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庶事草创”与“十月至霸上”——论“汉初不改正朔”的历史书写

在汉代经学体系中,改正朔以示新命所在,乃是政权鼎革之际的必然行为。然而事实上,汉初并未改正朔,而是袭秦正朔。面对这一事实,《史记》《汉书》进行了历史书写的补救,庶事草创与高祖十月至霸上就成为汉初不改正朔的两种历史解释。这两种历史解释皆非汉初不改正朔的历史真实,而是经学化的正朔理论形成后的补救性解释。     

《裘利斯·凯撒》:“诗与哲学之争”的隐微书写

莎士比亚在《裘利斯·凯撒》中塑造了四个典型人物:斯多葛主义者勃鲁托斯、伊壁鸠鲁主义者凯歇斯、意志至上者凯撒与诗性哲人安东尼,并在重大历史语境中重构了他们各自的欲望、思维方式、选择、行动及命运间的复杂关系,进而实现了他对诗与哲学之争这一古老的显性问题的隐微书写。这一书写有意识地将不同思维方式固化到四个有着不同体格、性格、德行、政治智慧的典型人物之中,不仅折射出莎士比亚在诗与哲学之争问题上的立场与观点,而且表明他是一个将文学、哲学、政治融为一体进行综合考量的艺术大家,明显流露出他对当时英国社会的忧思,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问题意识。     

“断裂性”与“当代文学史书写”

本文认为,对＂断裂性＂的研究直接影响到＂当代文学史书写＂研究的深入。引入＂断裂性＂视域,重视断裂性的文化内涵,有力的突显出文学史书写中对于叙述中的统一性和平顺性追求的文化底蕴,有助于我们把握＂当代文学史书写＂的基本特质。     

历史叙述与书写的"可表述性"——以四川凉山民主改革历史的话语特征为例

本文讨论的是历史叙述与书写的"可表述性".历史表述存在着与当下的政治和社会相关联的现实意义.因此,国家在建构统一、团结、和谐等社会目标时,势必要透过制度和权力的方式进入公共领域.规范公众阅读或社会记忆的历史表述形式.这是历史可表述性的具体呈现.国家定义的历史表述.会成为个人历史表述的准则.类似四川凉山民主改革历史的书写,同样存在可表述性.民主改革亲历者的口述历史也因为其对当下国家政策、意识形态对过去事件的态度,及事件其他参与者的看法等而存在表述性"规则".可表述性也实实在在地影响着历史书写的选择和历史的表述过程.     

试论中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当代性”

近年来,中国历史题材电视剧在借古喻今的同时不断追求"当代性"的审美品格,这种关乎当今时代社会发展现实的问题立场和叙事方式引发了当代人的审美反思与接受。中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当代性"主要体现为:在思想内容上影射社会现实问题,以当代价值观念为导向,满足当代受众审美诉求;在叙事艺术上以多视角、亦正亦娱的方式呈现,语言上既保留特定年代文风又贴近现代用语习惯;在人物塑造上实现从"二元对立"模式到多样性的转变,突出女性在历史发展中的潜在动力,表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良品格和美学精神。     

《明实录》对科举的历史书写:“史相”与“史实”之间

科举是《明实录》书写的重要内容之一。实录文本中的科举呈现出多样史相,比如皇帝是科举运行的主角、一些重要科举史事的缺失、科举是历史人物书写不厌其烦的素材。这些史相与史实之间存在着某些距离与关联,究其原因则主要是实录实际编修群体的科举出身构成情况使然。实录实际编修群体出身科举者超过84.38%,科举的洗礼促使他们在修史过程中努力凸显吾皇的英明伟大,践行了儒家伦理思想、尤其是忠君思想;魂牵梦萦的科举情结则是他们笔下科举荣耀图景的重要驱动力。此外,政治态势也影响着史官们对科举的历史书写。要之,《明实录》书写的科举是一幅虚实相交的历史图景,他属于史实、历史文本、史家意识三者之间复杂关系的典型案例。     

“微时代”下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与对策

随着微时代的到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沉渣泛起,它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微时代下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不容小觑,它造成人们思想上的严重混乱,对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带来一定威胁。为了积极有效地应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侵蚀,应采取切断微信息传播途径、加强微学者队伍建设、提高网民的微素养等措施,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     

“女”、“性”的沉沦——20世纪90年代后期女性性爱书写的误区

20世纪90年代,女性作家的性爱书写陷进欲望话语误区;文本展现的是理性缺失的女性形象,女性成为消费对象,追求放纵的肉欲快乐,依附男性."她们"的写作性爱主题体现的是菲勒斯中心主义,回归男权传统.     

