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区划设置对城市经济密度的影响研究——基于行政级别、规模范围的分析

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提出：优化行政区划设置，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行政区划设置是国家区域治理重要的制度规划，政府以层级式、分块式的区域划分实现对各地区有效的行政管理。研究基于空间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运用新经济地理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理论由行政级别、规模范围两个维度建立区域经济发展空间规划制度(行政区划设置)与城市经济发展目标(经济密度)作用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行政区划制度包含层级式与分块式两个维度的设计规划。一方面通过城市的行政级别设定确定了不同层级城市的职能权力、财政规模，建立形成了区域内梯度化的城市等级体系；另一方面通过城市规模范围的管控对城市客观存在的扩张需求与城市经济密度之间的矛盾进行协调，以资源配置的方式实现政府对区域及城市未来发展的规划设计、政策引导。基于理论分析，研究分别由行政级别、城市规模、幅员范围三个维度提出行政区划设置对城市经济密度影响的研究假设。研究再利用2003—2017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并通过稳健性检验、内生性检验、中介效应、门槛效应分析进一步验证研究假设。研究发现：行政级...     

农村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与产出效率分析

本文阐述了农村土地作为农民生存保障与作为单纯的生产资料对土地产出效率的不同影响 ,分析了我国土地产出效率难以进一步提高的原因 ,提出了解决农民社会保障、提高土地资源产出效率的构想     

我国国家级高新区的产出效率及其影响因素

运用随机前沿方法（SFA）,通过逐步估计和检验建立了适合于测算中国国家级高新区产出效率的生产函数模型,并对其2007年的产出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国家级高新区的整体产出效率水平较低,平均只有0.667;各高新区的产出效率呈自东向西递减的空间趋势;有近一半属于＂小规模粗放型＂模式,亟待实现向＂规模化集约型＂模式的转化;科研投入对高新区的产出效率具有非常明显的正向影响,国际产业联系的正向影响也较为显著,而企业规模则没有影响。     

河南省产业集聚区规模、能耗与创新效率的拓展分析

运用修正极值的DEA方法和Malmquist指数测算河南省180家产业集聚区的综合效率,发现:按照所属城市汇总计算集聚区的效率与能耗效率相对较高,但仍低于所比照的发达省份的先进城市;河南省180家产业集聚区的总体效率较低,主要源于技术效率不足;各城市工业创新效率基数较低,但动态效率不断提高;产业集聚区除应注重提高技术效率外,还要在全省乃至更大范围内联合发展、共同创新,打造河南版的"工业4.0"。     

城市蔓延、人口规模与生产效率——来自中国企业数据的证据

随着中国城市规模不断向外低密度式地扩张,城市蔓延所带来的外部性与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逐渐成为城市经济领域的热点研究话题。为此,在借助外部性理论讨论城市蔓延对生产效率的影响机制之后,运用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从微观层面系统探讨了城市蔓延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企业整体的生产效率随着城市蔓延水平的持续提高呈现先降后升的正U型特征;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张能够显著地改善企业的生产效率。同时,城市蔓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人口规模对企业生产效率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分样本检验结果显示,城市蔓延对不同城市规模、不同行业乃至不同生产规模的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不尽一致,这为中国各地区从生产效率视角制定城市规划政策提供了一定的现实依据。     

绍兴市贷款产出效率分析

通过对1991-2004年绍兴市实现的GDP与占用贷款变动关系的统计分析,指出贷款产出效率持续走低存在的问题,在分析了贷款产出效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后,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农户外出、土地流转与土地配置效率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农户外出的规模越来越大。农户外出在增加了农户收入的同时,对土地配置效率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本文认为,当存在一个完善的土地流转市场时,农户外出总是能够通过土地流转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但是可能使得土地配置更不平均。当不存在一个完善的土地流转市场时,土地调整在某些情况下能够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值得注意的是,在农业收益率很低的情况下,农户外出可能使得土地流向那些不能有效使用的农户,这不利于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规模、效率、自由竞争与法定资本制

资本的规模经营是公司组织形式的生命力所在;公司是一系列不完备的契约的结合,规模与效率要求弹性的资本制度;竞争经济条件下的公司要求富于弹性的公司资本制度;法定资本制无法单独挑起保护交易安全的担子,资本制度的选择与设计应更多地偏重于公司运营的效率以及自由竞争环境的维护,因此它应是富于弹性的;我国目前严苛的资本制度有必要进行改革,以逐步赋予其弹性.     

城市规模与城市福祉：效应、评价及发展导向

城市规模战略之争本质上是城市发展的价值导向之争。基于"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这一理念,从福祉视角出发探讨城市规模的发展导向问题;结合福祉理论和城市经济理论相关观点,构建城市福祉评价指标测度中国城市福祉状况,并利用2006～2018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采用联立方程模型检验城市规模与城市福祉的关系,结果发现:(1)近年来,中国城市平均福祉水平不断增进,城市之间的福祉差距略有扩大;(2)城市规模通过集聚经济与拥挤效应影响城市综合福祉,城市规模与城市福祉之间表现出显著的相互促进关系;(3)当期城市规模与滞后期城市福祉显著正相关,较高的城市福祉通过吸引人口迁入促进城市增长。基于此,城市规模战略应该以福祉增进和福祉均等化为导向,大城市重点发挥集聚经济优势、降低拥挤效应,中小城市则以社会平等、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等城市规模外生的福祉增进作为着力点。     

