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视域中的中国城市社区建设

社会资本是1990年代以后形成的、为许多学科关注的热门概念和分析范式,社会资本理论为中国城市社区建设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本文认为,当前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城市社区建设使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组织出现了行政化倾向,而对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关注不够,城市居民在城市社区建设中的参与明显不足。为此,应该通过发展城市社区自治以及增加社区社会资本的存量,最终实现城市社区自治和培育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长远目标。     

引导与自觉: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分析

有序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是当前促进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在实践中,应加强政府引导,准确把握社区社会组织的概念、行动逻辑和政策要义;理顺培育管理机制,将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纳入社区治理整体布局;强化街道服务管理职责,以城市基层党建为引领,调动街道社区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完善公益创投等项目化运作方式,利用项目孵化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尊重基层首创精神,营造良好环境,增强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内生动力。同时,还要注重增强社区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引导社区社会组织主动自觉参与社区治理,使社区社会组织真正成为社区治理的参与者、受益者。     

试论非政府组织与我国城市社区建设

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城市社区建设开始萌芽并成为中国社会改革的重点。在这一变革过程中,非政府组织迅速兴起并成为社区建设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论城市社区建设机制创新

政府行为、社区参与和社区组织是社区建设体系和运行机制中三个核心要素。社区建设的行政化、社区参与度低以及非正规社区组织发展滞后,是当前严重制约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和发展的突出问题。准确界定和切实处理好三者间的关系,建立有序高效的社区建设新机制,将会使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在现有基础上达到新的水平。     

新形势下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边缘化问题

中国城市社区建设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由单位制和当代社会生活脱域等因素影响,城市主要社会成员(职业群体)的主要社会活动不在城市社区之中,城市社区建设存在普遍性的边缘化问题,社区服务并未将占大多数的职业群体纳入社区服务的范围.城市社区的服务创新模式首先在于突破单位制观念的限制,把社会群体及其专业化活动纳入社区建设和社区管理的视野,通过多种形式丰富内容的社团建设,把已经脱域的社会群体或社会活动引入日常生活的社区场域之中.有效利用当代社会生活符号化和网络化的技术途径,拓展城市社区活动空间,提高社区居民的交往能力和沟通效果,实现社区建设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的统一.     

城市住宅小区的社区建设和管理

本文通过对抽样调查所获数据的分析后认为,城市住宅小区是一种社区性结构单位,应该按社区的理解来把握小区的性质;应把小区管委会理解为小区社区全体成员授权对小区进行管理的执行组织,同时它无论如何都起着一种宏观社会基层社会组织的功能作用小区管委会应该对小区居民参与社区管理行动的可能性加以充分组织与利用;小区亟需建立一个通过社区服务、全面提高和保障社区成员的生活质量的组织.     

社区多元化与社区整合问题：后单位制阶段的社区建设——兼以一个社区网的实践为例

社区在现代化过程中呈现多元化倾向。单位制解体之后,从社区实践上看,中国居住社区也是一种多元社区。而继单位制之后,这种多元社区的社区整合缺乏制度和组织基础。社区参与和认同不足成为中国社区建设的瓶颈。弱关系理论提供了一条社区整合的路径。社区网的发展成为信息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大力发展社区组织,促进社区弱关系的形成,进而促进社区认同的新的尝试。     

重构社区社会资本——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路径选择

城市社区社会资本,是蕴涵在城市社区内部的个人和组织之间或组织内部的关系资本。它是沟通个人和制度的中介物,个人行为能否实现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和谐,以及制度能否解决集体行为的困境,不仅取决于个人和制度本身,还取决于双方联系的中间媒介—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理论为中国城市社区建设提供了具有借鉴意义的理论指导和分析范式,观照中国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现状,分析中国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缺失,并提出城市社区社会资本重构的关键点,能够为中国城市正在深化的社区建设提供另一种路径选择。     

社区建设:构建中国的市民社会

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在短短的十余年时间里得到了迅速发展 ,但这一历史进程的深层底蕴是什么 ?本文正是通过回顾社区建设实践 ,剖析市民社会理念 ,及梳理二者之间的契合关系 ,尝试着回答了这一问题。在此基础上 ,笔者指出 ,社区建设已经并将继续作为中国市民社会构建的平台 ,从而完善市场经济 ,发扬民主政治 ,并在终极意义上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新时期中国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理论思考

城市社区文化建设问题的凸现 ,与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新定位、城市社会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实际需要以及城市现代化过程中追求人的发展的理念密不可分。新时期中国城市社区文化建设历经了主要由政府推动的初级形态 ,以及主要由市场推动、兼有政府推动、其内容兼具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的复合形态两大阶段。对新时期中国城市社区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和对策进行了探讨。     

加强社区党支部建设推进社区党建

社区党建是一个全新的党建实践,它不同于传统的基层党建,所涉及到的不仅仅是党自身完善的问题.加强组织建设是社区党建的关键,而加强社区党支部建设是巩固党在城市基层政权必须抓紧的一项基础性工程.     

