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健康传播的对策与建议

文章从健康传播的角度,结合健康传播在公共卫生体系中的发展现状,探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健康传播所暴露的短板,包括信息传播者舆论引导力度不够;受传者健康素养不足;健康素养监测指标、评估手段单一;有公信力的健康载体“失声”,传播方式过于单一;健康传播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的传播策略储备不足等。针对疫情期的“补短板”思考,提出相应的提升策略与优化措施,包括建立政府主导,多方协同的权威信息发布机制;广泛且有侧重地开展健康知识和技能传播,获取社会支持;扩充健康素养监测指标、优化评估手段;培养居民自主自律的健康行为与生活方式;制定覆盖全人群,干预重点人群的健康传播内容与方法;营造全社会健康支持的健康传播环境,从而为全面提高我国居民的健康素养,尤其是应急素养、应急技能,推进《健康中国行动计划（2019—2030）》提供有益参考。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中应急热线回应现况与对策研究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为了快速回应公众诉求、针对性改善健康传播策略,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开通了疫情防控专线。本课题组收集并分析了2020年1月25日—2月7日该应急热线接线情况,以及2月9日集中回访情况。所有来电当场解答率42.0%,经回访后,所有事项解决率75.6%。经分析发现,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应急热线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也存在政府服务热线功能起效甚微,公共卫生人才储备与专业培训不足,公众应急健康素养缺失等问题。总结疫情防控经验,提出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尤其是基层治理能力,大力开展热线服务队伍的建设,将公共卫生热线服务融入到大健康的疾控体系改革中去的建议。     

环境健康与法律:美国经验借鉴

在环境健康与法律方面,美国的经验在于它通过一系列法律成功地减少了公众对空气传播、水传播和其他途径传播的暴露风险.这些法律利用了各种机制和政策,它们都明确指出提高公众健康是目标,把健康目标纳入标准设置和其他要求中.相比之下,中国的环境法则较少提到公众健康.如果更明确针对环境健康提出目标要求,中国的环境法在保护公众健康方面将产生非常积极的效果.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实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思考

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在世界多个国家的传播,不仅对社会大众健康产生了威胁,而且更加凸显药品专利保护与公众健康需要之间的矛盾,药品专利强制许可无疑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一条途径。文章对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背景、理论进行了分析,指出了目前实施这一许可的障碍,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算法推荐场域中乡村主流意识形态风险及其防范

算法推荐技术被广泛应用于信息的采集、生产、分发、推荐、反馈各个环节,可能影响意识形态领域安全。在乡村社会,算法推荐深刻影响着农民群体的信息接受与传播行为,导致乡村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原本拥有的注意力被分割,面临引领力被削弱、整合力被消融、凝聚力被消解的风险。防范乡村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风险,必须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推进算法推荐技术与主流媒体深度融合,以法律制度规范算法权力,培育农民算法素养,从多个维度开展乡村主流意识形态风险协同治理,确保主流意识形态在竞争中处于主导地位,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稳步发展。     

算法推荐赋能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研究

作为一种工具存在的技术,算法推荐在算法设计、数据筛选以及信息推送等过程中潜藏着技术使用者的价值取向和传播观念,因而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算法推荐的应用给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带来了双向效应：一方面,算法推荐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提供数据支撑、精准信息和实时评价;另一方面,算法推荐存在的“算法黑箱”“信息茧房”以及“受众本位”等不断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信仰,弱化主流意识形态的认知统合,解构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地位。为此,我们必须积极发挥算法推荐的正向效应,有效规避和抑制其负面影响,通过增强技术赋值、完善法治监管、培养意志自律、聚焦民生热点等方式,助推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建设。     

政府、媒体与公众的风险互动:公共卫生事件舆论引导模型

以新冠肺炎疫情为研究对象,提取微博、微信及政府官方网站上的数据为样本,以公共卫生事件阶段性特征为时间划分依据,探究政府、媒体与公众三者在议程设置中的互动关系。政府、媒体和公众于疫情的不同阶段在议程设置、舆论引导等方面存在主导权的转换。疫情初现期,公众勾连SARS求证,媒体追随政府辟谣;疫情爆发期,公众注重情绪发泄,政府和媒体注重解决对策;疫情蔓延期,公众信任占半,政府注重行为指导,媒体追责、指导并举;疫情衰退期,政府媒体注重情绪安抚,公众信任回归。对于公共卫生事件的舆论引导研究,应将政府、媒体与公众/意见领袖整合形成"社会治理共同体"。基于此,研究建构了政府、媒体与公众三者于初现期、爆发期、蔓延期、衰退期四个公共卫生事件生命周期内良性互动的循环式舆论引导模型,以此为今后公共卫生事件舆论引导提供实践指导。     

