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武周时期洛阳政权中心的诗学意义

关于武周时期洛阳与诗歌之关系,前人多关注诗歌对提升洛阳文化地位的作用,而忽视了当时洛阳文化对诗歌发展之影响。实际上,正由于洛阳政权中心的建立,“方外十友”才得以形成,这对唐诗产生了多方面影响。再者,诗歌中心随政权中心转到洛阳后,诗歌的表现对象、艺术风格、用典喜好都发生了相应变化。更为重要的是,诗学观念在洛阳发生了较大转变,诗人由慕学西汉(长安)转向崇尚东汉和魏晋(洛阳)文学之美。陈子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提出了“风骨”和“兴寄”的主张。探讨洛阳政权中心的诗学意义,有助于从新的角度考察唐诗演进的外部因素及武则天与唐诗之多重关系。     

边缘的号角：阿库乌雾与约瑟夫·布鲁夏克比较研究

［摘要］彝族诗人阿库乌雾与印第安诗人约瑟夫·布鲁夏克都来自少数民族部落,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他们用诗歌来抒发本民族的心理诉求,力求吹响本族裔传统文化兴起的号角,他们是本民族文化发展历程的主要见证人。阿库乌雾对美国印第安传统宗教文化的关注,夏鲁布克对中国天人合一文化观念的认同,二者在传统文化观念上较为契合。二者的诗歌创作彰显了文化救赎和忧患意识,在多元文化时代思潮下,他们力图捍卫少数民族诗歌的人文精神价值具有深远的意义。     

北朝诗人的地域特征

北朝诗人活动的中心区域有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即无论西部的长安地区,还是中部的洛阳、晋阳地区,都是中古时代中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活动于这些区域的诗人们,立足于华夏文化的沃土,背靠着绵长的文学传统,以其独特的地域文化素养和个性,共同创造了北朝诗歌的三个辉煌时代。本论文以北朝诗人的地域特征为切入点,揭示了洛阳、晋阳、长安三个诗歌中心活动的主要诗人及其诗歌创作情况。     

血以后是黑暗:海子和荷尔德林诗歌中的人与神

作为二十世纪中国诗坛最为深刻、也是最具争议的诗人之一,海子生前热衷于德国古典美学和现代诗学,并奉荷尔德林为其诗学楷模。可以说,后者对海子的诗学与诗歌转型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塑造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对荷尔德林身份、哲学和诗歌观念的体认和扬弃,海子在晚期诗歌中部分实现了自我超越,形成了迥异于荷尔德林的、高度个人化的诗学。对两位诗人的关系的研究,直接关系到对海子诗歌作为当代中国一种特殊的诗学和文化现象的进一步体认。将海子诗学的本体观念、诗人的身份观念作为切入点,着重分析它们如何影响了海子诗歌中人、神与实体的关系,同时试图在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下,思考这种关系的生成机制和文化特性以及荷尔德林如何改变海子诗歌和诗学表意与实践的方式,以期对当代中国诗歌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接受和自我塑造问题产生启发性的认识。     

彝族青年诗人创作管窥

本文选取沙马、施袁喜、鲁娟等几位彝族青年诗人,分别从诗歌意象、文化内涵、语言特点等方面对他们的诗歌进行简单评析,力图通过他们的诗歌概括一些当下彝族青年诗人创作的特点,展现彝族汉语诗歌的一些面貌。     

日本现代主义诗歌的发生与大连——以诗刊《亚》为中心

日本殖民地摩登都市大连生成了诗刊《亚》,并孕育了日本现代主义诗歌的发生。摩登都市大连的＂生活空间＂和诗人们的＂摩登体验＂,成为安西冬卫等《亚》诗人群诗歌创作的基础和文学的感性来源,他们的诗歌交织着的西洋、日本、中国等多重民族文化的葛藤,浸透着西方现代主义、殖民主义和日本传统文化的诸多特性。     

"知识分子写作"诗歌流派的精神向度和诗学立场

“知识分子写作”是20世纪中国诗坛的一个诗歌流派,其群体中的诗人有着自己的美学观念和诗歌追求,但从诗歌发展的事实看,他们无可争议地呈现出相似的诗学立场。本文从诗人主体、诗歌与现实、诗歌本体和诗人与读者四个方面阐述“知识分子写作”群体的精神向度和诗学立场。     

