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认同与学术自觉:清末民国的"蜀学"论

有关近代四川学术兴起于同、光时代的论述,多少夹杂了想像成分,但此一时期的四川学术确实呈现一些特色,其影响力尤其得力于整个中国近代学术典范转移的大潮流.在社会的层面上,近代蜀学论乃是晚清四川地方认同的形成在学术上的体现,既有文化的自信,也夹杂着焦虑感.     

宋代巴蜀学术文化述略

宋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峰时代,也是蜀学发展的极盛时期.此一阶段,巴蜀大地社会安宁,经济富庶,加之本地的尊儒重教传统,带来了巴蜀文化的发展和蜀学的繁荣.本文系统总结了宋代四川地区在家族文化、经学传承、史学创新和小学研究等方面的成就,系统展示了此期巴蜀文化的面貌和蜀学繁荣的历史.     

简论郭沫若与蜀学传统(上)

文章描述了蜀学发展的基本线索,自西汉始是指儒学在蜀地的传播,北宋以"苏学"为代表形成学术特色,晚清成为经学研究的中心,"重文史"和"崇实学"是两大鲜明特征。在此基础上,结合郭沫若的所受教育、性格养成、思维方式等,分析了蜀学文化传统对郭氏的深刻影响。     

宋代蜀学刍论

两宋时期,四川地区学术文化相当发达,形成“蜀学”。蜀学是宋代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对它的研究却极为不够,从而影响到对宋学的全面认识。本文拟就宋代蜀学的几个问题作些初步探讨,以就正于方家达识。     

官绅合作与学脉传承:民初四川国学研究和教学机构的嬗替进程(1912—1914)

清季四川存古学堂在民初变体为当时川省唯一的专门性国学研究和教学机构,是蜀学传承和发展的重要载体。过去对此研究不足。清季民初四川朝野除政治对立和抗争外,在文教事业上还有通力合作的一面。对这一过程作一考察可以从学术机构变迁的角度增进我们对近代蜀学传承和演变的认知,而从省一级的"地方"视角考察清季民初的社会、文化与学术,应可推进对那一时代的认识。     

尊经书院与近代蜀学的兴起

四川尊经书院是近代蜀学兴起的一个重要前提,它在科举制度病入膏肓之时,以通经学古课蜀士,肩负起"绍先哲,起蜀学"的学术使命,经过张之洞、王闿运的精心规划和整饬,培育出一大批优秀的蜀学人才,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尊经书院为中心,是准确把握近代蜀学特质的基本途径,必须由此出发,许多问题才可能获得满意的解释。     

关于岛国日本文化论的思考

日本作为岛屿国家,在漫长的演化中形成了独自的文化.对于日本文化特色的理论研究硕果累累,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杂种文化论"和"平行进化论",然而笔者认为应该是"共生文化论",因为日本文化在纵向发展上走的是"共存→融合→共生"的路径,在横向的文化内容上表现出"生活文化"的特征.作为岛国文化,具有封闭性与开放性(锁国与开国)的双重性格.今天就它对岛国文化的影响问题要进行辩证的思考分析而不能妄下论断.     

“萧萐父先生与蜀学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1年4月4日,"萧萐父先生与蜀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四川师范大学隆重召开,来自湖北、江苏、河北、北京和四川等地的专家学者60余人应邀出席。大会收到论文40余篇,集中展现了萧萐父先生的蜀学研究及学界近来在蜀学研究方面的成果。一、关于萧萐父先生的蜀学研究在大会主题发言中,武汉大学郭齐勇教授指出,近代四川之所以出现廖平、蒙文通、刘咸炘、唐君毅等诸多杰出学人文士,     

庞俊经史学术述略:兼论蜀学的现代转型与学术取径

庞俊是20世纪前期四川的重要学者,深受当时四川学界朴学风气影响,在经学及宋明史学研究方面都有突出成就。他的学术经历和学术价值追求为我们观照学术现代转型背景下以蜀学为代表的传统学术"归宿"问题提供了一个参照。     

贺麟与蜀学——关于现代蜀学的梳理与思考

和许多从事哲学研究的四川籍人士一样,贺麟一生绝大多数时光都不是在四川度过的。但是,这并没有影响贺麟与四川学人(如张颐、蒙文通、陈铨、唐君毅、萧萐父、杨祖陶、杨宪邦等)的交往;而且,他热情地关注四川文化的发展,热心地总结四川学人的成就。在贺麟身上,蜀学的"深玄之风"得到了体现与彰显,蜀学的"哲思传统"得到了继承与弘扬。未来蜀学之发展,当合理借鉴大师巨匠的努力与追求,在"打通古今""融通三教""会通中西"十二字上用力。     

萧萐父先生与蜀学研究——兼谈推进蜀学硏究之我见

萧萐父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史大家、川籍学术大家、著名的蜀学学者,对中华学术文化基本元素之一的蜀学,研究精深,有重要的学术贡献。蜀中学人要绍继前贤,在已有良好基础之上,深掘资料,集成创新,加强协作,培育人才,合力推进蜀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论宋代老学的思想价值

