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稳新思维:重新发现社会保障的柔性维稳功能

当下中国社会稳定面临着贫富差距悬殊、城市贫困人口增多、老龄化社会的来临和群体性事件频发等挑战。为有效维护社会稳定,需转变维稳思维,从现有的刚性维稳迈向柔性维稳,即更好地发挥社会保障的柔性维稳功能。通过树立刚柔并济的维稳理念,建立人人共享的包容性社会保障制度;加大社会保障的财政投入,完善"最后一道防线"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提升社会保障"柔性维稳"的制度效力,构建整体性的社会保障管理体系,从而最大程度地发挥社会保障在维护社会稳定中的功能。     

“资源诅咒”:资源丰裕地区的社会稳定困境——以X矿区为例

通过采用过程追踪方法对江西省X矿区的社会稳定现象的个案研究发现,资源丰裕地区在社会稳定中确实存在着"资源诅咒"现象。资源开采造成的环境破坏增加了社会不稳定的风险,而且丰裕的自然资源虽然改善了周边百姓的经济水平,却也让这些地区的村民产生了"吃大户"的心理,会利用矿区刚性维稳的政治压力提出各种利益诉求。当地政府在维稳高压下通常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会要求不属市里管辖的矿区企业满足村民的要求,这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了村民的"吃大户"行为,增加了矿区的不稳定。     

提高弱势群体话语权的困境与对策

弱势群体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话语权不足是弱势群体存在的关键。由于偏差的"维稳"理念、话语表达缺乏训炼且制度支撑不足,导致弱势群体的表达渠道被挤占、表达方式"原生态"和话语影响力微弱,致其"被边缘化",这严重制约着我国社会阶层的健康发展,尊重弱势群体、提高其话语权、保障其享有均衡的公民权利逐渐成为社会共识。应从改善传统"维稳观"的心智模式,尊重弱势群体话语权,积极为弱势群体创造话语表达机会和平台,完善弱势群体话语表达的制度保障等几方面入手提高弱势群体话语权。     

当前维稳工作的误区及多边解决机制

当前维稳工作的重点是预防和化解社会冲突事件。阐述了由于对当前社会结构性紧张缺乏充分认识,许多本该用来化解社会冲突的手段发生偏移,一些部门或地区的维稳工作不仅没有有效解除矛盾,反而加剧了社会结构性紧张。在分析结构性紧张根源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维稳的要义,即维护制度公平;提出了从社会利益结构的调整、具体利益受损者的利益补偿、制度性手段的强化、政策制度的民意考量4个方面着手的多边解决机制。     

我国维稳策略的反思与重构——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为视角

30多年来的中国改革开放,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社会稳定的风险和挑战.由于多重因素的影响,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采取了“权力维稳”、“高压维稳”和“摆平”的策略,这反而使社会稳定陷入了恶性循环的困境.事实表明,只有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采取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重建施政合法性和维稳机制,社会稳定和谐的法治秩序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从“屯垦戍边”到“维稳戍边”——历史制度主义视野下兵团核心使命的转型

"屯垦戍边"是党和国家边疆治理的重大战略举措。兵团"屯垦戍边"到"维稳戍边"核心使命的转型是国内外形势变化的时代选择。该文在剖析"屯垦戍边"与"维稳戍边"的共同主旨、阶段性战略目标追求、二者内在逻辑关系基础上,以历史制度主义为视角,从背景、变量、行为三个方面论证兵团核心使命转型的结构因素,探究并发现兵团核心使命的转型具有鲜明的路径依赖与制度变迁现象,进而提出全面把握中央对兵团的定位要求,树立政治自觉和历史自觉原则,强化"兵"的意识,提高责任主体维稳戍边能力,拓展维稳戍边功能等方面建议。     

我国信访制度及其路径选择

信访制度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国外并没有信访或者信访制度等名称,但有类似的机构和制度。当前,我国信访形势依然严峻,信访状况不容乐观。传统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利益表达诉求的需要,以及公共管理领域缺乏善治,成为导致当前信访状况的重要原因。应在党的领导下,将信访问题纳入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中,并积极构建"大维稳"、"大调解"、"大信访"等三大格局,从而使之得到妥善有效解决。     

从外压到内生:"维稳"治理模式的限度与转变路径探索

实现和维护社会稳定是国家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功能,任何国家都有"维稳"的义务.中国外压式"维稳"治理模式是现代化转型期"稳定压倒一切"思想观念下的时代产物,它在维系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将近四十年社会整体稳定的同时,其限度和弊病也越来越明显.寻求社会稳定实现模式的转变,实现内生性社会稳定,已成为中国未来通往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和路径选择.     

