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投资者的投资组合管理

证券市场上的机构投资者持有的证券往往不止一种，所以都面临着如何构建有效的投资组合的问题。本文分别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分析了机构投资者投资组合的构建与动态优化问题，并对新的金融工具纳入投资组合进行了探讨。     

机构投资者会提高股价崩盘风险吗？——基于投资组合视角

以中国2003—2019年持有A股上市公司股票为样本，基于投资组合视角研究机构投资者异质性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意愿受到投资组合影响，监督型机构投资者不会显著增加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相反，非监督型机构投资者会显著增加企业股价崩盘风险。影响机制检验显示，非监督型机构投资者通过增加信息不对称程度加剧了股价崩盘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相比于其他企业，非国有和公司治理水平低的企业中非监督型机构投资者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加剧作用更为显著。以投资组合为研究起点，探讨机构投资者异质性对股价崩盘风险的非对称影响，为证监会引导机构投资者积极参与治理、降低股价崩盘风险提供理论依据。     

我国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必要性及障碍分析

从我国上市公司中的“内部人控制”问题改进以及机构投资者本身投资策略选择需要等两个方面提出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必要性。针对我国机构投资者发展现状以及其遇到的障碍问题,如机构投资者多重代理、利益纠缠、“搭便车”、法律制度不完善等,提出了培育负责任的机构投资者、优化机构投资者自身治理以及改进法律环境因素等对策建议。     

机构投资者持股会提高劳动投资效率吗？——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培育机构投资者是建设高质量资本市场的重点,对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优化企业资源配置起着关键作用。基于2010—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出发,考察了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劳动投资效率,具体表现为机构投资者持股抑制了雇佣冗余,缓解了雇佣不足和解雇过度。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两类代理成本的降低和融资约束的缓解是机构投资者提高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重要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更显著,劳动密集度则对两者关系无显著影响。因而,吸引优质机构投资者、健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和加强市场化建设是提高企业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关键。     

共同机构投资者能否促进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基于公司违规视角

有效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是学术研究的热点,也是监管机构监管的重难点,更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基于一种新兴市场化机制——共同机构投资者出现的契机,运用2007—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共同机构投资者与公司违规的关系。研究发现,共同机构投资者通过发挥行业协同、监督治理和资源聚集效应抑制了投资组合公司违规行为。进一步分析发现:共同机构投资者能够有效减少投资组合公司的信息披露违规和经营违规,而对领导人违规行为的抑制作用有限;长期共同机构投资者对投资组合公司违规行为的治理效应更明显;共同机构投资者对投资组合公司违规行为的抑制作用在企业经营风险高、行业竞争程度低和媒体关注度高时更大;并且,共同机构投资者能够有效削弱投资组合公司违规与经营业绩的负相关关系。因此,政府应充分发挥共同机构投资者的协同治理作用,公司应努力培育和保持核心竞争力吸引共同机构投资者持股,以促进公司高质量发展。     

论企业投资者投资行为合规化治理制度的构建

投资者投资营利性企业是为了获得投资回报和通过企业发展增长社会财富。投资者投资行为合规指向是企业经营资格和企业经营过程合乎法律法规等国家正式规范和习俗、惯例等非正式规则。这也是企业投资者投资行为合规风险点识别标准。企业投资者投资行为合规风险点确定后,建立企业投资者投资行为合规制度应以风险防范为目标,建立企业合规组织,赋予合规组织以调查权力、接收举报违规权力,其首先保证企业经营资格和经营内容合规,其次是建立企业投资者内部行使投资者权利合规程序,包括股东会议事规则、权力运行程序、小股东权利保护、企业解散清算等权利。     

投资者情绪下企业投资行为及其成长性研究——来自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行为金融学理论,以深圳交易所2006～2009年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投资者情绪与上市公司投资及非效率投资与上市公司成长性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以换手率为代理变量的投资者情绪与企业投资及非效率投资与成长性间都呈负相关关系.为了使检验结果更具稳健性,以上市公司年度托宾Q回归的残差衡量投资者情绪,检验了投资者情绪与上市公司投资的关系;同时,以托宾Q值衡量企业成长性,也得到相似的结果.     