宋元时期是道教发展的转折期,老学的发展由此也发生了变化,从学术史和思想史结合的角度,王安石、司马光、范应元、董思靖、张伯端等学者的学术思想进行分析,对流传至今的宋代《老子》注本进行研究。研究认为,从文本诠释的角度来看,宋人解《老子》重视义理,并开以道教内丹解《老子》之新风;从思想的层面看,宋代老学重视心性之学的阐发,儒家注重阐发道德性命之学,道教注重发挥内丹心性理论,佛教则重在明心见性,同时宋代老学也反映出儒、道、释思想的互相包容与深度融合;宋代老学研究者身份的多样化和突出的思想创造性成为宋代老学发展的重要特点,其对理学的影响以及于道教义理建构上的贡献是其中两个突出的方面,可见当时的思想界在不同思想之间彼此激发所呈现出来的蓬勃创造力。     

论《彊村丛书》对词籍版本目录的校勘

晚清兴起校刻词籍的热潮,《彊村丛书》是传统词学整理校勘词籍的集大成者。它借鉴刘向广搜异本的校雠家法、乾嘉文献考据方法以及《经义考》的著录体例,考察历代官私目录,考订籍名、梳理版本源流、评价各版本价值、考察存佚、考证词人,完善了词籍版本目录著录的体例和方法,动态展示了晚清词学家群体和藏书家之间的学术交流活动,推动了词籍版本目录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词学文献学意义。     

明道与经世——江藩《汉学师承记》的编纂旨趣解析

江藩的《汉学师承记》是研究清代学术思想的重要著作。长期以来对它的评价见仁见智,总体上总是将它与清代汉学和宋学派的斗争相联系,其实江藩作此书的旨趣不完全为了推尊汉学而排斥宋学,根本的动机是为了明道、传道、经世,这是传统儒士身份意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体现。      

早期西北大学的法政学术研究

1913年西北大学学报《学丛》创刊号上发表的文章反映了早期西北大学的法政学术研究,以担当国家民族大义为其学术责任,以融会中西、独立研究为学术品质,以切事中时、致用求是为其学术宗旨,折射出近代中国法政教育之一斑,对当今法学研究仍具有相当程度的借鉴性,在中国法治史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     

《宋元学案》中的案语及其学术价值——以“黄氏原本”的主要编纂者黄百家为中心

《宋元学案》的成书可分为三个阶段,相应地各阶段编纂者的分工及其案语内容也各不相同。第一阶段“黄氏原本”的主要编纂者黄氏父子主要致力于哲学思想的阐释与评价;第二阶段“全氏修补本”的编纂者全祖望主要致力于思想史的构建;第三阶段最后的编纂者王梓材与冯云濠主要致力于文献的校订。其中黄百家作为黄宗羲学术思想的忠实继承者,贯彻其定下的编纂原则与思想史观,在编纂《宋元学案》的过程中进行了文献的整理与考订、师承关系的辨析、历史记载的考证、思想源流的梳理等方面的工作,并将其成果记录在案语中。这些案语提高了全书的学术价值,并为研究黄百家本人的学术思想提供了材料。     

从墨家辩学的生成原因看逻辑的文化依赖性

探讨墨家辩学得以生成的文化背景,对于理解逻辑的文化依赖性而言不无裨益。墨家辩学所内蕴的墨家逻辑思想的生成,缘于先秦时期“礼崩乐坏”和“名实相怨”的社会现实以及“百家争鸣”的思想处境,更取决于墨家学派趋近理性的学术特质。墨家辩学对“真”概念以及“名”“辞”“说”的研究,说明逻辑概念和逻辑规律能够独立于文化形态而得以萌芽和发展,但对逻辑概念和逻辑规律的具体表述却受制于其所在的文化形态。     

苏轼苏辙对荆公新学的批判

荆公新学与苏氏蜀学、二程洛学是北宋中期鼎足而立的三大学术派别。苏轼兄弟出于从指导思想上否定王安石变法、廓清蜀学的发展道路、与新学争夺儒家道统的正统地位的动机,对新学展开了学术批判,其批判集中在新学搞学术专制及其流入佛老上。     

“红学”成因之辨

自现代学科立场亦即一般意义上观,"红学"应属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个具体领域,并不是一门独立学科。即使从特殊角度考察,《红楼梦》研究也难以成为具备自主性品质的专业学问。"红学"成"学"之因,必须从华夏固有的经学本源中探索,从"脂学"及其学统形成的历史脉络中追寻,这也是一门旧有之学实现学科重建的历史与逻辑起点。     

阳明心学在关中地区的传播与接受

阳明心学在关中地区的传播与接受是一个关注较少、研究不深但又颇具价值的学术问题。阳明心学在关中地区的传播与接受经历了初传的辩难与阐扬、晚明的鼎盛与会通、清初的延续与修正、晚清的维系与终结,显豁出阳明心学传播与接受的“关中模式”:一是未能取代张载关学、程朱理学在关中地区的主导地位;二是呈现出起伏不显、波折不大的抛物线式传播态势;三是以会通朱王为基调。这种模式所映射出关学与阳明心学的交融与互动,一方面不断生成和更新着关学,推动关学心学化、全国化;另一方面亦促使阳明心学实现自我重构和完善,将阳明心学在可能的衍化方向上提揭（显豁）出来,拓展和深化阳明心学的理论维度,成为探究阳明心学“在地化”的一个具体而生动的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