社会变迁与“汉人”土司的历史书写——以九姓长官司为例的考察

九姓长官司是位于今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的"汉人"土司,设置于洪武五年(1372),由长官任氏世袭。有明一代,除《大明一统志》《四川总志》等史书中对九姓司历史、建制的零星记载外,任氏自身并未留下关于九姓司历史的文字记载。自清乾隆年间任氏篡修《九姓司志》始,关于九姓司历史的记载开始大量出现。在方志中,任氏不仅书写了九姓族群的祖源历史,更是直接否认了自明代以来史书所载任氏的"土人"身份。但直至民国时期,任氏的身份仍然未能得到时人的一致认同。本文通过《九姓司志》《九姓志略》《泸州九姓乡志》三部地方志,对九姓历史与任氏族属进行考证,并通过社会变迁与任氏历史书写的动态考察,揭示出历史书写的社会功能及社会变迁对历史书写的影响。     

“历史”与“文学”的共构——当代文学及其历史书写问题的反思

当代文学史写作自"重写文学史"浪潮兴起后,就一直是文学史研究的热点话题。由于时间上的近距离,当代文学的历史书写一直存在着变动性乃至对于书写者的挑战性。从当代文学本身的历史、现状出发,并结合已有的文学史写作,进而对当代文学史书写问题进行反思。     

试谈海登·怀特的“历史书写理论”对当代文学研究的现实意义

海登.怀特(Hayden W h ite)是当代美国著名思想史家、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他将文学与历史相融合,从而极大地拓展了文学研究的视野,并将文学性与历史性两个维度在文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凸显出来,其文本性与文本间性研究为我们审视文学、理解历史、把握文学与历史、历史与文化、文学与文化等范畴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新观念与新视角,并对我们当前的文学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大历史”中的“小世界”——论“三言二拍”的宋史书写与文学想象

“三言二拍”关注宋朝的“大历史”,如熙宁变法、靖康之变等大事件和宋高宗、王安石、贾似道等大人物;但小说家叙述的重点却非“大历史”的波澜壮阔,而是“大历史”中的“小世界”,以此展现历史剧变下人物的艰难处境和人生体验,或是历史人物的逸闻趣事和适意生活,“小世界”未必契合正史叙述,却不违历史逻辑,并在“情理”维度丰富了“大历史”。“三言二拍”借“小世界”展开的宋史书写既有对市民趣味的迎合,也有文人趣味的表达,折射出明人对宋史的多元认知和历史观,尤其小说家对“靖康之变”的诸多关注,折射着明人的危机认识与社会焦虑以及对宋代的文化认同。     

从灾虫到神虫：东汉“蝗不入境”的历史书写

尽管“蝗不入境”的历史书写在东汉时期还没有形成为一种固定用以描述良吏的“模式”,但这种书写现象最早出现于《东观汉记》这一官修史书,值得深思。以往学者无论从汉王朝对循吏的褒崇,还是从天人感应下的灾异天谴说谈及这一问题,都只是东汉“蝗不入境”历史书写的大背景,缺乏直接关联性。即使有的学者分析到了谶纬学说,但在具体论证中往往泛泛而谈。实际上,“蝗不入境”书写始现于《东观汉记》,与东汉时期蝗灾频繁而又严重、谶纬学说盛行而又意识形态化、“变复之家”的德化思想及其积极宣扬更有直接关联性。特别是王充在《论衡》中多次提及,汉代“变复之家”积极宣扬德化变复思想,使得蝗虫从“灾虫”化为“神虫”,这对东汉时期“蝗不入境”的历史书写产生了更为直接的影响。作为思想家的王充,敏锐地注意到“变复学说”对于历史书写的深刻影响,并作了批判和分析。这对于我们深入认识中古时期“蝗不入境”书写模式的产生也有重要启示意义。     

浅议历史活动课中的“四性”

历史活动课以探究学习为主要特征,培养学生动手动脑及参加社会实践的能力,改变学生单纯接受教师传授的学习方式,为学生构建开放的学习环境,提供多渠道获取知识并将知识加以综合、应用于实践的机会,有助于学生在实践中学会学习并形成积极的学习     