股权激励模式与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研究——基于代理成本中介和股权集中调节的视角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2010-2015年234家实施股权激励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探讨了股权激励模式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与限制性股票激励模式相比,股票期权激励模式对过度投资的影响更显著,对投资不足的影响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代理成本在股票期权激励模式与企业过度投资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股权集中度会弱化股票期权激励模式对过度投资的抑制效果;同时也会弱化股票期权激励模式与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强度。     

机构投资者促进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三重动机——基于英国视角分析

机构投资者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不但热衷于资本的运作和利润的追逐,而且也注重公司社会责任的承担和商业与社会关系的改善.但是,近年来的研究并没有能够系统地分析是何种动机驱动机构投资者积极关注并促进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而这却是研究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实践中的角色与作用不可逾越的重要课题.对于这个课题的研究,西方学者基于商业伦理和组织心理学研究而提出的三重动机分析模型可作为一种有效的研究平台,英国公司治理环境下的机构投资者的表现可作为研究例证,用以分析和阐释机构投资者积极促进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真实原因.分析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是在手段性动机、相关性动机和道德性动机的共同驱动下积极促进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     

性别差异视角下证券投资行为分析--来自第三届新浪财经投资顾问大赛的证据

社会普遍认为女性不适合参与金融投资,女性专业投资人的投资能力亦不如男性。本文利用新浪财经第三届投资顾问大赛的数据对证券投资行为的性别差异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男女选手总收益是没有显著差异的,而短线交易频次和较长时期（三个月）的活跃度都有显著的性别差异,说明男女投资顾问的投资能力相当,没有孰优孰劣,而二者的投资风格是有差异的,具有互补性。证券公司应放弃偏见和传统观念,充分肯定并重视女性投资顾问的价值,提供更好的职业平台和发展机会,以便发挥其作用,同时女性投资顾问也应树立自信心。     

公共治理视域下政府行为与公众响应的演化博弈

公共治理强调公众的主动参与意愿,其有效性取决于政府和公众二者演化博弈的结果。利用演化博弈理论剖析公共治理过程中政府和公众的行为逻辑,构建群体视角下的政府和公众行为演化模型,并通过演化博弈的方法对双方的行为进行说明,从而提出正确引导公众参与、控制政府公共治理成本、建立公共治理惩罚机制等对策建议,为政府公共治理的科学决策提供参考。     

控制权视角下投资者利益保护的研究综述

为探讨如何有效保护投资者利益免受侵害的问题,通过采用文献分析法等方法,指出国内外关于控制性股东私有收益、控制性股东监督效应和决策权动态配置这三个方面的研究存在不足,并提出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破解渠道投机的恶性循环:合同治理与关系治理权变模型

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关系契约理论与相互性理论,实证探讨了合同与关系规范对渠道投机行为及其相互性的影响。从制造商角度收集数据,采用层次回归分析发现:经销商的投机行为会加重制造商的投机行为(相互性);经销商可以通过单独使用合同或关系规范减弱制造商的投机行为,也可以共同使用它们以达到更好的效果;不过在抑制渠道投机相互性方面,只有共同使用合同与关系规范才能将其有效减弱,减弱的效果随不同的组合水平而定。     

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视域下我国城市治理现代化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使广大人民享受高品质生活”。而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正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及其治理的重要指导理论，为推进我国城市治理现代化，高质量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开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提供了重要学理支撑。本文在总结与反思学界关于我国城市治理现代化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阐明城市治理现代化不仅是开启第二个百年新征程的应然要求，而且还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这就使城市治理现代化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然选择。与此同时，回到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的原初语境，基于《资本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立足于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视域，审视其哲学意蕴，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的历史性批判来激活对城市在现代社会发展中重要地位的认识，还是其通过对现代“市民社会”的批判来夯实探究城市发展一般规律及趋势的历史观基础，抑或是他通过对城市与人的发展的批判来确立促进城市发展与人的发展相统一的基本思路，实际上都是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为现代城市发展和我国城市治理...     

国家大义:边疆治理视阈下清代云贵地区义仓建设研究

清朝承继并发展形成传统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大一统格局,常平仓、社仓和义仓的发展完善,使清朝在各省建立起集仓储和荒政为一体的社会治理机制,并在救灾实践中提升了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粮食储备和赈灾救民关乎国家安全和边疆社会稳定,清代国家治理过程中的整体行政能力和社会治理水平,较大程度上满足了云贵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需要,义仓建设作为多元协同参与的公共治理体系,其内地化发展态势深化了清朝政府对西南边疆地区自然资源的吸纳和社会治理格局的重构。义仓作为清朝政府应对灾害和荒年于各直省府厅州县地方设置的粮仓,其本质上是一种以民间社会力量参与为主、自主经管性质的救荒恤贫仓储类型和粮食储备制度,清政府通过义仓的建设和施济,较大程度上实现了对西南边疆治理的深度干预。清代云贵地区的义仓多设置于市镇,亦有部分建于少数民族村寨,存仓粮食主要由地方官员、士绅及民众自愿捐置,并在荒年通过无偿赈济的方式为灾黎提供保障。云贵地区的义仓经营管理及其灾荒赈济功能的调适与整合,是西南边疆地区内地化进程中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的重要样态,为清朝政府加强对西南边疆的社会治理提供了路径依赖。清代云贵地区在从华夏边缘向民族边疆变迁的过程中,内地化这一变迁主流成为西南边疆地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协同并进的主要驱动力。义仓建设作为清朝国家强化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底层社会对国家认同的重要途径,是"国家在场"的"隐喻"。本文从边疆观与边疆治理的视角分析清代云贵地区的义仓体系的构建及其在西南边疆地区粮食安全保障和备荒救灾能力建设中的作用,以进一步探究清朝国家治理、边疆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和体系的丰富内涵。云贵地区义仓的建设是对传统重农重粮思想的体现和实践,是清朝加强西南边疆治理的重要策略,随着清政府在西南边疆地区统治秩序的规范化和系统化,义仓建设在灾荒赈济和西南边疆内地化的过程中提升了云贵地区基层社会的协同治理能力。     

