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宗教文化背景下的回族认同——以泉州陈埭、白崎回族为例

今天泉州晋江市陈埭镇、惠安县白崎乡及周边地区居住、生活4万余丁姓及郭姓回族,他们是宋元时期移居泉州的阿拉伯、波斯穆斯林后裔。由于元末战乱、明政府实施同化政策、大量回汉通婚、丁氏家族“读书入仕”等原因,这部分群体开始融入地方汉族主流文化。现在他们中90％以上人口已失去伊斯兰教信仰,但他们仍有回族认同意识。特别在20世纪60年代我国民族识别及70—80年代重申陈埭及周边丁氏、郭氏群体为回族,曾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如何认识民族与宗教（即回族与伊斯兰教）之间关系,成为现阶段影响回族认同的一个重要问题。泉州陈埭丁与白崎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多元宗教文化背景下回族认同的样本。     

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穆斯林墓葬石刻研究

中国东南沿海的广州、泉州、扬州、杭州以及海南岛曾发现了大量的穆斯林墓葬石刻,它们的出土说明了宋、元时期外国穆斯林留居中国的事实,也说明当时上述沿海港口城市的繁华和吸引力。通过对各地穆斯林墓葬石刻研究,可以展示当时穆斯林的生活、信仰等情况。一些证据表明,当时中国可能存在着十叶派穆斯林。     

当今西方社会中的穆斯林

当今西方国家中 1 80 0多万穆斯林的客观存在 ,给西方社会带来了纷繁复杂的少数民族与宗教信仰方面的社会问题。在以基督教文明为根基的西方国家内 ,如何继续保持穆斯林移民原有的身份及其意识 ,确保他们自己及其后裔在强大的西方社会主流文化氛围下坚持认同自己的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 ,是这些社会问题的核心所在。“9·1 1”事件后西方社会的穆斯林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压力 ,而欧美各国政府也同样面临如何正确处理与本国国内穆斯林族群关系的棘手问题     

也谈安徽的西夏后裔

过去读余阙(廷心)《青阳山房集》中《送归彦温赴河西廉使序》一文,曾注意到元明之际,安徽庐州地区居住着一支人数众多的西夏移民,余阙本人正是其中的翘楚人物。去年,史金波、吴峰云二同志在《西夏后裔在安徽》一文中(载《安徽大学学报》1983年1期),介绍了他们对合肥余氏后裔所进行的调查,告诉我们,余氏后裔仅在安徽境内就不下五千人,这是文献有载而谱系     

《贤者喜宴》(■)译注(十七)

本译文上承译注(十六)。本文记载了吐蕃王族后裔的传承情况,(主要是约松一支的情况),这一支虽分布到各处,但主要是以阿里为基地,然后分衍到卫、藏、山南、藏北及东部青海的湟水流域。这说明吐蕃王朝垮了,但其王族依然存在,他们各据其地为政,虽然仍谓之曰“赞普”(或),但只是一地之长而已,与昔日“赞普”相比,唯有其名而无其实。然而总观其时诸王后裔之行为,他们对阿里地区进一步地开发和管理还是做出重要贡献的,其它各地之发展也与诸王裔的推动不无关系。     

伊斯兰教在青海的传播和发展

<正> 伊斯兰教是什么时候传入青海的?研究和探讨这个问题,首先有必要弄清楚伊斯兰教传入的标志是什么?对此,杨怀中先生说:“是礼拜寺的修建,是宗教职业者的到来,是穆斯林商人的到来”。但由于伊斯兰教的宗教职业者和穆斯林商人一般不主动地向异地的异民族和异教徒传教,加之他们来中国一般不是群体形式(除特殊的军事政治活动),因而不大可能在他们到来伊始就修建礼拜寺,只是在他们的居住地或者单独进     

