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探《史记》中的浪漫主义因素

本文从多个侧面探讨《史记》中的浪漫主义因素 ,认为这些浪漫主义因素非但没有影响《史记》作为历史著作的真实性 ,相反 ,这正是《史记》获得成功的奥秘所在。     

古代中国的通史与西方的普世史观念

古代中国的通史著作之源可追溯到《竹书纪年》和《世本》,然而较为全面反映通史特点的著作则始于司马迁的《史记》.古代西方的普世史著作始于希腊化时期的史学家埃浮鲁斯.然而,无论中国的通史观念,抑或西方的普世史观念,均早于史著的出现.因此,研究中国通史和西方普世史观念的形成过程,对于深入认识其各自所具有的特点无疑是有意义的.     

《史记》教育思想初探

司马迁的《史记》既是一部伟大的史学巨著,又是一部文学巨著,同时还是一部有着重要教育论述的著作。《史记》在教育作用、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上都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其教育思想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它的真知灼见,提醒我们要“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把育人成才放在首位。《史记》的教育思想和其他思想一样,都是一份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     

以文学的名义：《史记》经典价值的建构——张新科教授《〈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之路》与《史记》文学研究

《史记》是司马迁创造的文化奇迹，是第一部纪传体中国古代通史，由于《史记》的问世和影响，史学才冲破传统经学体统，以独立的学科自立于中国古代学术之林。司马迁对前代文化经典的接受塑造了《史记》的文化品格，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所开创的叙事体例、语言表达范式、行文风格对后世叙事文学发挥了不可低估的示范性作用，作为文学经典进入世界文化的神圣殿堂。《〈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之路》一书系统深入地考察了自《史记》问世两千年来“以文学的名义”被接受、认知的文学经典建构之路，沿着这一研究路径，追溯、探索《史记》文学经典化的学术思想史，进而期待《史记》文学研究尤其是《史记》对叙事文学影响的进一步研究。     

《太平天国人物》序

一钟文典同志《太平天国人物》要再版了,叫我写篇序文。从前司马迁撰《史记》,他在《太史公白序》里说年二十,“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年二十八,“为太史令,细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缀集文献,结合调查资料,撰著《史记》一书。而他周游中国,随处访问,以成此不朽的著作,尤为世所称道。我读《史记》,曾考此事。他撰《五帝本纪》,自述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     

当今《史记》研究应走综合化之路

两千多年来,《史记》研究成果颇多,其中综合化研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综合化要求使用适当的理论和方法在整理、阐释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是一种集体性的创造活动。相对专题研究而言,综合化研究难度较大。如今全球化的时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为《史记》综合化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而且在异质文化下进一步挖掘《史记》的文化内涵和现实意义,也要求《史记》研究走综合化之路。     

说诗千家语 管锥透纸背——《管锥编·毛诗正义》学习札记

敏泽先生在《〈管锥编论文集〉序》中说:“如果说钱钟书先生以往著作的渊博和精深早己为世人所惊羡和折服的话,那么论述《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今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焦氏易林》、《楚辞洪兴祖补注》、《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学术巨著《管锥编》的问世,就更加使人神往目炫,叹为观止了。”《管锥编》是钱先生毕生治学的集大成之作,     

《史记》感生神话与司马迁表现艺术

《史记》记载了商、周、秦始祖和汉高祖的感生神话,其中商、周、秦的感生神话都以经典为依据,但都简略;而刘邦的感生神话则详细、系统,与他的史学思想相悖。通过深入研究发现,从汉高祖到汉武帝经历了历史神话化的过程,形成了君权神授的理论。司马迁的《史记》完成了神话历史化,但又在其中设下了微言大义。后世不察,以此为书写历史著作的模范。     

二百年风云舒卷 一支笔彩绘斑斓——评《〈后汉书〉文学初探》

在＂前四史＂中,《后汉书》的文学研究相对薄弱。《史记》以其纪传体通史的开创性以及司马迁的不幸而备受注目。《汉书》与《史记》有较多的重叠部分,《史记》《汉书》比较,或是＂班马异同＂,已是老生常谈。《三国志》在《三国演义》的热潮下,也受到了相当的重视,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科研成果简介

发愤之作：《夭火在中国燃烧》作者王观泉先生系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享受国家津贴的资深。研究员其社会兼职为中国鲁迅协会理事、中国现代文学会理事。王先生已出版的著作有：《鲁迅年谱》、《鲁迅美术系年》、《鲁迅与美术》、《欧洲美术中的神话和传说》、《席卷在最后的黑暗中一一郁达夫传》、《一个人和一个世界一一瞿秋白》、《被缚的普罗米修斯——陈独秀》及《人，在历史的漩涡中》等。传世名著多为发愤之作。司马迂因自己受宫刑而痛不欲生，然未自弃，发愤作《史记》是也。上世纪2 0年代开新红学先河之《红楼梦考证》乃胡适于上海亚…     

汉唐间《史记》的传布与研读

《史记》的传布和研读是相互关联的两个问题。在汉代,主要由于政治上的羁绊,使得《史记》没能广泛传布。这一时期,对《史记》主要局限于政治意义的解读。晋唐间,主要出于对知识的渴望,人们克服经济、技术等困难,亲手传抄《史记》,使得《史记》的流传较汉世更为广泛,因此研读也渐为深入,逐步走向阐释《史记》学术意义的道路。     