农村人民调解解纷效能变化机理及增效策略——基于“三治”环境的分析框架

人民调解是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重要工具,工具效能的高低必然受到环境因素影响。从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调解环境出发构建分析框架,对农村人民调解解纷效能变化机理及增效策略展开探讨。研究发现农村人民调解解纷效能最优态势的形成主要缘于自治环境和德治环境相对平衡,法治环境影响力小,且特定的社会背景对法治环境要求低,但原有环境从动态平衡转向暂时失衡,即自治环境嵌入行政,法治环境日渐成熟,德治环境受到破坏,打破了原有环境系统的和谐性,从而降低了农村人民调解解纷效能,导致当前农村人民调解解纷效能难以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相媲美。新时代国家增强农村人民调解解纷效能需要高度重视调解环境要素,树立自治、法治、德治环境有机平衡的立法理念,坚持农村人民调解村民自治属性,提升农村人民调解员法律素养,引导农村人民调解德治环境回归。     

“慢城”何以“快干”:乡村旅游产业振兴的多元共治路径

乡村产业振兴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的后劲与潜力,发展乡村旅游是实现乡村因地制宜、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创新路径。在运用案例分析法、访谈法对S镇国际慢城项目展开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提出政府、市场、社会在乡村旅游产业振兴中协同共治的三维分析框架,指出在组织管理、资源投入和政策指引上以政府为主导的乡村旅游产业振兴存在规划滞后和项目先行,政府政绩主导下盲目开发、旅游产业与乡村发展耦合性偏离等问题。乡村旅游产业振兴应发挥多元主体的协同作用,构建多元主体的合作机制、多方资金的整合机制以及多重利益的协调机制,共同克服管理程序缺乏严格规范、项目投入缺少市场研判、政策指引不力等问题,共同推动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     

协同共治视角下的环境治理现代化——基于地方环境政策修正利益主体的博弈分析

当前,环境治理已然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逐渐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环境治理制度体系。基于多元主体协同共治视角,围绕政社互动的分析框架,就地方环境政策修正利益主体的博弈分析发现,在压力型体制和政绩竞争的驱使下,相关主体不可避免地将自身利益追求和行为倾向掺杂入地方环境政策修正之中,使得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为寻求利益最大化与其他利益主体展开竞争,致使地方环境决策和执行之间塑造了无形的组织界限。因而导致地方环境政策执行主体依托正式科层体制反馈政策设计问题往往难以奏效,不得不依托普通民众等社会主体采用非正式行为策略“自下而上”反向施压地方环境政策修正,但其成本付出也要远高于正式反馈的行为策略。由此提出,要建构政府与普通民众等社会主体相对平等的协同治理机制,推动基层政府由“行政枢纽”向“治理枢纽”转型以及引导普通民众等社会主体有序参与环境治理监督,才是打破地方环境决策和执行之间的组织壁垒、政府与社会实现双向良性互动以及推进中国式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视野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简析

思想政治教育客体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虽然作为客体而存在,但是并不阻碍其主体性的凸显。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视域下对思想政治教育客体进行哲学审视,有助于对思想政治教育客体主体性的建构,从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促进学科理论发展。     

论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传承创新——基于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依法治国的视角

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赓续我们党百余年法治和深刻传承中华法治几千年恢宏壮丽法治史中的精华,深刻体现了“中国之治”的文化自信,是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典范。习近平法治思想重视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奉法强国”的信念、全面依法治国的智慧和治国理政的经验,探寻强化法治生命力的路径。面对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异常激烈,国际法治遭遇强烈挑战。习近平法治思想在中国法治和国际治理的实践中,坚持知古鉴今,弘扬中华法治智慧、吸收世界法治文明精华;资政育人,“中国方案”“中国之治”“中国智慧”既充分彰显国际法治的正道、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增进国际社会民生福祉,又更加增强中华法治自信,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时代特色。习近平法治思想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法治中国建设的基本立场,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法治中国建设的不竭动力,是引领法治中国建设的思想旗帜和强劲动力源,是打破“西方中心论”长期遏制中国法治理论话语权的有力武器。新时代,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应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新课题,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使其成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智慧和力量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