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的政治态度及其作品

阮籍早年在曹魏政权日益腐朽局势微妙的情况下，一再回避出仕，他的《咏怀诗》中有相当一部分的篇什对于以曹爽为首的当朝权贵进行抨击、讽刺和规劝，诗人此时内心相当苦闷，头脑异常清醒。高平陵之变（２４９）以后，司马氏掌握了实权，魏晋禅代的机运已在酝酿之中，从此阮籍与司马氏合作，长期担任要职，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他的四言《咏怀诗》是写来歌颂司马氏的。司马昭对阮籍非常之照顾宽容，允许他保持嗜酒荒放的名士作风。长期以来流行的一种观点认为阮籍是反司马氏至少也是不满司马氏的，他在司马氏手下当官只不过是不得已的敷衍，其实这完全不符合阮籍的生平史实与诗文创作     

论黄侃《咏怀诗补注》——兼谈阮籍《咏怀》诗的注释

黄侃《咏怀诗补注》突破以史证诗这一传统注释方法,立足于诗句本身阐发诗意,纠正了前人的不少牵强附会,为阮籍《咏怀》诗的注释开辟了一条新路。黄先生对诗歌比兴的见解值得注释者重视。但是,完全抛弃史实,忽略《咏怀》诗以古典言时事的特点,也使得他对《咏怀》诗一些篇章的解释不够明确。     

阮籍《咏怀诗》思想内容初探

阮籍是魏晋交替时代正始文坛上的代表作家,所以清人宋长白说:“建安七子之后,断推阮公第一.”阮籍的诗歌创作,主要是八十二首五言《咏怀诗》,另外《艺文类聚》二六有他的二首四言《咏怀》诗(《全三国诗》辑为三首),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都不能与五言相比,因此我们讨论《咏怀诗》的思想内容,只是就五言而论.我认为阮籍的诗歌创作,原来并不都叫《咏怀》,而是各有其题.《晋书》本传就说过他“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叹,于是赋《豪杰诗》.”但是臧荣绪作《晋书》,已说他“作五言诗《咏怀》八十余篇”,可见此时阮籍的诗作已统称《咏怀》了.大约在阮籍生前,为了避祸,已把原来的题目如《豪杰诗》者一概删去,而以《咏怀》统一之.没有了题目,诗里所咏的事实就更难以指认,欲因其对时事的可否而致之罪者如钟会之流就更难以下手了.吴汝纶说:“要其中八十一章,决非一时之作,吾疑其总集平生所为诗,题之为《咏怀》耳.”吴氏虽是推测之词,但却是合理之说.     

陶渊明对阮籍《咏怀》诗的继承与学习

阮籍及其《咏怀》诗对陶渊明创作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可作为阮籍《咏怀》诗接受史研究的一部分。     

论《咏怀诗》的抒情化倾向

阮籍对情感极为重视。他将《咏怀诗》作为他复杂感情的载体。阮籍但求抒发情怀,无论是指斥世人,还是高歌遁世,都是情郁结于中,喷薄而出。这使《咏怀诗》对五言诗的情感范围有所拓展。这一组诗中的情感不仅浓烈、执著、厚重,而且寄托“遥深”。与此相适应,《咏怀诗》的结构模式、语言风格、修辞手法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从而在阮籍手中完全改变了五言诗的民歌性质。     

庾信《拟咏怀》对阮籍《咏怀》诗主题的接受

阮籍的《咏怀》诗主要表达了两个主题:一是变幻莫测的时事所激起的盛衰之叹,二是身处乱世而悟出的人生哲学。庾信一生中经历了两次大的祸乱,由南入北,饱受了逃亡与羁旅之苦。相似的人生处境,使得阮诗成为庾信取法的对象。文章分析了庾信《拟咏怀》对阮籍《咏怀》诗"荣衰""生死"两个主题的接受,及《拟咏怀》中"乡关之思"对阮籍《咏怀》诗主题的深化。     