论17世纪蒙古史家对北元汗系的篡改

17世纪蒙古史家以忽必烈系 ,特别是以元惠宗后代为正统 ,否认非忽必烈系后裔窝阔台系或阿里不哥后裔曾几度登上汗位的事实。为此他们不惜对北元蒙古汗系任意篡改 ,对非忽必烈系后裔或者索性不提其家族 ,或者把他们统称为忽必烈后裔。 17世纪蒙古编年史的这种曲笔 ,反映了蒙古史家的忽必烈系正统观。     

明初的哈密及其王族──兼评《剑桥中国明代史》的相关部分

明代是西域民族史和宗教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时期。在此期间,尤其是十四五世纪,察合台后裔及其治下的蒙古人基本溶入维吾尔族中。而哈密、吐鲁番等在元代尚属于非穆斯林居民的聚居地,无疑又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居于非常突出的重要地位。对这一时期历史的研究,国内学术界也...     

试探中国伊斯兰教的心理慰藉和情感宣泄作用

对其所尊崇的信仰客体———至高无上的、独一无二的安拉 (亦称真主 )的高度虔诚是穆斯林信仰伊斯兰教的首要动因 ,此外 ,穆斯林信仰伊斯兰教的动因在相当程度上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精神情感生活的需要。本文将从心理慰藉和情感宣泄两个方面阐述伊斯兰教对穆斯林生成积极情感的作用 ,并从人—神沟通的角度 ,分析这种积极情感产生的原因     

东察合台汗国在新疆历史研究中的地位和意义

(一)东察合台汗国,穆斯林古籍作蒙兀儿斯坦或叶尔羌汗国,汉文史书作别失八里或亦力把里。1347年,察合台汗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控制着汗国东部地区,即天山南部的蒙古都格拉特部异密,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拥戴蒙古察合台汗后裔秃黑鲁帖木儿为汗,建立了东察合台汗国。汗国初以阿克苏为治所,后迁徒到阿力麻里(今霍城)。秃黑鲁帖木儿在任期间,于1360—1361年,在率部众皈依伊斯兰教之后,又两次发兵西征,占领了     

浅析宗教因素对穆斯林患者医疗行为的影响

中国是穆斯林人口众多的国家,伊斯兰教作为一种社会存在,不仅深深影响着每一个穆斯林群众的思想、情感,而且深深影响着他们的社会行为。研究和分析穆斯林患者的宗教心理,对于正确认识他们的医疗行为,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中亚东干族族名族源考

东干族是前苏联100多个民族中的一个少数民族，至今人口总数已过10万。他们主要散居在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及乌兹别克斯坦。具体分布：哈萨克斯坦有4万，吉尔吉斯斯坦有4万，乌兹别克斯坦有2万东于人。中亚东干人是中国穆斯林的一支，其主体是1862－1877年陕西甘肃回民起义军的后裔．至今已是第四代、第五代传人。直到今天，中亚东干人分为两批：一批是比什凯克东干族，多为甘肃籍、新疆籍回民后代，他们多居住在比什凯克、普尔热瓦尔斯克、江布尔、奥什州等地。这批人约占东干族总人口的45％。另一批被称为托克马克东干族，他们是陕…     

奈保尔《大河湾》叙事的生态伦理关怀

V.S.奈保尔的《大河湾》通过自传性人物萨林姆在非洲寻求出路的经历，展现了各色人等的生存困境，书写了动物、植物的生存危机。奈保尔的生态伦理责任感展现了西方殖民霸权对种族、环境、土地的破坏力；体现了作家对非洲生态伦理的关注。文化身份混杂的穆斯林后裔萨林姆眼中的“大河湾”的生存困境是作家对非洲自然生态伦理、精神生态伦理和社会生态伦理的关怀。     

中国穆斯林人口状况分析

长期以来,一直为中外人士所关心的中国穆斯林人口,解放前始终是个谜。解放后,特别是经过三次全国人口普查之后,谜底才被揭开。应该说,中国穆斯林人口数字真相大白于天下之时,自然便是宣告混乱结束之日。(一) 旧中国的穆斯林人口数字,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且相互之间悬殊很大、矛盾百出。例如,《中外地理大全》①引用的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的调查材料,粗略估计全国穆斯林人口约有一千五百万至二三千万,约占当时全国人口(404,926.9万人)的3.7—     

