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传播“一三五七九”

数据显示，网络媒体已经成为继平面、电视、广播之后的第四媒体。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网络传播的独特优势和不可替代性。从联想笔记本的“恋熊女孩”、“Citywalker”，到江淮汽车的“同悦女郎”．都体现了网络传播的魅力。需要指出的是，网络传播与平面传播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平面注重严谨和规范，信息清晰准确，     

后真相时代价值判断的偏转:危机事件中社交媒体传播动力分析——以微博热议“保姆纵火案”为例

后真相时代社交媒体危机事件的扩散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传播前置性、情绪感染性、主体多元性、即时交互性和事实模糊性六大特征。传播动力研究是探究这些传播特征动因的重要手段，但目前此类研究偏重系统性的宏观描述，缺乏精确性的微观分析。文章以微博上热议的杭州“保姆纵火案”为例，提出“信息—价值”传播动力模式，从微观层面具体解释社交媒体危机事件如何维持其独特的传播特征及连续的高活跃度，并将此模型发挥效用概括为三点:第一，情感共振导致的“群体极化”引爆舆论炸弹；第二，后真相时代社交媒体用户靠自我价值观评判事件而非真相；第三，危机事件中新信息的输入往往伴随着利益的角逐。     

我国后发现代化背景下的传播困境

中国典型的后发现代化的发展特性在给大众传播带来发展优势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先天的缺陷,后发现代化对传播环境的综合影响体现在大众传播的多个层面:在国际传播中现代化进程的“异步”性形成传播的不平衡;在国内传播中区域现代化发展的差异直接导致了媒体发展的不平衡并成为总体发展的瓶颈;大众传播在对外来文化的传播上以及传统文化的传承中易出现“全面西化”和“全盘否定”的极端。因此,现阶段,大众传播如何在异步中寻求平衡,在差异中整合媒体效益,在经济现代化的同时实现人的现代化的本质目的,成为后发现代化背景下传播困境研究的重要内容。     

孙维佳：透过媒体亮出国际范儿

他说：“将城市的形象推向世界，不仅仅需要开发旅游，更重要的是对外传播。我更多的工作是通过媒体传播，来促进城市形象和国家形象的提升。”     

智能传播时代共享型传播关系的基础、层次与内核

智能传播时代，可视化成为重要的传播手段，视听媒体的内涵和外延在时间、空间、价值等多重维度上发生迁移，传播关系也从单向供给型转变为双向共享型。共享经济与协作消费的兴起与繁荣是共享型传播关系建立的社会语境，也是其形成的社会基础。信任、平等以及新技术力量是共享型传播关系的核心与主要驱动力。共享的层次体现在传者与受众之间、媒体矩阵内部不同媒体之间、不同用户之间、用户与媒体产品之间等多重互动关系方面。     

Wreb2．0的“圈群”传播

Web2．0时代需要发起“圈地运动”．打响网络传播的游击战。这里的”圈”实质上是营销中的“目标消费者锁定”这一黄金法则在网络世界的体现。市场细分后，企业需要根据目标消费者的媒介接触习惯进行媒体选择．这种选择在身份虚拟的网络世界，可以依靠“圈群”这一形式实现，精准定位目标人群，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     

中国文化自媒体对外传播的实践与思考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我国文化的对外传播迎来了新局面,越来越多的新媒体被应用到文化传播中,自媒体作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传播方式,为我国文化对外传播带来利好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以自媒体“李子柒”为例,讨论如何善用自媒体做好中国文化的“走出去”,以期对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有所助益。     

西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政府网站的传播问题与对策研究

当信息技术从“无线”信息方式跳跃到互联网时代,政府政务核心也将由“服务”功能过渡到“传播”功能。随着独立媒体、战略媒体以及纯粹个人媒体的出现,社会媒介矩阵已经重构,加强政府网站建设与提升政府网站的信息传播能力对于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提高政府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优化社会发展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利用统计分析软件具体调查分析了西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三级政府门户网站的信息传播状况,发现政府网站的建立意识存在着明显的层级差别与地区差异;网站首页栏目设置上,规划欠合理、主体不突出,对网络传播的基本信息技术重视不够;同时,政府在线办事能力不强,公众参与性不高,县级政府网站的信息公开力度不够;“大众传播”方式未能真正实现。西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政府门户网站的传播能力亟待提升。     

手机短信的传播学分析

手机短信是一种基于移动通信技术的现代信息传播手段。作为目前人际传播的流行方式，手机短信在运行实践中也逐渐担负起大众传播媒体的角色。相对其他媒介而言，手机短信较好地实现了“随时随地传信息”的现代传播理想，并对传教传播学理论产生了冲击与突破。     

当前西方另类媒体研究的兴起与走向

针对当下西方主流商业媒体市场垄断日益加剧而导致民主传播赤字的现实,另类媒体开始兴起,其主张非商业化运作且代表普通民众声音,并在全球零星分布的传播实践中逐渐形成“哪里都有我们”的传播态势.对这类媒体的理论研究于20世纪80年代起步,并于最近十年吸引了越来越多专家学者的注意.在对近25年来西方另类媒体研究的最新理论成果的梳理中,能够较为深入地分析另类媒体兴起的媒介环境与实践诉求,在整合另类媒体理论研究的五种切入视角及其利弊的分析基础上,也能够看到另类媒体作为具有双重民主诉求的“媒介权力”存在的现实意义.今后另类媒体研究的重心应从解析媒介权力过程人手,围绕“如何重建传播公地”这一核心问题深入展开.     