就《阮步兵咏怀诗注》诠释《少年学击刺》存疑

<正> 阮籍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著名诗人。他的八十二首《咏怀诗》。批评家们历来以“归趣难求”(钟嵘《诗品》),“文多隐避,难以情测”(李善《文选》卷二十三、《咏怀诗注》)而称之。因诗人时处魏晋易代之交,朝政混乱,仕途险坷,屡屡受到政治迫害的威胁。为了远祸全身,他在抒发自己忧懑交集的思想感情时,常常不得不采取隐晦曲折的表现形式。形成了“文尚曲隐”的特点。但以其作为指导思想,受其框囿,则难免在诠释阮籍的《咏怀诗》时会生出穿凿附会以嫌。阮籍的几首追忆少年志趣,叹谓岁月蹉跎,一生壮志难酬的咏怀诗还是较为明白     

飞鸟意象与阮籍的多重人格

阮籍的《咏怀诗》历来被誉为"旷代绝作",同时也是绝对的难解之作,"百代之下,难以情测"。而飞鸟则是《咏怀诗》中最重要的诗歌意象,它们是阮籍主体人格的诗性外化,各种飞鸟意象体现着阮籍隐晦难测的内心世界。     

阮籍《咏怀诗》“佳人”试析

阮籍八十二首《咏怀诗》中有两首写到了“佳人”,但历来论者对其意蕴众说纷纭,且少有人触及这两首诗所具有的内在关联性。阮籍《咏怀诗》十九中的“佳人”和《咏怀诗》八十中的“佳人”,在内在意蕴上是一致的,是阮籍根据魏晋人特有的审美标准构建出来的理想人物。她融和了庄、屈精神,体现了个人仪态形貌之美与内在才能、气质、人格之美的统一,是魏晋风度的典型体现。不同的是,《咏怀诗》十九写的是这种理想的构建,《咏怀诗》八十写的是这种理想的破灭。     

忧伤之歌:阮籍《咏怀》诗的另一种诠释

历来对阮籍《咏怀》许多从时事政治的角度来诠释,甚至几乎每首诗都要与魏晋间的史实一一比附。根据社会背景来分析诗歌这无疑是诠释诗歌的一种方式,但是并非所有的诗歌都是现实政治,尤其是时事的直接反映。从阮籍的整体心态入手,将《咏怀》诗分别从忧思与伤心、徘徊与将何见、孤独三方面来诠释,可以看出:忧伤氛围始终贯穿《咏怀》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是《咏怀》诗的诗旨,这反映了阮籍痛苦的人生。     

论阮籍“孤露”心态与其诗文创作之关系

阮籍幼年的“孤露”心态,与他崇敬女性的态度以及对曹氏与司马氏之间的依恋和背离具有潜在的一致性,其诗文创作中所体现的对儒、道文化的徘徊无适也与此有关。正是幼年“孤露”身世的独特性,造就了阮籍潜在的女性眷恋心迹。阮籍成长过程中的角色转变,促使了他依恋而又背离的“孤露”心态的形成一不即不离。这种“孤露”心态贯穿于阮籍成年后的政治态度、玄学思考与文学创作之中。     

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阮籍的生存处境探析

阮籍处在魏晋政治的高压之下 ,生存时时受到威胁。为了逃避 ,他躲入空堂 ,沉入醉乡 ,逃到山上 ,独自徘徊 ,向往神仙 ,但理想的生存之路始终没有找到 ,失路的背后隐藏着诗人无尽的焦虑与悲哀。阮籍的生存困境并不是形而下的口腹之饥 ,而是深埋在心底的长哀巨痛 ,是精神上的负重。同时 ,生存的困境也蕴育了他诗文的深沉与美丽。     

从《咏怀》的“旨邈意远”看玄言思想对阮籍的影响

针对《咏怀》所表现出来的“旨邈意远”的特点,采用文献印证的方法,剖析其主题的难测、手法的隐秘、境界的旷远,得出《咏怀》“旨邈意远”这一特点的形成是玄言思想影响的结果,进而肯定阮籍推动了玄言诗的发展。     