算法推荐赋能精准思政的技术优势与实践策略

算法推荐作为开启信息传播新纪元的前沿技术正推动思想政治教育走向智能化变革和创新性发展。算法推荐与思想政治教育呈现出强大关联性，即在理论逻辑上产生契合、在价值逻辑上形成互契、在技术逻辑上呈现耦合。思想政治教育既可以依托算法推荐的技术优势，聚焦教育信息的“供给—过滤—推送”环节精准发力，也可以瞄准教育过程的“识别—定制—评估与调适”环节精准施策。具体来看，就是既要以数据画像为依托，赋能思想政治教育受众的思想和行为、多元化需求以及个性化问题的精准识别；又要以受众本位为基点，赋能思想政治教育信息、话语与环境的精准定制；还要以全程跟踪为抓手，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精准评估与调适。     

社交媒体上科技类虚假信息的传播与控制——以新冠肺炎疫情初期的“双黄连事件”为例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和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社交媒体成为公众获取信息的最重要渠道,也使虚假信息泛滥成为一个新的全球性社会问题。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初期,“双黄连事件”在我国爆发就是一个例子。本文将该事件作为社交媒体中科技类虚假信息传播的案例,以其在微博上报道和讨论内容作为研究对象,分析虚假信息的产生原因和纠正机制。研究显示,“双黄连事件”是科技类虚假信息传播的典型案例,揭示了科学、媒介与社会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科学共同体的内部交流与公众科学传播之间的差异、科学共同体的规范与媒介的规范及工作方式之间的差异是其发生的深层原因;疫情初期社会公众的焦虑情绪和社交媒体平台运作方式直接推动该事件的发展。     

向善向上:基于良性互动的算法新闻治理伦理研究

算法新闻重构了新的新闻传播生态,但也暴露出一些伦理问题,最核心的是算法黑箱与新闻透明原则的矛盾、算法霸权与媒介公正的对立和算法操纵与委托信任的冲突.解决算法新闻产生的伦理问题,必须明确算法是非人类的"网络行动者",但并不是独立的伦理行动者,"人"才是算法新闻的责任主体.算法新闻治理的逻辑起点应回到技术、人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算法新闻治理应将不作恶、不滥用的"向善"作为底线伦理,将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负责和对社会健康有序运行负责的"向上"作为责任担当.算法新闻治理需要建立多主体协同共进的治理体系:政府要充当好规则制定者、过程把控者和底线管控者的角色;平台机构要承担算法新闻治理的主体责任;公众应自觉避免新闻消费中的盲从或被动现象,传统媒体应严格职业把关和审核机制,拒绝迎合人性弱点及惰性的新闻生产.公众与传统媒体的共同责任在于实现对算法新闻的纠偏、改进与监督.     

向善向上:基于良性互动的算法新闻治理伦理研究

算法新闻重构了新的新闻传播生态,但也暴露出一些伦理问题,最核心的是算法黑箱与新闻透明原则的矛盾、算法霸权与媒介公正的对立和算法操纵与委托信任的冲突.解决算法新闻产生的伦理问题,必须明确算法是非人类的"网络行动者",但并不是独立的伦理行动者,"人"才是算法新闻的责任主体.算法新闻治理的逻辑起点应回到技术、人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算法新闻治理应将不作恶、不滥用的"向善"作为底线伦理,将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负责和对社会健康有序运行负责的"向上"作为责任担当.算法新闻治理需要建立多主体协同共进的治理体系:政府要充当好规则制定者、过程把控者和底线管控者的角色;平台机构要承担算法新闻治理的主体责任;公众应自觉避免新闻消费中的盲从或被动现象,传统媒体应严格职业把关和审核机制,拒绝迎合人性弱点及惰性的新闻生产.公众与传统媒体的共同责任在于实现对算法新闻的纠偏、改进与监督.     

新冠肺炎疫情中医学权威专家社会沟通的成效分析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如何迅速建立公众信任,将专业的医学信息通过合适的渠道和方式在社会传递是应急响应中的关键。文章通过分析网络新媒体的舆情指数,探讨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疫情中,形成社会热点的医学权威专家社会沟通事件的热度峰值与趋势特征,分析其信息传递的成效与社会传播特征。数据显示,由权威专家发声的医学信息引发了公众极高的关注度,呈现激增、持续高位的特征,且热点高峰值与疫情关键节点、专业信息发布时间轴呈密切相关。疫情下有效的医学信息传递需要在社会沟通发生的各个环节中体现权威性及专业性,在舆情数据支持下可获知公众真实反应,进一步优化重大疫情应急防控中的社会沟通策略。     

新时代太极拳文化译介与传播的意义和路径

太极拳是中国哲学思想、伦理思想、美学思想以及养生和中医文化的重要载体。太极拳文化译介与传播是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一环,有利于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利于人类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通过思考和探讨新时代太极拳译介与传播的意义等,提出其译介与传播的路径：多方参与译介与传播工作;全方位、多角度译介;太极拳术语翻译定名;多种翻译策略并举;多模态、多媒体译介传播;培养更多相关翻译人才。     

