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史分离看《史记》的史学价值

经学在汉初正式形成,大约与此同时,史学也崭露头角.而<春秋>则寓"空言"于行事"之中,一直兼具经学与史学的双重特件.<公羊>、<嗀梁>乃<左传>侧重继承<春秋>义法,显示出经学的特点:<史记>也继承<春秋>,但其所凸显的却是史学的特点.显然,正是<春秋>兼具经与史的双重特性,促成了经史之间有着始终的关联,但也正因为继<春秋>者所侧重的特点不同,最终促使了经史在学科上的分离.在经史分离的过程中,<史记>无疑处于其间的关节点,它于著述宗旨、著述路数以及著述体例上都发凡起例,从而使史学真正独立于经学,而这些正凸显出<史记>在中国古典史学上之承前启后的地位与价值.     

从《史记》看西汉中期以前的妇女地位

作为反映西汉中期以前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和社会生活状况的重要文献,《史记》为我们了解先秦至汉武帝时期妇女地位的概况和变化趋势提供了一个宝贵的窗口。从中可以看出,一方面,当时妇女在政治中的地位较高,贞节尚未成为对女性单方面的要求,三从四德也未成为评价女性的唯一标准;另一方面,春秋中后期至秦汉,随着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对原始遗俗的扫荡和君主专制政体的建立,出现了封建社会强化贞节观念的第一个重要阶段,对妇女的歧视继续加深,夫妻关系逐渐与君臣关系相对应,最终被纳入“三纲”中。     

从流行语看影响日本语言变迁的因素

流行语是管窥语言变化的绝佳素材。日本年度流行语既来源广泛又相对集中,社会、政治与娱乐业是流行语来源较为集中的几个领域。除了影响语言变迁的一般原因之外,日本频发的自然灾害、名人的影响、受众广泛的集体性竞技体育、动漫等娱乐产业等都是影响日语变迁的重要因素。     

从《古事记》看日本文化性格

日本文化的原型存在于日本古代神话和历史叙述当中,因此有必要从神话、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对日本文化的性格进行研究。本文从对《古事记》的有关记述的分析入手,通过与西方思想的比较,对日本文化的“耻感文化”、共同体主义的“场”的伦理以及母性社会原理等性格做了进一步的探讨。     

从《万叶集》看日本文字的形成

《万叶集》是日本现存最早的一部和歌集,共20卷,收入了日本古代仁德朝(5世纪初)至淳仁朝天平宝字3年(公元759年)约350年间的和歌4500余首。其中,短歌4200余首,长歌260余首,旋头歌60余首。《万叶集》的编者和成书时间尚无定论。据著名万叶学者伊藤博教授考证,从1卷本到20卷本,有近80年的形成史,最后由后期代表歌人大伴家持在桓武朝初期(公元782～783年)集合而成。《万叶集》在日本文学史上占有     

从钟惺评《史记》看其隐含的史评观

作为晚明竟陵派的代表人物,钟惺在晚明文学史上具有领军人的意义。概述钟惺《史怀》内容,归纳其客观公正之态度、章法结构之周密、个人性情之体现、儒家正统之主张等史评特点,不仅对钟惺史评类作品研究有深远意义,而且对了解明清评点文风对《史记》之接受亦有参考价值。     

从女性语言变迁看日本社会发展的轨迹

在日本社会文化研究中,女性用语有其独特的地位。女性用语词语优雅、语气委婉、待人尊敬,既是现代日本语言的重要特点之一,更因其生成于古代宫廷中的女房语,发展在男性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幕府时代,普及至近现代时期,成为日本社会历史变迁的生动写照。今天女性用语日渐消亡,日本女性语言逐步走向中性化、男性化。这种不可逆转的时代趋势,也同样反映着当今日本社会发展、变迁的轨迹。     

从《防卫白皮书》看日本防卫政策

<防卫白皮书>是日本官方出版的介绍日本军事基本情况的公开读物,也是外界评估日本防卫政策和军事动向的重要参考材料.本文以白皮书中的相关内容为分析对象,以冷战期和冷战后的六个重要阶段为考察跨度,简析各个时期日本对国际和周边形势以及主要威胁所做的判断.指出日本以这种形势观为主要依据对防卫政策做出的相应调整,最后以此总结出白皮书发行以来日本防卫政策演变的一些特质和趋向.     