何以圈粉?“转文化传播”的效果研究——以“洋网红”郭杰瑞为例

“转文化传播”是“跨文化传播”在新全球化语境下的升级。活跃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洋网红不仅将国外的讯息带给中国受众,而且对中国的本土文化进行加工再生产,客观上践行了“跨文化传播”和“转文化传播”两种范式。本文从“洋网红”现象出发,结合“跨文化传播”理论和凯尔曼的态度改变三阶段理论,以B站UP主“我是郭杰瑞”为例,从传播的广度、深度、参与度、情感评价四个维度比较“转文化传播”与“跨文化传播”的传播效果。研究发现,“跨文化传播”能引起广泛的受众参与,在传播认同度、传播广度、传播参与度上优于“转文化传播”,但在诉诸情绪方面不如“转文化传播”更能引发受众深层的情感共鸣。本研究为“转文化传播”这一新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实证依据,未来我国的对外传播应将二者结合起来,以实现最佳的传播效果。     

认知传播的产生、发展与繁荣

认知传播是以“人”为核心的信息传播活动。自从人类诞生以来,人类的大脑和感觉器官就是认知传播产生的物质基础,“人”就是最初的媒体形态。人类认知传播经历了前口语传播、口语传播、文字传播、电子传播和互联网传播等发展与繁荣时期。在技术工具的支持下,人类不断地延伸着感官媒介的触角,探索着无比丰富的客观世界和充满奥秘的人类主观世界,形塑着社会形态和个体心智。在这历史进程中,最原始的身体感官媒介自始至终是引导人类传播活动跨越时空的主动力,左右着人类社会的传播活动。     

微信时代下的社会风险传播转向

微信传播过程中的传播群体来自于自我构建,许多微信用户在一段时间内构建一定的传播群体后都会养成依赖习惯,使其逐渐减少对其它媒体的接触频率和接触时长。微信传播模式在表象上建立在“私人关系”和“私人空间”之上;而在媒体传播场域中,从“私人空间”转向公共议题的传播不仅迅捷而且数量非常庞大,完全可以形成一个无法把控的“大数据”。微信传播的潜在风险可能蕴藏在微信传播偏向之中。微信传播将媒体公共传播空间与个体私人传播空间的界限模糊起来,对相关法律规范和政策引导提出挑战。     

试析全媒体传播范式下中国内地流行音乐的传播

当今社会正处于“全媒体”时代，传播内容的时新性、时效性，传播媒介的多样化以及传播效果的直接化使得“地球村”的概念得到进一步的印证和呈现。流行音乐，以一种大众文化的身份被广大受众普遍接受，从最初的萌芽、壮大再到逐步全球化的扩展，越来越多地影响着人们的工作与生活，也逐渐成为了大众生活的一部分。而在当今的全媒体时代中，新兴媒体的出现以及在此环境下形成的新的大众娱乐方式和“消费习惯”对流行音乐的传播无疑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影响着流行音乐的创作和其整个传播系统的升级与发展。     

科学报道中的问题与创新

科学报道在传统上习惯于“科学侠客”和“节庆”模式,既有宣传过度的现象,又有传播缺失的问题,体现出科学传播的精英思维惯性,忽略与社会公众日常生活发生密切联系的科技信息.科学报道存在的问题,需要依靠科学传播的制度性创新来解决.大众传媒在科学知识创新扩散过程中的作用,在于把传播科学信息的民主目标与促进科学发展的创新目标结合起来,形成科学、媒体和公众共享的科学创新价值观.     

中国古代社会一元化传播体系的奠基——韩非子传播思想研究

韩非子作为先秦法家之集大成者,其传播思想对中国古代社会传播体制有着深远的影响。韩非子的传播思想建立在“人性自为论”和“君权中心论”的基本假设之上。为了达到“富国强兵”的政治目的,韩非子建构了一个以“法”、“术”、“势”为核心,“法术之士一国君、国君一臣子、官吏一民众”这三个层次自上而下的社会传播体系,体现出高度一元化的特征。     

全媒语境下热词成因考察

热词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个时期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和事物的热门词汇，带有极强的事件色彩与时代特征。热词的形成既是媒介融合下的全民造词运动的成果，也是媒体传播与语言传播互助“共生”的产物，它是在全媒时代下产生并与之相适应的一种崭新的语言方式和传播景观。     

媒体在危机传播中的作用及其策略

电视、报纸、广播、网络、手机等媒体只有为公众利益服务,才能取得更大的社会公信力。媒体应该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应该体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除了体制层面的因素,媒体的角色担当依赖于媒介自律。在危机传播中,媒体以公众利益为重的责任感特别重要。这主要在于秉承敬业与专业的职业理念,既要做好环境监测,保证新闻公开,为公众代言,进行舆论监督;又要承担社会责任,做到信息传播的有序化,避免因传播失误而引发新的社会风险。     

“一带一路”项目良好国际形象构建策略探讨

本文以国内外媒体对“一带一路”旗舰项目“中老铁路”报道情况为主要研究对象,并结合对国内媒体在对外传播实践过程中的实际情况的分析,提出了国内媒体在对外传播中构建“一带一路”沿线项目良好形象上面临的困境,并从媒体报道层面提出了提升构建“一带一路”项目良好形象效果的思考。     

“一带一路”与新闻传播的研究综述

“一带一路”与新闻传播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相对数量比较少,研究主题集中在传播媒介、传播内容和传播效果三个方面,即媒体在“一带一路”的作用、媒体报道中的“一带一路”、“一带一路”的对外传播效果。已有研究方法比较单一,描述总结多,实证研究少。今后可从以下方面加强研究：一是学理层面的研究,提升研究层次;二是深入到更微观的层面,如媒体如何针对不同区域、国家、受众进行传播,并总结规律;三是开展跨学科的研究,如结合国际政治等知识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