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著作中的“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和“真实价格”

陈岱孙教授在《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中指出: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斯密提出了“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和“商品的真实价格”两个概念,并实际上赋予二者以截然不同的含义。他的根据是:斯密先是说:“一个人占有某物,但不愿自己消费,而愿用以交换他物,对他来说,这货物的价值,等于使他能购买或支配的劳动量。因此,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国富论》上卷,第26页。下同,均只注页码)按他的理解,“在这里,劳动一词指的是‘购买或支配的劳动’。而‘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也就意味着‘购买或能支配的劳动’。”另外     

不“爱惜羽毛”的胡适

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有一次他问李宗仁对胡适的看法．李说：“适之先生，爱惜羽毛。”这位胡适的弟子也同样认为“胡先生在盛名之下是十分‘爱惜羽毛’的。”胡适本人在1922年曾反诘道：“有人说我们‘爱惜羽毛’……我们若不爱惜羽毛。今天还有我们说话的余地吗？”在时隔二十年的1947年．他在日记里明确写下了“我不是爱惜羽毛的人”。     

《一件小事》的创作动机及其他

鲁迅先生的《一件小事》是现代文学名篇,也是中学语文的传统教材。它写于1919年11月。 如果要问《一件小事》表达了什么思想,大概连中学生都会毫不费力地回答说:“《一件小事》通过人力车夫和“我”对待老妇人的不同态度,赞扬了人力车夫勇于负责,正直无私的高尚品格和“我”严肃的自我批评精神。‘从而在现代文学史上首次提出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向劳动人民学习的重大课题’。(陈漱渝《读〈一件小事〉札记》)这是一种被许多专家首肯因而也很有代表性的观点。 但,这是鲁迅先生创作《一件小事》的真实动机吗?或者说,鲁迅先生创作《一件小事》的目的就是为了“通过”什么,为知识分子指出一条向劳动人民学习的正确方向吗?我不以为然。     

论创作构思中形象的选择与组合

创作构思是个难以界定的概念。苏联学者尼季伏洛娃就认为:“迄今为止对‘构思’这一术语,尚无确定的理解,对文学作品创作过程始于何处及构思终于何处,也缺乏精确的界限。”鉴于此,她提出:“应当把构思分成两种:一种是仅仅足以使创作得以开始的构思;另一种是可以以之为基础把作品加以完成的构思。前者我们称之为‘定型构思’,后者则可     

“恶”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

黎澍同志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观点完全错误”。其理由之一就是,“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辩解”,这就“把‘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看做是善,是人民的勤劳、勇敢和智慧”,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承认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所以“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就是错误的。(《再论历史的创造者及其他》,《光明日报》1986年7月30日)在黎澍看来,要么承认“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要么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两者不可同时而语;他用承认“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来否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对于他的这一观点,我不敢苟同。我认为,承认“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与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并不矛盾,两个命题是一致的:前者是就历     

评俞平伯在汉乐府“羽林郎”解说中的错误立场

汉乐府“羽林郎”是我国古典诗歌中一篇杰出的现实主义的诗。它不仅反映了那时的社会现实、人民生活,而且也反映了中华民族“酷爱自由富於革命传统”的民族性格。在这长不过一百六十字的短诗中正蕴藏着丰富而鲜明的“民主性的精华。”但是不幸得很,这首诗在解放前竞遭到反人民的战犯胡适的暗杀。胡适在他的“白话文学史”里抄录了不少汉乐府歌辞,对这些歌辞的人民性虽极尽歪曲抹杀之能事,但总算抄出来了,独独对这篇“羽林郎”却一字不录。是不是胡适没有看见呢?不是的。他在考证“孔雀东南飞”的时代时,就曾利用了一下“羽林郎”,他说:“描写服饰莫如‘日出东南隅’与辛延年的羽林郎。”(白话文学史一○三页)可见他并不是没有看见而是有意识的要把它扼杀,压根儿就不让它和读者见面。     

关于“豪放”与“豪放派”问题——纪念吴世昌先生逝世二周年

“豪放”是人们很熟悉而又常用的,吴世吕先生独具慧心,首先探本索源,指出:“陈登不理许汜,许汜说他‘湖海之士,豪气未除。’显然说陈傲慢,并非褒词。‘放’字则似乎起于魏晋间‘放浪形骸之外’一语,结合‘豪’与‘放’为一词而成豪放,大概起于唐朝,《唐书》称李邕为‘豪放不能治细行’则是指其品行,陆游为别人说东坡词‘不能歌’辩护:‘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也是澄东坡为人性格‘豪放’。”     

关于胡适先生的长春之行

近年来胡适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关于胡适先生 192 6年为了庚子赔款事宜去英国 ,途经长春并作短暂停留一事 ,有关胡适的论著及胡适传记、年谱等 ,均未涉及此事。朱文华先生在《“胡适研究”所涉及的学术课题———试为“胡适学”初拟内容框架》一文中特别指出 :“整个‘庚款’问题值得作为一个专门课题作研究 ,胡适在 (192 6～ 192 7年 )这一时期活动所留下的传记资料极少 ,……这方面的资料发掘整理工作也应加强。”①胡适先生晚年回忆“192 6年我以‘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中国方面三位委员之一的身份去欧洲公干。那时英国决定退还一部…     

