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福利与生育率影响机制的理论探微及实证辨析

作为社会福利的子集,生育福利被多数研究和政策实践认为有助于生育赤字治理。但发达国家近几十年来的实施效果却差强人意,过度的生育福利增加了政府财政负担,部分国家因此陷入“福利陷阱”,拖累了经济增长,生育福利“错配”甚至导致某些国家民族结构出现较大改变,给未来带来隐忧。基于理论—实证双重视角,社会福利对生育率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其净影响究竟如何,理论层面难以定论。经验数据表明,社会福利与生育率间呈微妙的负相关关系,生育福利短期或许有助于低生育率的轻微反弹,但长期看不容乐观。“福利陷阱”与“低生育率陷阱”两者共生是人口和家庭再生产激励倒置的必然后果,只有降低子孙后代的公共产品属性,提升生育行为的家庭回报率,把适度生育福利供给与中华优秀传统生育文化复兴紧密联系起来,配合其他公共政策强化对新生代的婚育教化,实行东方之治而非西方模式才能克服人口危机。     

东北地区低生育率陷阱问题研究

低生育率问题是影响东北地区人口均衡发展、地方经济振兴和边疆稳定的重大战略问题.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东北地区总和生育率就已经低于更替水平.2000年总和生育率低于1.0,成为超低生育率地区.东北地区出生率持续低迷,2019年东北地区出生率比全国低40％以上,出生人口数量进入持续减少阶段.与2000年相比,2019年出生规模降低了37.5％,降低幅度最大的黑龙江省达到了40.4％.从低生育陷阱理论机制分析发现,未来东北地区提升生育水平面临很多困境,育龄妇女人数减少且年龄老化,婚育结构变化,叠加人口迁移流动,人口增长负惯性持续强化.从取消生育限制、提高生育意愿、减少妇女流出和提高已婚育龄妇女数量等方面入手,可以减缓出生人口持续减少的状况,遏制低生育率陷阱的继续加深.     

超低生育率地区人口结构性问题与应对措施——以江苏省太仓市为例

长期超低生育率必然对人口总量、结构产生深刻的影响.本文以江苏省太仓市为例,研究低生育率与预期寿命提高带来的人口结构性问题及应对措施,为中国低生育水平地区提供借鉴.分析太仓人口发展状况发现,长期的超低生育率使太仓户籍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超过二十年为负值.同时基准人口比例也低于同期全国的基准人口比例,长期处在远低于1的状态,户籍人口过快衰减的特征非常明显.太仓由于户籍人口缺少生育水平提升的空间,依靠自身难以实现年龄结构均衡.这其中育龄妇女人数的减少、女性晚婚比例的提高,使已婚育龄妇女人数明显减少,而希望生育两个及以上孩子的妇女也占比较低.这些因素的存在,与低生育率陷阱理论中影响出生率上升的强化机制完全吻合.太仓生育水平的提高缺少足够的动力,未来必然保持原有生育水平甚至会继续下降.太仓户籍人口依靠人口迁移缓解了自然增长的持续下降,外来人口缓解了人口数量和结构矛盾,但增速已经由快到慢.从太仓应对人口结构性问题的措施来看,面对人口结构不均衡带来的老龄化比例较高、独生子女婚育冲突以及失独家庭等问题,需要基于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培育和社会工作现代化体制建立“三社联动”思想,发展志愿者团队和社工机构,为政府购买养老等服务提供支持,使社会矛盾和冲突在基层得到有效解决.针对中国很多地区还是处于未富先老状态,政府购买服务缺少经济支持,需要在预防低生育率陷阱产生以及养老支持定位于保基本方面做更多的努力.     

低生育率下生育政策改革建议

本文首先梳理了我国低生育问题产生的历史背景与现状,然后在分析生育率迅速下滑原因的基础上提出提升我国人口生育率的改革建议.本文认为,为了提升生育率:一是应当改革产假制度,缓解职场女性歧视,降低女性生育机会成本.二是应当大幅提高生育保险缴存标准,并通过增加现金津贴,设置生育激励基金奖励企业鼓励生育行为.三是应当为积极响...     