简论清代康熙时期的“新满洲”与“布特哈八旗”

清代康熙时期(1662——1722年),为了加强对东北边疆地区的封建统治,抵抗沙皇俄国的武装侵略,对分布在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与乌苏里江流域以及库页岛辽阔山河之间的满族(女真)、索伦(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赫哲、费雅喀、库雅拉人等,在沿袭清初设“乡长姓长”管辖,采取种种措施密切他们和清朝中央的关系的同时,还按照“兵民合一”的八旗制度,将他们之中的部分居民,编组为“新满洲”与“布特哈八旗”。这对于加强东北     

唐宋时期穆斯林的来华和留居

从先秦时起,中国同中亚、波斯、阿拉伯等地区各民族,已经开始了经济和文化的往来。西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年),张骞出使西域回到长安。此后,中国不断遣使西域;而西域的商人、使者则更多地来到中国。 一 唐朝(618—907)是中国古代经济文化兴盛发展的一个时期,唐朝政府鼓励发展对国外的商业贸易。贞观十七年(643),太宗谕令在广州、泉州、扬州置“三路市舶司”。太     

1877年移居中亚陕甘回族的地理分布

东干族是前苏联100多个民族中的一个少数民族，至今人口总数已过10万。他们主要散居在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及乌兹别克斯坦。据1979年苏联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居住在吉尔吉斯斯坦的东干人有26661人，哈萨克斯坦22491人，乌兹别克斯坦3000人，共计52000多人①。由于东干族鼓励生育，人口增长迅速，到1990年作者访问中亚时，东干族学者及群众都坚持说他们总人数已达10万。具体分布：哈萨克斯坦有4万，吉尔吉斯斯坦有4万，乌兹别克斯坦有2万。中亚东干族是中国穆斯林的一支，其主体是1862年～1877年陕西甘肃回民起义军的后裔。至今…     

李贽伦理思想新探

李贽,号卓吾(公元1527——1602年),福建泉州府晋江县人,是明末著名的进步思想家。他在中国伦理思想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值得我们很好地研究。李贽生于明朝嘉靖、万历年间。这时,由于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商品经济在不少地区已有了较大的发展。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同日益发展的商品经济之间,正进行着激     

郑和与东南亚华人穆斯林

郑和下西洋之前,华人穆斯林已经移居东南亚。郑和在出使西洋过程中,不仅与随行的华人穆斯林积极在当地从事伊斯兰教活动,在海外兴建清真寺,促进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传播,而且团结东南亚当地的华人穆斯林,把他们组织起来,建立华人穆斯林社区,作为宣传伊斯兰教的基地,对当地人民传播伊斯兰教,从而奠定了马来半岛与印尼群岛伊斯兰化的基础。     

互动、融通与共生——日喀则“藏穆”群体的经济交往与文化交流调查

日喀则是后藏的中心,这里很早就活动着经商的穆斯林;清朝派兵驻藏后,一些穆斯林官兵同这里的藏语穆斯林一起扩建了清真寺;改革开放后大量的内地穆斯林又以经商的方式嵌入日喀则。伴随日喀则城市的发展,他们与藏族不断进行着经济交往与文化交流,如生产、生活品的交换、买卖,语言、服饰、饮食上的借鉴与吸收,进而出现了宗教信仰上的尊重和文学作品上的交汇。日喀则藏族与穆斯林群体的经济交往在族群间的互动、融通与共生中发挥着基础作用;文化交流使不同边界群体相互尊重,求之同存异;随着经济交往文化交流的持续加深,藏语穆斯林人数逐渐增多,且逐渐演变为藏族和其他穆斯林深层沟通的桥梁;各民族在交流交往中表现出了互动、共生、和而不同的交融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