网络政治传播的界定与发展路径探析

本文从互联网发展与中国政治现实的宏观背景出发界定网络政治传播,认为其具有主体多元化与双峰化、以传播行动为中心、媒介渠道多样化、融合传播与参与、重视多视角传播效果等主要特点。我国政治传播的发展可以归纳为四种路径:以"传播策略-效果"为中心的政府-公众的路径;以"传播/参与-回应"为中心的公众-政府的路径;以组织变革为中心的政府组织内部路径;以公民文化为中心的公众间路径。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媒介接触对公众风险感知的影响研究：媒介信任的中介作用

新冠疫情期间,人们迫切需要了解大量信息,信息渠道的多元化让人们有更多的媒介选择,疫情下公众的媒介接触和风险感知也值得关注。本文基于问卷调查(n=302),实证分析了我国公众在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疫情期间媒介接触对风险感知的影响,探讨了媒介信任的中介作用。并将媒介划分为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分别探究其影响路径。结果发现,无论是传统媒体和新媒体,都存在:(1)媒介接触与媒介信任和风险感知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2)媒介信任在其中扮演完全中介的作用。研究可为媒体风险信息传播、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公众通过合理使用媒介降低风险感知提供借鉴。     

基因编辑技术媒介形象的传播与建构——以微信公众号为考察对象

微信公众号对于高新科技的传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基因编辑技术是重要的新兴生物科技,应用将会越发广泛;同时,基因编辑技术涉及一定的安全与伦理问题,具有较大的社会争议.因此,将微信公众号中关于基因编辑技术的态度和讨论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内容分析对基因编辑技术形象进行客观刻画,对于分析社交媒介与基因编辑技术之间的传播关系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通过采用逐个统计的原则对微信公众号中有效样本进行内容分析,归纳微信公众号中基因编辑技术内容信息及分类目录,总结出基因编辑技术在微信公众号中的三种形象:疾病治疗技术——健康的福音、基因改造技术——未知的恐惧、生命增强技术——人类灭亡的推手.通过对基因编辑技术媒介形象的合理建构,可以实现基因编辑技术更好的传播,以帮助公众进一步了解基因编辑技术,避免某些认知误区,进而促进基因编辑技术健康有序发展.     

新兴传播模式兴起背景下《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相关条款重构研究

三网融合带动了传播技术上的多重变革,推动了新兴传播模式迅速兴起,“交互式”与“非交互式”传播的技术主义立法路径划分已经不能完全涵盖日益涌现的传输手段,介于两者之间的新兴传播模式在信息大爆炸的当下日臻成熟,需要立法层面予以回应,《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以下称《著作权法》送审稿）仍将“交互式”与“非交互式”作为立法的重要指导,通过分析“交互式”与“非交互式”的特征及其区别,考察介于“交互式”与“非交互式”之间的、以个性化推荐系统为代表的新兴传播模式,参考国外相关的立法例,对中国的立法路径与具体实践进行研究。研究认为,网络与移动等新技术通过采集用户历史数据和分析用户偏好从而推送相应的信息,形成介于“交互式”与“非交互式”之间的新兴传播模式;美国、欧盟及国际上的相关法律条约通过“向公众传播”概念的解释补充,以及技术中立的立法路径对新兴传播模式进行规制;中国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定义仅规范“交互式”传播行为,忽略了对新兴传播模式的规制,应在原有“交互式”与“非交互式”条款保持现状的基础上,增加“其他向公众传播的行为”的规定,进而实现既有法律规定向“向公众传播权”的过渡,为新兴传播模式的可持续性发展提供法理支持。     

后疫情时代全球网络空间安全治理逻辑的重塑——基于健康传播、知识权力与议程共同体的国际传播视角

在全球健康传播风险与网络空间安全问题并存的后疫情时代,知识权力、舆论形象、媒介议程深刻影响全球健康传播风险治理。公共健康危机问题与网络安全治理问题的融合迫切需要在全球网络空间中进行知识权力、科技资本和公益伦理的协商对话,通过依托健康知识权力共同体促进东西方国家间良性互动、平等合作,推动全球网络空间安全治理结构、治理规制和治理议程从单一的网络空间主权安全治理转向全球健康传播秩序弹性治理。     

中国媒体应对复杂国际舆论环境的实践与思考 ——以新冠肺炎报道为例

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仅是一次公共卫生危机,也是国际舆论场上一次热点频出、持续时间久远的传播事件.疫情期间,中国媒体在复杂的国际舆论场中身先士卒,充分报道了党和国家的疫情防控政策措施,传播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健康卫生共同体等理念,取得了良好的国际传播效果.与此同时,必须看到,"西强我弱"的国际传播格局依然延续,中国...     

技术可供性视域下健康传播的范式突破与逻辑进路

在全球化疫情渐趋结束的语境下,健康传播面临着关系重塑、场域更迭、概念革新等重大问题。面对这些挑战,数字技术的可供性样态为健康传播的发展拓展了多种新的研究范式,也提出了可能的发展脉络。健康传播已形成以定量内容分析法为基础,以叙事、跨文化、媒介技术等研究多轨并行的普遍范式。在智媒环境下,身体转向与情感转向则是健康传播后续发展的应有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