从《史记》谈中华文明的源流

传说中的炎黄二帝,到底谁是中华文明的源流,众说纷纭。然而,从司马迁的《史记》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记载。本文从《史记》的《五帝本纪》中的记载谈起,分析了炎、黄二帝生活的年代,以及他们之间的兼并战争,通过这些分析,我们可以得知,炎帝即神农氏,最早建立了大炎帝国,揭开了我国文明史的开端。     

从《左传》到《史记》史传文学的特征

本文以《左传》、《战国策》、《史记》三部著作为主要依据,来探讨从《左传》到《史记》史传文学的某些共同特征。概而言之,其共同特征是:美恶并举,褒贬分明;冶文史于一炉,酌奇而不失其真。(一)秉笔直书,美恶并举,被奉为历史家的史德,历来为史家所重视。褒善贬恶,在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中就出现。但比较隐晦,《左传·成公十四年》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汗,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刘勰也认为,     

抵押权制度的变迁——从《担保法》到《物权法》

《物权法》调整了可抵押财产的范围,建立了动产浮动抵押制度,确立了抵押合同的效力与抵押权的设立相分离的原则,完善了对承租人与抵押权人之间关系的调整。对于抵押财产的转让,《物权法》的规定更有利于抵押权人。《物权法》还首次对抵押权的顺位作出了规定。关于抵押权的实现,《物权法》的规定更注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注意保护其他债权人的利益,简化抵押权实现的程序,降低抵押权实现的成本。     

《史记》研究方法论管见

本文从方法论的角度出发，就《史记》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进行分析评述，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主张将原型批评、精神分析批评、结构主义与符号学等批评模式引入《史记》研究之中。     

从《读卖新闻》的舆论调查看日本政治的发展趋势

近年来,日本政界丑闻迭出,腐败日甚;政治改革纸上谈兵,议而不决。今后日本政治如何发展,已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针对这一状况,《读卖新闻》于1993年3月19日进行了一次全国舆论调查,其结果刊登在3月30日和4月8日的《读卖新闻》     

《史记》的悲剧性

《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已成定论。论者多循其“实录”精神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写作目的进行研究，而对《史记》悲剧性的系统论述则为少见。如果说，《史记》溶入了作者强烈的爱憎而使它带有浓重的抒情意味，是比较容易理解的，那么，怎样理解《史记》的悲剧性呢？歌德说：“一个作家的风格是他内心生活的准确标志。”①司马迁身受宫刑，是一场意想不到的横祸，对他的打击也是异常惨重的。“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②因此，司马…     

一部独具特色的日本古代史著作——评王金林同志新著《古代的日本》

前年8月,王金林同志应邀参加日本别府大学日本古代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他在会上所做的关于邪马台国研究的学术报告,在日本报刊摘要转载后,引起日本学术界的注意。东京六兴出版社当即表示,愿意为他出版一部关于邪马台国的专著。今年1月初,一本装潢精致的日文版新书——《古代的日本——以邪马台国为中心》在日本问世。据了解,中国学者用所在国文字、在所在国出版研究该国问题     

虚无与创造——从《旧约》看《浮士德》

本文试图结合《旧约》中的《传道书》和《约伯记》 ,来分析诗剧《浮士德》中魔(梅非斯托非勒斯)以及浮士德这两个人物的思想。认为魔与浮士德共同面对着一个由理性片面地抽象出的世界 ,所不同的是 ,魔在理性之中对此抽象的世界进行否定 ,结果在否定一切的同时 ,确立了一个理性抽象体 ,那就是虚无 ;而浮士德用他的整个生命来对待那个世界 ,结果虽然没有确立或把握什么实在的东西 ,但却创造了生命的意义。     

《日本学刊》2016年增刊——《中国的日本研究著作目录(1993—2016)》出版

<正>中国的日本研究已经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当代中国的日本研究从毛泽东1963年发出"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批示、1964年中国规模性建立日本研究专业机构算起,也逾半个世纪,可谓"春秋五十载,硕果满庭芳"。今天,中国日本研究作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的"显学",其自身研究正成为一项紧迫课题,到了回顾、总结、再出发的时刻。     

以文学的名义：《史记》经典价值的建构——张新科教授《〈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之路》与《史记》文学研究

《史记》是司马迁创造的文化奇迹,是第一部纪传体中国古代通史,由于《史记》的问世和影响,史学才冲破传统经学体统,以独立的学科自立于中国古代学术之林。司马迁对前代文化经典的接受塑造了《史记》的文化品格,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所开创的叙事体例、语言表达范式、行文风格对后世叙事文学发挥了不可低估的示范性作用,作为文学经典进入世界文化的神圣殿堂。《〈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之路》一书系统深入地考察了自《史记》问世两千年来“以文学的名义”被接受、认知的文学经典建构之路,沿着这一研究路径,追溯、探索《史记》文学经典化的学术思想史,进而期待《史记》文学研究尤其是《史记》对叙事文学影响的进一步研究。     

从"豫让"形象和司马迁的悲剧人生看《史记》的悲剧美

<史记>以其悲剧篇目之多,悲剧人物之众,悲剧类型之复杂,形成了全书浓郁的悲剧氛围.在<刺客列传>中,通篇以报知遇之恩为叙事的主线,成功地刻画了一大批知死勿让,杀身成仁的刺客形象.其中豫让这一人物形象,身上的悲剧色彩又最为浓重.作品是灵魂的回声,一部文学作品的风格特色,就是作家人格的物化形式,有什么样的人格,就会有什么样的风格特色.作者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及其个人经历,对<史记>悲剧美的形成同样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悲剧美是<史记>中最为打动人心的地方,是<史记>文学性的精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