苏联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的光辉形象——读“顿巴斯”(戈尔巴托夫著 草婴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在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阿·苏尔科夫在他的报告(苏联文学的现状和任务)里,论到苏联文学的世界意义时,曾有这样一个结论:“只要研究一下外国读者的要求,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每一个国家的读者对於苏联作家某一类作品的浓厚的兴趣,首先是以该国人民现在正在解决的实际任务为转移的。”现在我们国家正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是掀起了工业化建设高潮的伟大时代;因此,中国广大读者最感兴趣的多是苏联的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主题的作品。这是因为读这类作品,可以学习苏联劳动人民,特别是青年积极分子,为实现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而斗争的创造精神,以便投身到祖国当前的建设浪潮中,作一个勇敢的战士杰出的劳动     

怀念师生深情忧心国家大事--由一天日记引出的

一　　为了查一张照片的日期 ,我翻阅旧日记。 1 998年 7月 5日这天的一篇日记 ,留住了我沉思。时探亲去美国 ,住在洛杉矶我大孙女家。这天的日记写道 :早起 ,读《殊途同归—胡适与张君劢》 ,(《胡适与民主人士》中的一篇 )。胡适说 :“真理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也不是人胎里带来的。真理原来是人造的 ,是为了人造的 ,是人造出来供人用的 ,是因为他们大有用处所以才给他们‘真理’的美名的。”〔1〕胡先生这话说的是对的。一切理想、思想都是人造的 ,通过人的“口”、“笔”、“文章”述说出来的 ,也就是人造的。但 ,问题在人怎么会造真理。原…     

章学诚“史德”论辨析

章学诚的“史德”论,涉及治史原则和史家的修养问题,因而大受人们的重视;接着就是肯定、赞扬有加。早在二十年代,胡适、何炳松等就认为“《史德篇》论主观可以夺真实,其言极精。”(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九十一页)“我以为单就这‘天人之际’一个见解讲,章氏已经当得起世界上史学界里面一个‘天才’的称号。”(何     

治民必先治官 治暴不如治权——与王学泰先生商榷

《社会科学论坛》杂志２０００年第２期刊出了一篇题为“从‘该出手时就出手’说起——警惕暴民意识”的文章,作者是王学泰。其中“暴民意识”一词引起了我的兴趣,原因正如作者所言,‘’近几十年来,理论界谈到‘民’似乎都要用褒义词,把‘暴’与‘民’联系起来,……是不能想像的”。 “谁是暴民？”“什么是暴民意识？”“为什么要警惕暴民意识？”通读全文,我发现王先生所言虽有精辟独到之处,但从根本上来说是错误的、不合时宜的。本文特提出不同意见与作者商榷,并就教于学界。 王先生说,那些“不怕天,不怕地,铤而走险,去争夺…     

民主政治制度探源

<正>列宁在总结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曾经提醒人们“特别值得注意”马克思着重指出的公社所采取的措施,他说:“现代机会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以前的社会民主党人爱·伯恩施坦曾不止一次地重复资产阶级那种嘲笑‘原始’的民主制度的庸俗做法。他同一切机会主义者及现在的考茨基主义者一样,完全不懂得:第一,如果不在某种程度上‘回复’到‘原始’的民主制度,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不这样做,怎么能够过渡到由大多数人民和全体人民行使国家呢?),第二,以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文化为基础的‘原始民主制度’同原始时代或资本主义以前时代的原始民主制度是不一样的。”近来,学习《国家与革命》这部光辉著作,读到这段教导时,不仅使我想起巴黎公社的伟大创举,而且还想到原始社会的“民主制定”。这种联想促进我在繁忙之中去研究原始社会的首领或者说“原始民主制度”这个古老的话题。     

“无”“无名”“无物”不应释为“无名之物”

一九七九年第二期《学术研究》发表的《论道的物质性和老子哲学体系的唯物主义性质》的文章(下边简称《论老》),说老子哲学中的“道”是“物质”,其重要根据,是认为“无”、“无名”,“无物”都是“无名之物”的意思。我认为把这三个词都解释成“无名之物”是讲不通的. 首先分析“无”字.《论老》引了《老子》书中这样一段话:“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论老》分祈:“在老子这段话中,‘有’是‘有名’的略词,是指‘有名之物’。‘无’是‘无名’的略词,是指‘无名之物’。老子这段话的意思是:天下之物生于‘有名之物’,‘有名之物’生于‘无名之物’。”我认为这样理解是讲不通的。题问在于这句“天下之物”中的“物”字,是有名的物呢?还是没有名的物呢?如果是有名的物,那么这句便是:天下有名之物生于有名之物,有名之物生于无名之物。前面说“有名之物”是从“有名之物”中产生的,后面又说“有名之物”是从“无名之物”中产生的,这个“有名之物”究竟从何而     

