口问题转型期。从人口再生产规律角度看,中国人口控制的目标并非简单地越少生越好,也非生育率越低越好。最优的生育率调整是超前有序的。由于低生育及其新人口问题的出现,人口转变理论的解释力和预见力开始受到挑战。本项研究是对人口转变论的补充和拓展。     

论“三步走”中国人口发展战略

纵观21世纪上半叶我国人口态势和特点,"五大人口高峰"相继到来:人口总量高峰将在2030年前后到来;10多年后劳动年龄人口即可达到最高峰值;本世纪中叶将迎来人口老龄化高峰;流动人口已临近最高峰值;出生人口性别比达到新的高峰。以人口零增长为战略目标的人口发展战略,根据"着陆"方式的不同,分别可称之为"硬着陆"、"软着陆"和"缓着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20年和更长远一些时间的人口发展战略,应建立在"软着陆"方案的基础上,这个方案并不要求生育率继续下降,相反,在稍有回升后才保持相对的稳定。具体的生育政策选择为:全面不分城乡,双方均为独生子女者结婚一律允许生育两个孩子;农村一方为独生子女者结婚,允许生育两个孩子,现在也可以实施,城镇可暂缓几年,2010年以后组织实施为宜;在有效制止三孩及以上多孩生育条件下,农村可不分性别普遍生育两个孩子。     

低生育率的社会学后果研究

一、中国当前的低生育率水平我国人口生育率在经历了 70年代迅速下降、80年代的波动之后 ,于 90年代进入了一个新的分水岭 ,即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水平又进一步降到了更替水平之下。进入 90年代 ,中国人口生育率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生育水平在更替水平之下的人口比重由 80年代末期的 33 %上升到 1992年的 82 %① ,中国人口生育率转变发生了质的飞跃。世纪之交 ,我国总体人口继续保持着低生育水平 ,1999年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水平仅为 1 8,低于更替水平许多。就世界范围来看 ,我国生育率水平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更低于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水平 …     

贫困山区生两胎的政策值得商榷——对四川省南江县的调查

近年来,我国在计划生育工作上稍有松动,人口生育率就有所回升。当前,正进入第三次人口生育高峰,这个问题更值得重视。最近,笔者在四川省南江县作了一些调查,发现贫困山区(海拔800米以上的山区)实际上推行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的政策。这是值得商榷的。我认为,贫困山区仍应推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     

我国人口负增长和老龄社会的大趋势与新形势——基于“七普”数据再认识

人口转变的动态过程是人口全要素的整体变化,延伸人口发展规律的轨迹。低生育率是未来人口的基本面,人口负增长与人口老龄化如影相随,出生性别比长期偏高的后果惯性显现,人口分布空间差异日渐明显,均是人口规律呈现的必然和大趋势,难以更改。然而,"七普"数据展现了当前和未来人口发展的新形势和新特点,超低生育率水平引发人口总量安全、结构安全和流动迁徙安全问题,区域人口流失造成人口负增长与区域发展矛盾尖锐,家庭功能整体弱化带来社会安全隐患等。人口负增长和老龄社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是长周期的、全方位的、系统性的,面对新生事物,要理性认识低生育率和人口负增长,辩证分析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的利弊,充分应对人口老龄化形势,激活老龄社会的新人口红利。     

生育率下降与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对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认识与思考

以生育率下降为核心的人口转变是人口变动与发展的必然趋势。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示,经济社会发展可以自然引致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转变;我国的实践说明,在低发达水平条件下通过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也可以实现人口转变,但需要付出高昂的经济政治成本,并造成"未富先老"等严重的人口社会经济问题。对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应该从深层次上进行反思;对当时承诺只用于"一代人"、已达到预期目的、并造成严重后果的计划生育政策,必须尽快做出调整。     

多层社会资本对育龄群体生育行为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库的实证研究

我国总和生育率自1992年起低于更替水平，低生育率是新时代我国人口的新变化、新特征，并成为一个凸显的人口问题。因此，了解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尤为重要。为探究多层社会资本对育龄群体生育行为的影响，运用CFPS2018年数据发现：（1）多层社会资本显著影响了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2）整体社会资本可提高育龄群体的满足感，从而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导致其生育行为减少；（3）多层社会资本的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较高年龄组的个体社会资本对生育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家庭社会资本在30岁及以上群体中的影响最为显著，性别差异主要表现在团体社会资本上。总体而言，社会资本对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均有影响，特别是在现代人际关系与人际交往能满足人的多重需要，更显著地降低了生育需求，进一步造成了低生育率结果甚至是超低生育率。     

生育政策的哲学思考

遏制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口太多,促成这一现实的直接因素则是妇女生育率过高。生育政策对妇女生育率的提高或降低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人们对于生育政策的作用程度之大小则有着不同的看法。因此,有必要对生育政策的性质、作用等进行一番研究。 一、生育政策及其本质     

死亡率、生育率与经济增长

在世代交替模型的框架下研究了死亡率、生育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此基础上通过数据模拟验证其相互关系,得到了以下结论:(1)随着死亡率下降,家庭将降低生育子女数量,并增加对每个生育子女的教育投资和健康投资。(2)随着死亡率下降,劳动力增长率下降,人力资本增长率上升,经济增长率不确定。利用我国实际参数进行的数值模拟显示,在当前条件下,随着死亡率的下降,我国经济增长率将得到进一步提升。(3)劳动力增长率增加抑制经济增长率上升,而人力资本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率起促进作用。据此提出坚持和完善现行生育政策,着力提高劳动者素质等政策建议。     

降低法定结婚年龄:我国社会转型的必然趋势

目前实行的相对较高的法定结婚年龄本质上是为了降低生育率,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制度变革与发展,它们已经不适应了,法定结婚年龄应当降低必须降低.本文首先从历史、人权、法律、世界水平、青少年成长的角度说明降低法定结婚年龄的必要性.随后通过经济发展、教育程度对初婚年龄的影响说明降低法定结婚年龄不会带来大量的早婚.通过生育年龄、生育率的变化趋势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说明当代和未来的公民倾向于晚育,早结婚不等于早生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