阮籍与司马氏集团之关系辨析

阮籍既不是对司马氏集团深恶痛绝而对曹魏“忠爱缠绵”的忠臣义士，也不是出卖曹魏而投靠司马氏集团的小人，他与司马氏集团之间的关系是特殊时期政权与名士之间的特殊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对阮籍而言是被利用被强迫的，从而可以说是一种消极的合作关系。阮籍的放达，不是“佯欲远昭而阴实附之”，而是其名士风度的自然流露。     

忧生与逃世：作为心态典型的阮籍

嗜酒、不拘礼法,阮籍这些放达的行为隐藏的是魏晋易代的时代悲患。其《咏怀》诗旨隐避,寄托深远,不仅包含着深刻的现实喻指和心理内涵,更传达出整个人生不幸的悲哀。阮籍的忧生之嗟既是正始之音的主题,也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种典型心态。     

魏晋之际士人的政治选择

在魏晋之际政治大变动时期,士人面临重要政治选择,或仕、或隐、或走、或反。出仕者有裴秀、贾充等,前者"步步高升"而无明显劣迹,后者曾在任要职期间鼓动弑君。至于阮籍,沉湎酒中而能不失风骨,可看作隐于朝中者。嵇康求隐但未彻底远离政治,后因故被杀;而孙登则为真正的隐士,并由此得以保全。夏侯霸从魏国出走投奔蜀汉,不仅保其身还出任显职。李丰计划在洛阳发动政变以反司马氏,但图谋失败;钟会在益州起兵反司马氏,随即败没。魏晋之际士人在政治上究竟做何种选择,与他们自身的特殊情况包括政治立场、志向、个性等有关,也与其对个人利害关系的认识或对局势的评估有关。     

阮籍、陶渊明与酒

阮籍与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负有盛名的两位饮者,酒在他们的生活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他们的政治态度、人生态度、审美趣味都与他们的饮酒有着密切的关系,阮籍纵酒佯狂以避祸消忧,陶渊明则通过饮酒来体悟人生和寄托情趣。     

跨越时空的交汇：鲁迅“嵇阮情结”的形成及创作体现

十年沉默期的鲁迅从辑录古籍碑帖中身临其境地回到了魏晋时代,读懂了嵇康、阮籍放达不羁背后隐藏着的深深哀伤,体悟到竹林玄学强调人与人的本性相融合的平衡美。这种萌生于中年时期的“嵇阮情结”潜在地与其青年时期所钟情的“托尼学说”相契合,并相互验证地统一于鲁迅的“立人”思想中,成为他投身即将开始的“五四”创作浪潮的精神资源,生成了一系列心怀大爱的“狂人”形象。     

贺知章生平小考

贺知章生平中有两个重要疑点 :一是他的离乡时间 ,二是他在京城长安为官 5 0年 ,中途有否返乡。从《回乡偶书》诗中透露出来的信息分析 ,贺知章离乡时间应该早于他在长安应试的时间 (6 95年 )。考中进士后 ,有 17年未担任任何官职 ;后来在工部侍郎任上也有 12年时间 ,所以贺知章是有时间和机会中途返乡的。     

欧阳修的滁州之贬与《醉翁亭记》之抒情

欧阳修因参与范仲淹＂庆历新政＂而被指为革新派＂朋党＂。庆历五年,政敌罗织＂盗甥＂罪名,将他贬至滁州。贬滁期间的欧阳修心情痛苦、郁闷,此期创作的《醉翁亭记》,一方面透露着他蔑视打击、付毁誉于山林的不屈态度,另方面,也寄托着他遭遇人身污蔑及再次贬谪后,以放情于山林的姿态＂娱文章＂、遣苦闷、远世患的用意。本文的抒情内涵并非如论者指出的＂悠闲自适＂或＂与民同乐＂等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