“既丧酆镐”:《史记》的两周之际历史书写及其深意

平王东迁是两周历史的重要转折点。《史记》以《国语》《吕氏春秋》《秦记》为主要资料,参考谱牒类文献,连缀出一条“幽王废嫡—申侯灭周—平王继位—东徙洛邑”的叙事线索,并着重叙述了秦襄公因此事而得以跻身诸侯之列的事迹,构筑出一个后人藉以了解平王东迁史的基本框架。然而,受史料来源的限制与原始察终史观的影响,太史公并没有完整翔实地叙述两周之际的史事,而是致力于揭示事件背后蕴含的兴衰缘由,突出“幽厉昏乱,既丧酆镐”的标志性意义：幽王的昏庸导致了西周的灭亡,在经历了一系列动荡后,平王不得不东迁洛邑,秦襄公则获得了凭藉攻逐戎寇以占据宗周故地的权力,而这正是周秦之际大变局的最初发端。     

革命历史的“现在性组织”——新中国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历史叙事分析

革命历史长篇小说的历史叙事的重要特征之一是“现在性组织”。这种“组织”一方面体现在根据现实的需要来选择讲述对象,另一方面体现在根据现实需要来描述历史场景。革命历史长篇小说正是通过这种“以果溯因”的现在性组织来为新中国现实存在确立合法性依据。     

性别视阈下的历史重构——试论施叔青的“台湾三部曲”

台湾作家施叔青于2010年完成她的“台湾三部曲”,引起两岸文坛的关注.“台湾三部曲”以女性书写重新探索了台湾的历史,为历史中无名、无声的边缘女性、边缘群体发声,试图展现不同的历史景观.这种书写在虚构与现实之间,以情欲对抗历史,以边缘反思为中心,为思考台湾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     

“近三百年”历史叙事:民国学者的清史书写

“近三百年”是民国学者在清史书写中使用较多的一种固定表达,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叙事模式。梁启超先生最先对“近三百年”进行历史界定,赋予其反对封建史观、倡导思想解放、服务社会现实等内涵,试图为当时的社会发展提供借鉴与指导,深刻影响了民国时期的清史书写,是这一叙事模式的实际开创者和推动者。“近三百年”历史叙事广泛出现在当时的学术、政治、外交、宗教等诸多研究领域,建立起一种全新的史学解释体系,标志着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近三百年”叙事模式的产生,不仅受到近代西方文化强势输入及中西文化论争的影响,而且与清季民初兴起的“反满”思潮有很大关系。“近三百年”本身包含着清代历史的“前因”和“后果”,将有清一代的兴衰史迹、思想变迁拉伸、拓宽,追源竟流,消弭了朝代更迭造成的历史隔阂,较为清晰地展现了清代历史发生、发展、兴盛、衰亡的完整图景,这比以“断代”叙事脉络更为清晰。“近三百年”叙事模式以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反对封建史观,以“时段”理论冲击了传统的“断代”叙事,强调整体研究的方法,更加注重以史经世,反映了当时学者思考和解决中国社会历史诸问题的一种方式,代表的是一种进步的历史观。这一叙事模式虽受西方文化影响而产生,但转而以中国历史为本位,以历史主动精神反思中国学术、政治与社会,是对清史研究范式的新探索,为当代清史书写提供了理论借鉴。需要指出的是,“近三百年”的内涵随着时代发展已经发生明显变化,当代学者在使用“近三百年”论述清代历史时,有必要对其时间断限、研究范围、理论内涵等进行重新界定。     

“南方历史的负担”：奥康纳与“他者化”的南方性

一直以来,评论界给弗兰纳里·奥康纳贴上的“南方”作家标签掩盖了作者对“南方性”的反思与阐释,有关南方性含义和来源的讨论亦层出不穷。鉴于此,本文首先试图对南方性进行“谱系学”式的梳理,聚焦于南方性的“他者”意蕴,并认为奥康纳觉察到且排斥非南方人为南方性强加的他性内涵。其次以20世纪50年代南方的具体社会历史背景为坚实依托,通过细读《鹧鸪镇的节日》和《临终遇敌》,指出作家虽看似反对南方小镇排斥异己的集体无意识,但实际上批评了年轻一代为摆脱他者身份、回归美国标准而忽视家族传承和否认南方文化历史的行为,同时认为奥康纳表达了对南方历史沦为庸俗文化表征和盈利手段的担忧。     

试论历史想象与“构造的历史学”——以柯林武德为讨论中心

人类经验若纳入历史反思的范畴,历史思维势必构成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环节。柯林武德通过分析历史概念、批判“常识性理论”、阐明历史思维的独特性,藉此批判了方法论的实证主义。此外,柯林武德援引证据与叙事的标准区分了不同的想象类型,并据此阐释了历史想象在“构造的历史学”方面的功能。柯林武德探讨历史思维与历史想象,旨在解决历史客观性这一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