为了前进,而不是倒退

<正> 恕我直言,当我读完刘波同志的那篇副题为“与刘光裕同志商榷”的文章(见《文史哲》八三年第二期),感到该文的有些说法是欠考虑的。如刘光裕同志的文章中对周扬同志早在1960年的一篇报告提出了一点异议,刘波就这样无端地判定:“所谓周扬同志攻击源泉说是机械唯物论就是这祥得出的。”我们看看刘光裕的原文:“五十年代末就开始有一种对源泉说的不满情绪,到一九六○年全国第三次文代会的一个报告中,明确地称源泉说为‘不是完全的马克思主义’和不是‘完全的唯物主义’,这个意思相当于机械唯物主义”。从这段话中怎见得他说过周扬同志“攻击”呢?“攻击”一词的特定意思不用我来解释,令人不解的是,“商榷”者怎么可以给别人无端地造出这样的     

说“消息”变为“音信”意义的时代

王力先生在他的《汉语史稿》562页讲到“消息”一词时说:“‘消’是‘灭’,‘息’是‘生’(文选七发李善注),‘消息’本是等立仂语,等于说‘消长’”。“到了第五、六世纪以后,‘消息’才有‘音信’的意义。”并以南朝梁元帝诗和唐代骆宾王、李白、杜甫的诗句为例。我们认为,“消息”作为“音信”的意义,在公元三世纪初就已经出现了。如东汉末年蔡琰的《悲愤诗》:“迎问其消息,辄复非乡里。”西晋陈寿著的《三国志》中“消息”已经普遍用来表示“音信”的意义,例子很多,我们仅举几例: 《三国志·蜀书·董刘马陈董吕传》:“魏尚书仆射陈群与丞相诸葛亮书,问巴消息。”     

论胡适早期诗歌的思想价值

胡适是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史上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怎样正确评价他的早期诗歌和他的《尝试集》,一直是文学评论界关注的问题。有的论者认为“《尝试集》中有不少的篇章抒写的都是诗人个人的日常生活感受,没有什么积极的社会意义,甚至还有相当一部分作品,思想陈腐,情调低沉,内容反动,与‘五四’精神完全背道而驰。”对这个论断笔者不能苟同。本文试就胡适早期诗篇的思想价值作些粗浅的分析与论述,以求对它的社会意义有一个公正的实事求是的评估。 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曾谈到他早年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     

听话能力及其培养

听话教学是中学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听话能力是中学语文教学要完成的目标之一。当代语文教育家叶圣陶先生指出;“学校里为什么要设语文课?” 设语文课的目的“是让学生掌握语言文字这种工具.培养他们的接受能力和发表能力。”接受和发表,表现在口头是听(听人说)和说(自己说),表现在书面是读和写。在接受方面,听和读同样重要;在发表方面,说和写同样重要。所以听、说、读、写四项缺一不可,学生都得学好。”叶老的这种观点早在一九四九年的一封信中就曾申明过。他指出:语文科‘听’‘说’‘读’‘写’宜并     

“写真实”的历史地位及其片面性——与周忠厚同志商榷

本文对周忠厚同志提出的“写真实”“是现实主义的主要特征”,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核心内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主张写真实的”,“无产阶级的作家”要“克服”“阶级的偏见”等观点进行了批评。指出,“写真实”是资产阶级文艺家提出的,它虽具有某种唯物主义因素并在历史上起过一定进步作用,但无产阶级却不能全盘接受并做为创作口号,否则,就会导致创作上的客观主义;而且,目前创作中存在的小市民趣味和向往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暗潮也可用它为自己辩解,“牢骚文艺”以及“绝对自由”化中的任何一种也可以用它做为“挡箭牌”。事实已验证了把它做为创作口号的弊病,它其实已经成了文艺创作脱离四项基本原则的“理论避风港”。文章引述了卢那察尔斯基的一段话做为立论的佐证。这段话是:“请想一下,人们正在兴建一所房子,等它建好,将是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可是房子还没有建成,您便照这个样子去描写它,说道:‘这就是你们的社会主义,——可是没有屋顶’。您当然是……说了真话;但是,一眼看得出来,这真话其实是谎话。”“他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有时还根据共产党人的‘说真话’的要求,回答道:‘这本来就是真话啊’,他心里可能没有反革命仇恨”,但“这样的‘真实’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毫不相干”。文章还对斯大林时期苏联对这一口号的宣传情况进行了分析,最后着重强调,在今日之中国,离开了作家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化,就谈不上其作品的真实性。     

尊崇孔夫子 打倒孔家店──胡适对孔子和儒教的不同态度

胡适对孔子的态度，一般都以为是否定的，最重要的证据就是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率先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加上他一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评不留情面，所以人们往往都认为他是一个历史虚无主义者，一个反孔派。然而，胡适本人并不接受这种看法。早在1948年，他在致陈之藩的一封信中就说过：“关于‘孔家店’，我向来不主张轻视或武断的抹杀。你看见了我的《说儒》篇吗？那是很重视孔子的历史地位的。”①直到晚年，他在口述自传时仍然念念不忘这件事：“有许多人认为我是反孔非儒的。在许多方面，我对那经过长期发展的儒教的批判是很严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