死亡率、生育率与经济增长

在世代交替模型的框架下研究了死亡率、生育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此基础上通过数据模拟验证其相互关系,得到了以下结论:(1)随着死亡率下降,家庭将降低生育子女数量,并增加对每个生育子女的教育投资和健康投资。(2)随着死亡率下降,劳动力增长率下降,人力资本增长率上升,经济增长率不确定。利用我国实际参数进行的数值模拟显示,在当前条件下,随着死亡率的下降,我国经济增长率将得到进一步提升。(3)劳动力增长率增加抑制经济增长率上升,而人力资本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率起促进作用。据此提出坚持和完善现行生育政策,着力提高劳动者素质等政策建议。     

人力资本、生育率与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

本文借鉴内生增长理论的相关文献,并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试图将人力资本、生育率以及二者的互动影响作为观察和分析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基本变量。相对于城市来说,农村地区的高生育率和低人力资本积累率所导致的马尔萨斯稳态,是农民收入增长困难的根本原因;而城市部门已进入低生育率、高人力资本存量和积累率共同推动的持续增长均衡阶段。城乡收入差距调节政策的主要着眼点,应是提高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水平和降低其生育率。城乡教育结构调整可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首选政策,同时以城市化推进政策相配套。     

1980—2010:中国人口政策三十年回顾与展望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5.8下降到略低于2,创造了中国人口奇迹.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实事求是路线的确立,冲破了教条主义的束缚,恢复、发展了人口学,为计生工作创造了良好环境.1980年中共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公开信>的发布被认为是计划生育工作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标志.此后,国家高度重视计划生育工作,将计划生育列为基本国策,从政策法规制定、物质投入和组织建设各方面为人口计生工作提供保障,使中国人口控制成功度过"爬坡阶段".     

低生育率是中国的福音?——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看中国人口发展现状与前景

本文利用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对2000-2010年间妇女生育率进行了估算,考察与分析了中国人口发展的现状与前景。研究表明:中国妇女生育率早已降至1.5左右的极低水平,生育率过低不是中国的福音,如果任其发展,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前景将不堪设想。重新审视中国面临的人口形势与人口问题,调整现行生育政策是避免中国未来出现严重人口危机的必然的战略选择。     

教育不平等与生育率--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

运用教育基尼系数量化我国1990-2010年31个省份的教育不平等程度,旨在检验生育率对教育不平等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生育率下降能显著改善我国教育不平等程度,但农村生育率下降对农村教育不平等的影响作用很小,城镇生育率下降反而会加剧城镇教育不平等,说明我国生育率下降主要是降低了城乡间的教育获得差距。生育率下降均有益于非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分配公平,少数民族地区的效果并不显著。另外,教育扩展政策、政府增加教育投入能非常有效地解决我国教育不平等问题,同时应注意政策适当向少数民族地区和农村倾斜。     

我国人口负增长和老龄社会的大趋势与新形势——基于“七普”数据再认识

人口转变的动态过程是人口全要素的整体变化,延伸人口发展规律的轨迹。低生育率是未来人口的基本面,人口负增长与人口老龄化如影相随,出生性别比长期偏高的后果惯性显现,人口分布空间差异日渐明显,均是人口规律呈现的必然和大趋势,难以更改。然而,"七普"数据展现了当前和未来人口发展的新形势和新特点,超低生育率水平引发人口总量安全、结构安全和流动迁徙安全问题,区域人口流失造成人口负增长与区域发展矛盾尖锐,家庭功能整体弱化带来社会安全隐患等。人口负增长和老龄社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是长周期的、全方位的、系统性的,面对新生事物,要理性认识低生育率和人口负增长,辩证分析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的利弊,充分应对人口老龄化形势,激活老龄社会的新人口红利。     

东北地区人口负增长特征及突出问题研究

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表明,近30年来东北地区人口总量经历了从1亿人以上下降到1亿人以下的变化过程。研究发现：与2010年相比,2020年东北地区人口增长率为-10.04%,其中黑龙江省人口增长率为-16.87%,成为全国人口负增长最严重的省份。在东北地区38个地市级行政单位中有33个人口负增长,11个边境地级市总人口10年间下降接近1/5,黑龙江省两个地级市人口增长率低于-30%。与俄罗斯、日本和韩国相比,东北地区出生人口下降速度更快,人口负增长进程更明显。根据稳定人口理论判断,东北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处于失衡状态,劳动力老化严重,特别是在农村,50岁及以上人口超过一半。缓解或减缓东北人口负增长的趋势,一方面应提高人口自然增长率,另一方面应减缓人口外流速度,有效降低人口负增长的负面影响。     