城市规模与聚集效应分析

应用聚集经济原理,通过对适度城市规模影响因素的分析,采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运用相应指标对长三角不同规模城市的效益进行了动态和静态比较分析,提出我国现阶段通过优先发展大城市提高城市化水平的基本原则,同时提出对东中西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及不同的发展阶段,应采取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城市化发展道路。最后对城市化过程中导致的“城市病”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中的公平与效率

基于中国农村土地所特有的社会保障功能,现行农村土地制度是按照“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原则设计的,该公平中含有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要素,在某些方面严重损害了效率,并且该公平是十分有限和狭隘的,从宏观而言并不公平。为促进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应依“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重新塑造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效率优先”就是坚持生产力发展优先,就是坚持市场经济体制。”兼顾公平”中的公平包括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局公平。     

清代的城市规模与行政等级

清代城市规模(城市周长)不受城市行政等级的制约,而且城市规模与行政等级之间的相关性也较弱,因此用行政等级作为划分城市规模的标准是不严谨的。制约中国古代城市规模的要素是多重的,因此对于城市规模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城市的行政等级。     

行政干预、一二级市场分歧与IPO定价效率

在中国新股发行制度第三阶段改革过程中,监管部门针对"超募"发行市盈率"存量股转让"实施了一系列行政干预。从一、二级市场分歧和IPO定价效率两个方面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发行价格相对于股权价值存在普遍溢价的现实情况下,行政干预提高了IPO发行定价的内在价值定价效率,但大幅降低了交易价值定价效率;行政干预扩大了一、二级市场定价分歧,形成了制度型的利益输送渠道。研究结论表明,监管部门对IPO定价的行政干预中断了中国新股发行体制第三阶段改革的市场化进程,未来完善中国新股发行制度的方向应坚持市场化方向,以提升定价效率为目标,并处理好融资者和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关系。     

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土地配置效率差异的比较研究

本文通过对东中西部地区城市发展中土地资源的增量土地用地形式、土地资源配置形式等方面的比较分析发现,东中西部地区梯度推进的经济发展战略并不必然带来土地配置效率的改善的梯度发育,并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上述的观点,并给出了经济学的解释和相应的政策建议.     

提高政府效率：理论、困境与出路

对于行政效率的研究,西方的古典行政学走过了一个合乎逻辑的历史发展过程,并为此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20世纪70年代的新公共行政学在行政效率的研究上呈现出三个新的动向。以西方的理论观照中国的行政效率,可以发现中国政府效率问题的存在及其困境;对于提高政府效率,可以从政府体制与机制创新、公共人力资源开发与积极的行政文化建设三个层面上作出努力。     

行政干预、晋升激励与过度投资

结合我国特有的制度背景,运用2013—2018年沪深两市A股国有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分别使用多种实证模型,探讨了国有企业高管的晋升激励与企业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政治晋升激励可以有效抑制国有企业高管进行过度投资。进一步地,将行政干预作为调节变量进行检验后发现,在较强的行政干预下,政治晋升激励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不显著;然而,当行政干预程度较弱时,政治晋升激励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通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以后,研究结论仍然成立。研究结论有助于揭示我国国有企业发展与政治晋升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从国企高管的角度来看,获得政治晋升比薪酬激励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并且其对于国企投资效率的优化也具有重要影响。     

基于DEA的城市科技投入产出相对效率分析与评价——以青岛市为例

提高科技投入产出效率是建设创新型城市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利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对青岛市2001—2011年科技投入产出相对效率进行实证分析,一方面证明了科技投入的增加对提升城市科技进步水平、增强城市科技创新能力具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反映出青岛市科技投入规模、结构、绩效尚存在一些问题。科技政策的制订应在科技投入理念、宏观架构、科技投入方式创新、科技投资体系、科技经费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寻求突破。     

基于DEA方法的城市科技创新资本效率实证分析

为合理配置各地区的科技创新资本以及提升科技资本的效率,对城市科技创新资本的投入及产出效率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选取中国11座区域中心城市作为评价对象,建立了以R&D投入经费支出和技术引进消化吸收为投入指标;以国内专利申请量、授权量及有效量为产出指标的指标体系;选取DEA效率评价模型作为主要研究手段,测度了2017年各城市科技创新资本投入产出资本效率,对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及投影分析,对科技创新资本效率进行了实证评价。研究认为,区域中心城市的科技投入总量是不断增长的,但城市间科技创新投入产出差距显著;成都、西安和深圳处于DEA有效状态;重庆、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武汉,南京及沈阳处于DEA严重无效的状态,无效原因包括科技创新资本投入未得到充分的利用,以及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低下等;应加强对先进技术和人才的引进,充分发挥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增加科技创新资本的投入并优化配置,提升城市创新能力和资本竞争力等,实现城市间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双赢战略政策。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企业所有权性质与企业投资效率

使用中国上市公司2001-2012年的数据,以企业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投资为主要研究对象,建立相关的数学模型,采用多元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企业投资规模和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因素以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能显著提高企业的投资规模,与企业投资规模的提高呈非线性关系,并且其对非国有控股企业的影响更大.但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并没有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而是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