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诗歌新维度

受基督教文化影响,从五四时期开始,中国诗人就在诗歌中尝试采用基督教观念和意象,为新诗输入新的意识与内涵。结合不同时期基督教被中国诗人接受的情况,该文主要从爱的意识、忏悔意识、救世观念和自我救赎4个方面探讨了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现代诗歌中的表达,并分析了由此而给中国现代诗歌带来的新维度及其具有的意义。这种新维度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精神的成长。     

新媒体视域下的现代诗人形象——中外诗人形象描述

诗人为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诗人形象却常常受到社会质疑。在公众印象中,外国古近代诗人是承担神圣使命的伟人,现代诗人是世俗社会的普通人;中国古近代诗人中有兼济天下的伟人,也有风流倜傥的骚人;现代诗人在20世纪是崇尚革命的浪漫主义者,在21世纪是喜欢炒作的功利主义者。在现代诗人被妖魔化过程中,以电子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新媒体把诗人转型为文化人、伦理人甚至政治人,把诗歌事件演化成网络事件、文化事件甚至政治事件。在网络诗歌的诗歌论坛阶段,诗人的隐身上网使他们无所顾忌,影响了诗人声誉。在诗歌博客及微博阶段,诗人的实名上网使他们洁身自好,诗人形象有所好转。电子网络、手机短信等新媒体使地震诗歌迅速传播,也为现代诗人赢得了一些声誉。     

韩愈分司东都与韩孟诗歌唱和群体的形成

文人分司东都对文学创作及洛阳诗歌唱和的影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中唐诗人韩愈分司东都期间,在洛阳任职或居住的孟郊、卢仝等人与之进行了较多的诗歌酬赠唱和。同时,洛阳便利的交通条件、韩愈在文坛的影响及其喜欢奖掖后进的作风也吸引了贾岛、刘叉、李贺等人。诸多诗人在此会聚,促进了韩孟唱和群体的形成,并在彼此的相互影响中形成了共同的诗歌审美追求。     

辽代诗学思想论衡

辽代诗歌是中国诗史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其意义不在于艺术上如何成熟而精致,而在于其以清新质朴的形态为中国诗史充填进新的质素。辽代诗歌创作的主体是契丹族诗人,而且尤以上层人物为主。辽代没有专门的诗学著作,其诗学思想主要指在诗歌活动中体现出的一些倾向。辽代诗学思想更重视的是诗的政教功能。辽诗有着尚实尚质的导向。     

略论宋遗民诗派对宋季"晚唐体"的反思与新变

"晚唐体"充斥宋季诗坛,成为当时江湖派诗人创作的主流倾向,弊病不一而足.继之而起的遗民诗派,在对"晚唐体"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开拓出一条新变的道路,并借助于诗社活动与诗学授受两种形式将新变理念广泛传播,扭转"晚唐体"诗风并赋予其正确的发展模式.遗民诗派在宋元两代诗风转换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诗源辩体》中唐诗论产生的时代背景与理论渊源

明代诗学的主体是唐诗学,晚明时期唐诗学进入整理、融合时代。产生于晚明的《诗源辩体》不是一部专论唐诗的著作,但全书主体却是唐诗研究。其唐诗理论不是许学夷所独创,而是与前代、同时代诗论有着深厚渊源;不仅包括《文心雕龙》、《沧浪诗话》、《艺苑卮言》、《诗薮》,更包括公安派、竟陵派的诗学理论。正是在融汇众家的基础上,《诗源辩体》中的唐诗理论成为了有明一代唐诗理论的总结之作。     

江西诗派的精神内核是宋明理学--二论宋明理学是"江西之学"