从《左传》到《史记》史传文学的特征

本文以《左传》、《战国策》、《史记》三部著作为主要依据,来探讨从《左传》到《史记》史传文学的某些共同特征。概而言之,其共同特征是:美恶并举,褒贬分明;冶文史于一炉,酌奇而不失其真。(一)秉笔直书,美恶并举,被奉为历史家的史德,历来为史家所重视。褒善贬恶,在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中就出现。但比较隐晦,《左传·成公十四年》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汗,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刘勰也认为,     

《史记》的礼治思想探析

礼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礼治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特征,礼的历史即是中华民族心灵的文化史。司马迁在《史记》中有关礼的阐述,在中国礼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从社会功能、情感因素、历史沿革三个本质方面来看《史记》的礼治思想,虽然带有等级社会的印痕,但同时也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史记》倡言的礼,虽然因强调礼的社会规范功能而表现出浓厚的封建伦理政治色彩,但同时也具有人文精神;《史记》言礼,虽然强调礼有损益,但也重视对礼的坚守。"缘人情而制礼"是司马迁的重要礼学观点,在以往的研究中却多有忽略。探析《史记》的礼治思想体系对人性和人情的关注,有益于准确把握《史记》礼治思想的精华。     

南朝鲜发现《三国史记》的最早版本

据南朝鲜《东亚日报》1981年3月9、10日报道,南朝鲜最近公开了重要古籍《三国史记》的最早版本,在南朝鲜史学界引起轰动.《三国史记》是朝鲜高丽朝金富轼编纂的一部史籍,是当前研究朝鲜古代史的重要文献,首次刊印     

金批《水浒》的曲笔与《史记》

李卓吾首先指出,《水浒》也是“发愤之所作也”。过了半个多世纪,金圣叹又进一步在《水浒》批文中,指出《水浒》是“托笔骂世”之作,而且把《水浒》与《史记》作了许多分析比较。他说:“《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却有许多胜似《史记》处。若《史记》妙处,《水浒》已是件件有。”他对施耐庵和司马迁都极其佩服,称他们是“真正才子”、“非常之才者”,说施耐庵“如是手笔,实惟史迁有之,而《水浒传》乃独与之并驱也。”不独如此,金圣叹评点《水浒》,也用了许多《史记》的笔法。只要我们将《水浒》和《史记》的曲笔手法稍加比较,就会发现两者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近四十年来韩国《史记》研究综述（1971—2010）

《史记》是中国史学中一部继往开来的不朽巨著,作者司马迁开创的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在汉代以后一直是历代王朝正史所沿用的体制。司马迁修《史记》,不仅尊重历史事实,秉笔直书,而且还注意语言文字的锤炼,文句优美。他将叙事、抒情、说理的不同文体有机地综合起来,达到思想上、艺术上的高度统一,为后代文史创作提供了范例。《史记》不仅是中国纪传体史书的开创者,而且对后世的散文、小说、戏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它也早已流传至国外,在汉文化圈国家中亦有不小的影响。其中,《史记》传入韩国,特别受到韩国知识界人士的关心和推崇,为韩国学术界所重视。到了1960年代中期,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韩国整个社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历史的新时期,不仅国家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学术文化事业也步入正轨,同时韩国学术界对中国学术文化的关心及研究也重新得到了高度重视。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韩国学者对《史记》的翻译和研究有了较大的进展,在传播、普及和通俗化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本文除简述《史记》在韩国的流传背景外,还分别论述自1971年至2010年近四十年来《史记》在当代韩国的翻译介绍与研究现状,并对其研究成果上存在的一些不足和空缺作一番客观的评价。     

从《虎符》与《信陵君列传》看郭沫若对古典文学的继承与革新

《史记》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巨著,同时也是第一部卓有成就的传记文学作品,鲁迅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本文分析了司马迁的《信陵君列传》与郭沫若的《虎符》,考察了二者的异同,寻求其原因;研究了两位作家的艺术个性,探索郭沫若对古典文学如何继承、借鉴与革新;并在此基础上总结文学艺术发展的规律。     

司马迁祠现存碑石与价值探讨

司马迁是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人们为纪念司马迁,特地在陕西省韩城建造了一座祠庙,名为＂汉太史司马祠＂。祠内现存古今碑石一百余通,内容涉及司马迁的人品与人格、司马迁祠墓的历史变迁、修缮祭祀活动、历代文人墨客的诗词评价,以及《史记》相关篇章中的名言警句等,是研究司马迁、《史记》、司马迁祠庙的珍贵财富,价值甚大。     

《史记》悲剧人物论

司马迁在《史记》中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其中许多属于悲剧人物。本文探讨了《史记》悲剧人物的层次、悲剧人物的审美特点、悲剧人物的塑造成因。     

《史记》体系再考察

长期以来史学界对《史记》的研究一直存在着一个问题,即不以司马迁本人的认识来解读《史记》,而是将后人的某些“程式化”的认识强加于其书。文章试图以司马迁本人的史学思想为指导重新对《史记》作一考察,以还原其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