生育率下降与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对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认识与思考

以生育率下降为核心的人口转变是人口变动与发展的必然趋势。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示,经济社会发展可以自然引致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转变;我国的实践说明,在低发达水平条件下通过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也可以实现人口转变,但需要付出高昂的经济政治成本,并造成"未富先老"等严重的人口社会经济问题。对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应该从深层次上进行反思;对当时承诺只用于"一代人"、已达到预期目的、并造成严重后果的计划生育政策,必须尽快做出调整。     

再倡调查研究

对调查研究的忽视和淡漠,造成了新闻报道的肤浅和失衡。要改变新闻报道浅偏现状,需要再次倡导调查研究,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再倡调查研究

对调查研究的忽视和淡漠,造成了新闻报道的肤浅和失衡.要改变新闻报道浅偏现状,需要再次倡导调查研究,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公共灾难事件行政调查:目的、主体与机制

公共灾难事件行政调查的目的在于还原事实真相,不在于追究责任,行政调查与行政决定、技术调查与司法调查应两相分离.公共灾难事件行政调查的主体必须独立、专业、权威.独立是调查主体的法律地位要求,专业是调查主体的能力要求,权威是调查主体的声誉要求.公共灾难事件行政调查应特别强调对公众负责,调查应当处于公开状态,做到过程公开、证据公布、结果公示.公共灾难事件的调查报告是事件调查的结论性行政文书,只能在行政决定中有限适用,不得作为刑事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直接适用.     

网站调查与实地调查的实证对比研究：样本偏差程度及其方法论意义

笔者们在完成总人口的多阶段抽样的笔记本电脑辅助的实地调查之后，以缩减的同一问卷进行网站调查。两者的可比性得以论证。通过对照分析，发现网站调查应答者的阶层分布相比于前者出现了全面的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证明网站调查既不能代表总人口，也不能代表网民，甚至不能代表城市男性网民。网站调查的兴旺与不受批评的现状，来源于当前大众的信息饥渴与无知IT从业者和无良传媒商的自觉合谋制造以及学术界对社会责任的忽视。网站调查本质上是招募调查，因此不是做不到而是不需要总体界定与随机抽样。这违背了科学研究方法的基本定义，因此网站调查只能向着开展定性调查的方向发展。     

论定量调查与定性调查的整合

"定量调查与定性调查应该结合起来",这样一个命题与努力方向其实是来源于对这两种调查方法的理解尚不够深入.对目前我国社会学界所做出的多种尝试进行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定量调查与定性调查之间是一种组合,而不是结合,而且也无法结合,进一步的发展方向应该是由定性研究来整合定量研究,而不是相反.     

分工、陷阱与模块化

分工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在后福特制生产方式中,分工并不存在"陷阱",分工并没有过时.分工不仅不存在分工陷阱,反而随着后福特制生产方式的发展而进一步深化了,模块化就是现代经济条件下分工深化的体现.     

论侦查、调查与强制及其合法性审查

侦查与调查之间并无本质差别,侦查本身便是由一系列调查活动构成的。调查活动根据是否涉及基本权干预,可以区分为任意调查与强制调查。强制包括对人身自由的强制以及对其他基本权利的强制,后者属于调查活动的一种,而前者则不能被归入调查的范畴,因为对人身自由的强制只能作为一种预防性手段,而不能用于获取证据。留置在监察法中亦被定位为一种预防性的强制手段,但由于相应规制的缺失,存在被滥用的危险。在刑事审判中,对于监察机关和侦查机关采取的各项强制处分,应适用同样的合法性审查标准,而此种标准的真正贯彻,要求必须采用一种开放性的参与式调查和侦查模式,辩护律师的有效介入则是实现此种模式的必备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