从诗学思想这个角度去考察,宋代诗学的主流是江西诗派的诗学思想.因江西诗派的首领黄庭坚等人对诗歌的观点与理学家接近,为理学家所接受,而当时理学的影响正在日益扩大,故得相辅而行;不少江西诗派的主要成员同时又是理学家,其创作实践也渗透着理学观.以此观照,江西诗派的精神内核无疑应该就是宋明理学.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的价值和影响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是一部收录清代前中期诗歌的选本,自问世以来引发了历代诗歌评论家的争论,或褒或贬,莫衷一是。客观地讲,《清诗别载集》保存了许多清代前中期诗人的生平资料和诗歌作品以及诗学评论,因而具有巨大的文献价值和诗学价值。另外,沈氏此集对后世总集编纂和清诗研究方面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论乾嘉之际的诗歌思想与创作精神

乾嘉之际不仅是清代历史的转折点 ,同时也是清代诗史的转折点。和清代中前期相比 ,这一时期的诗歌思想与创作精神突出地表现出几个特点 :分门别派的观念 ,特别是祖唐祧宋的争论趋于淡化 ;尊重个人情性日益成为广为接受和重视的创作原则 ;在此基础上 ,不甘比附而渴望自树风格、自创一家的理论意识得到进一步强化。这几个方面互相促动、密不可分 ,而尤以尊情重性为核心 ,它构成了乾嘉之际诗歌界起伏涌动的大趋势     

论周济对常州词派的理论贡献

周济的词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出入说、词史说、南北融合说、浑厚说。前三说是对常州词派创始人张惠言词学思想继承基础上的提炼、发展和超越，后一说则是他自己的理论创新。周济建构了常州词派完整的理论体系，是该词派最主要的理论家。     

意象主义和漩涡主义理论的中国背景

美国著名诗人、学者庞德一生最为重要的诗学理论是意象主义和漩涡主义。国内外学界主流一般认为庞德是在提出意象主义理论之后,才偶尔发现费诺罗莎笔记中的中国诗歌正好符合其诗学理论的。他们忽略了这一事实:庞德在获得费诺罗莎的笔记之前已经接触到中国诗歌,他所提出的意象主义诗歌主张中有关诗歌节奏、诗歌用词等的理论都受到来自中国的深刻影响;而且庞德从意象主义转向漩涡主义也源于他对于中国诗歌认识的变化。因此,庞德的意象主义和漩涡主义理论具有明显的中国背景。     

关于新诗形式问题的讨论(笔谈)

学术的生命在于百家争鸣。要解决新诗形式的理论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展开讨论。吕进先生说:“有如散文的基础是内容,诗的基础是形式。”[1]没有诗的形式,也就没有了诗人与读者沟通的桥梁。新诗多数不受欢迎,主要是因为它们还不成形。因此,如何认识新诗的形式问题便成了发展新诗的矛盾焦点。丁鲁认为,片面发展自由诗的中国新诗,正处于迷茫的困境之中。其根源主要在于“内容决定形式”的机械论没有得到应有的批判。因此,当前新诗一切问题的突破口,就在于加强格律诗的理论研究与实践,除此以外别无其他出路。黄淮、周仲器认为,格律诗中的“自律体”与“共律体”具有不同的艺术特征,前者是“一诗一律”,后者是“千篇一律”。“自律体”与“共律体”的矛盾运动是中国格律诗发展的内在动力。当下新格律诗的“自律体”与“共律体”的继续创新并互动演变,必将迎来中国诗歌形式的第三次伟大变革,实现中国诗歌的真正复兴。万龙生认为,戴望舒对于诗中的音乐性曾经有过偏颇、极端的认识,而且在自己的创作中予以贯彻;但是,他后来对那种意见作了修正,并且在创作中实现了向音韵的回归。这一过程,证明了音韵的魅力以及音韵对于诗的重要意义。     

《诗刊》与"上园派"的形成及其影响

"上园派"是20世纪80年代具有重要影响的诗歌理论群落之一,是继"传统派"、"崛起派"之后形成的具有中间道路特征的诗学流派.它的形成、发展和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和<诗刊>的诗歌观念、<诗刊>举行的一些诗歌活动、<诗刊>的有关编辑人员等有着密切关系,是文学期刊推动文学观念发展的典型案例之一.<诗刊>这个阵地将这些诗论家集中在一起,又通过这个阵地将他们的诗学主张推向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