“中国式”维稳:困境与超越

维稳模式是一个国家治理模式核心特征的集中体现,展示了一个处于转型进程中的国家所面临的基本治理困境,而维稳模式的转型则明确昭示着一个国家政治建设的基本趋向。中国的社会政治稳定是一种刚性稳定和压力维稳,具有明显的运动式治理和组织化调控色彩。这种维稳模式具有明显的内在困境,集中体现为政治风险大,维稳成本高,有不断被异化和内卷化的趋势。有序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构建公平正义的现代国家制度体系,构建多中心的合作治理模式,实现中国维稳模式的现代转型,是转型中国长治久安的治本之策。     

我国的信访问题和解决路径探析

信访是中国特色的政府与民众沟通的桥梁,但是过度信访也使桥梁负载过重,影响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回顾历史,观察现状,分析问题,借鉴西方中国问题专家对我国信访制度的分析和评论,提出构建我国和谐的信访制度的有效路径是:培育正直成熟的公民、理顺各政府部门的权力和责任、参考英美法中一些减少争讼促进和谐的制度、"维稳减压阀"、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鼓励信访心理咨询疏导机构的设立,从"心"开始的引导等。     

社会管理创新视野下的刑事纠纷解决——以刑事和解制度为切入点

社会管理创新注重综合运用各种手段提高社会管理水平,结构性地化解社会矛盾和实现社会和谐。刑事法律在法治社会的纠纷化解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与社会管理创新融为一体,互为命题。对刑法理念、刑罚观、秩序正义、罪刑法定原则、社会治理理念的理性诠释,有助于发挥刑事法律的"维稳"功能。刑事法律主要通过刑法理念的指引功能、刑事实体法的行为规范功能、刑事程序法的纠纷解决功能三个途径来达到矫正犯罪人,补偿被害人,修复社会创伤的目的。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和解制度能集中体现上述社会效果,实现恢复性司法正义。在此基础上,刑事和解制度的内容还需要进一步扩充。     

网格化管理与基层维稳机制创新

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是各级政府加强社会管理中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近年来,我国一些地区依托网格化管理,积极推进基层维稳机制创新,充分发挥网格化管理在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中的作用,使基层维稳能力逐渐增强,社会管理水平有所提高,社会治安状况明显改善,群众的社会安全感不断提高。为了进一步推进网格化管理在基层维稳机制创新中的应用,应该积极借鉴先进地区基层维稳中推行网格化管理的经验,实现社区管理、社区服务与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与互为支撑,明确网格化管理在基层维稳机制创新中的主要任务,加强基层网格化管理体系建设,以提高基层维稳工作的成效,实现社会持续稳定。     

人民调解何以成为维稳最前沿——基于贵州桐乡的法律人类学考察

基层群众自治原本是人民调解制度的设计初衷,但在运作实践中却被裹挟进国家的维稳治理格局中。剖析人民调解是如何被裹挟进维稳中去的内在逻辑问题,有助于理解并处理好维权和维稳的关系。对基于贵州省桐乡的实地研究和文献研究发现,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人民调解是这样被逐步推向维稳最前沿的被卷入基层维稳治理格局的内在逻辑表现为：首先,国家通过“一票否决式”的淘汰赛机制将乡镇政权“吸纳”到维稳中,并赋予其维稳的职责、目标和任务;接着,乡镇政权通过再造“因事而定的”乡村关系,把维稳任务分解、下沉,将村庄拉进维稳治理中;最后,乡镇政权通过制度设计（即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和技术保障（即依附于村干部身份的调解员）来最终实现人民调解与维稳的“焊接”,从而最终把人民调解推向基层维稳治理的最前沿。     