社区建设:理论的分立与实践的贯通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 ,使社会产生了具有独立决策能力的多元利益主体 ,也因管理与功能承载的缺位而突出了稳定与秩序的重要。这是当代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原初动因。尽管理论上存在“行政化”与“社区化”的分野 ,社区建设的实践却出现了两者的贯通 ,并创造了整合行政权力与社会权力的新方式。由此 ,改造传统国家权力结构并重组中国社会的近代命题在当代中国被再次提出。社区整合的新模式使人看到了政治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曙光     

学习型社区建设与城市社区建设创新

学习型社区建设是有效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一种创新模式 ,它第一次把社区教育由社区服务层面推进到社区建设层面 ,以学习育人为动力促进社区建设的新发展。本文以学习型社区建设和城市社区建设创新为主题 ,着重从学习型社区建设的理论基础、社会背景、基本内涵方面分析社区居民教育与参与的社区功能。学习型社区建设的主题是独具特色的 ,但其内容还需理论和实践的检验 ,社区教育有待深化。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变迁的过程分析--基于资源配置视角

治理是研究社会关系的新理念,强调随着资源配置结构的复杂、多元、动态化,社会治理结构从政府单极统治走向网状水平发展.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单位不再只是资源配置的主体,其他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的培育与发展推动国家"社区建设"理念的提出,从而鼓励社区非营利组织、社区公众和政府一起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之中,形成网状社区治理结构.尽管政府在新的治理模式中依旧处于主导地位,但模式也体现了国家-社会关系的转变.     

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模式创新与制度保障

西方国家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证明,政府、企业与非营利组织是社区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三元主体.为充分发挥中国社区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建设中的主体作用,有必要建立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制度化模式.本研究根据我国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状况及其制度环境,提出了"政府主导、项目带动、网络联动、整合发展"的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创新模式;并从登记制度、扶持机制、志愿参与、社工人才建设及评估机制、监管机制等方面提出了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六项制度保障措施.     

转型社会与城市社区组织建设的拓展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 ,随着市场体制的推进和社会结构转型 ,城市建设出现了大量新情况 ,面临一系列新问题。为此我们以转型社会与城市社区建设为主题 ,重点对行政化社区组织的终结 ,社区组织结构模式的拓展 ,社区组织运行模式的超越等几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探索 ,我们认为当前城市社区的组织运行与管理建设应关注以下几个问题即 ,改革社区行政管理、推进社团建设、完善居民自治管理等 ,并通过这三者的有效结合 ,共同构成社区运行的良性模式     

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理性思考

本文主要针对社区建设中理论和实践领域之间的分歧及问题集中表现，理性地思考“何为社区”与“社区何为”，以及我国城市社区未来发展的路径选择。     

转型期城市社区建设的必要性及其功能

中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时期,在这个时期内将出现许多新情况与新问题,与此相伴,我们的政策选择也将是一个多变的连续性过程,中国城市社区发展历程也正好与转型社会的推进     

社会管理创新和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创新

社区是城市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社区管理是整个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层面,是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管理体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背景下研究城市社区建设和管理问题,必须首先进行理念创新,从中国国情出发,比较中外社区的异同,树立"中国社区"的理念;进而从城市社会管理全局的高度,明确社区在社会系统运行和管理中特有的功能;再根据"管理体制必须满足功能需要,体制和功能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创新社区管理体制,充分发挥社区应有的社会管理功能。     

农村社区自治与社会资本培育——湖北杨林桥镇农村社区建设实践的启示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近年来政府大力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试点工作,因此,地方政府和农民正在进行的探索和实践,可以为我们的思考提供一些启示。本文基于湖北杨林桥镇农村社区建设实践,从社会资本视角解析农村社区自治组织的发展。笔者认为,杨林桥模式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成功,正是因为在社区自治组织之下,扩大了农民的自主参与,在增加社区公益的同时积累了村庄社会资本,从而也利于农村社区秩序的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