维稳的现实考察与法治反思

历史而言,维稳是一个老问题。当下维稳出现了某些新元素,但总体而言,依然是一种体制化维稳。权力配置资源,以资源补偿为维稳方式,是一种应急型、事后型、运动型的维稳。通过对当下维稳的成因与效果分析,可以发现当下维稳体制以人治为构建方式,长久运行将消解法治。而通过对维稳法律依据的分析,可以发现当下维稳过分重视政府作用,忽视公众在维稳中的主体作用,同样不利于民主和法治的构建。为此,要矫正"越维越不稳"的怪圈与困境,必须扩大维稳的公众参与,既实现公众权利,又有利民主的实现,如此方能真正稳定。     

论新形势下高校维稳的风险管理

社会公共危机频发和高校维稳风险成因的多样性与交织化,使高校维稳风险管理复杂化。以人民利益、公正与平等、科学与民主、责任等作为高校维稳风险管理的核心理念,扎实推进维稳风险管理变革,是实现高校维稳风险的有效管理,确保高校平安和谐稳定局面的根本举措。     

政府软实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维稳困局的破解

新型城镇化建设是未来中国新的经济增长极,而在建设过程中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和政府维稳的艰巨性,使政府陷入“投入倍增而收益递减”的困局。维稳过程中的压力型体制,迫使地方政府运用最得手也是最能立竿见影的硬实力方式维稳。维稳的硬实力运作机制,最初是有成效的,而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社会利益的进一步分化,政府维稳硬实力的“软”呈现出来,政府常规硬实力维稳出现了失灵。政府运用软实力来维稳,具有很大的优势,从某种程度上说,政府运用软实力维稳,投入少而收益多,软实力运用得当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其“硬”的一方面来。因此,为了破解维稳困局,政府要积极稳妥地创造性地运用软实力。     

中国纵向府际权力配置的制度绩效

纵向府际关系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性分权、行政性分权的逐步推进,中国纵向府际关系形成了以政治集权、经济分权为基本特征的二元结构. 从廉政建设、市场统一、社会稳定和政府创新四个维度分析了中国纵向府际权力配置的制度绩效,探讨了腐败、地方保护主义、"维稳怪圈"和政府创新乏力的府际关系制度根源,并认为未来应以权力的相互依赖为基础,构建法治化的纵向府际关系.     

新疆文化维稳:理论依据、实践价值与路径选择

文化维稳在新疆是一个十分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文化具有维稳功能,特别是新疆文化具有的多元包容性,是提出新疆文化维稳的理论依据。当前新疆民族传统文化受到宗教极端主义的破坏,亟需进行文化转型,以发挥文化在新疆深层维稳中的重大作用,这是新疆文化维稳的实践价值。其实现路径是以文化认同、发展与创新促成新疆文化自觉,以基础设施、人才队伍和制度体系建设保障新疆文化自信,并最终以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达成新疆文化维稳目标的实现。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侦查阶段的运用研究——困境分析与解围路径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得以确立体现了司法文明的进步和对人权保障的重视,其进步意义不容置疑。但是,将其运用于侦查阶段存在着三方面困境:一是"重实体、轻程序"、"重打击、轻保护"、"重国家、轻个人"的传统文化观念;二是社会转型期犯罪高发,而维稳又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三是法律规定的排除主体、具体程序不明确,侦查机关自我排除不可能,而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监督乏力等。面对诸如此类的困境,应当从理念、制度、运作三个层面来着手,给该制度在实践中适用寻求解围之路。     

从压力控制到社会支持:仇恨犯罪的治理转型

在当前仇恨犯罪频发、犯罪风险高涨及社会管理创新的时代背景下,以往源自"压力维稳"的"压力控制"政策愈发不适应犯罪治理的新形势。借助底层视角分析仇恨犯罪,底层抗拒构成了仇恨犯罪频发的深层社会原因;化解底层抗拒的社会支持政策应获得高度重视,从压力控制到社会支持构成了仇恨犯罪治理的新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