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质性环境规制、环境责任与企业低碳创新

选取我国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年度数据,对异质性环境规制与企业低碳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与实证分析,并探讨了环境责任在二者之间的传导作用。研究表明,异质性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企业低碳创新,环境责任是其实现途径之一。     

环境规制、企业社会责任与环境成本核算

环境成本核算的研究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的历史,虽然理论研究方面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在实务运用方面却停滞不前。环境规制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引入,促使企业将从社会总体角度考虑成本和收益的关系,增强企业环境保护意识,这必将推动环境成本核算的运用。     

环境规制、成本转嫁与企业环境治理

鉴于中国环境规制与环境治理效应研究存在潜在不足,本文以“清洁生产标准”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结合企业成本转嫁能力,考察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环境规制的压力下,企业会相应地提高环境治理支出以满足环境合规的要求;但是,考虑企业的成本转嫁能力,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治理的推动作用在议价能力相对更低（客户集中度相对更高）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本文分别以产品市场竞争程度、消费者需求价格弹性以及企业产权性质刻画企业成本转嫁能力,发现了基于企业议价能力相似的结论。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有助于推动微观企业环境治理,但由于存在成本转嫁行为,导致消费者最终承担了环境规制内化的污染成本。     

清洁生产环境规制与企业环境绩效

推动企业清洁生产对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003年开始实施的行业清洁生产标准这一准自然实验,基于1998—2012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匹配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对清洁生产环境规制的环境治理效果进行评估。研究表明:清洁生产环境规制降低了企业污染排放强度,且这一减排效应在东部地区、国有、大规模及高耗能企业,在高技术和重污染行业中更为明显。进一步探究企业污染减排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清洁生产环境规制的实施能够倒逼企业从事绿色技术创新活动,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实现污染减排,这为“波特假说”提供了微观层面的证据支持。此外,清洁生产环境规制通过强化市场选择机制加速了企业的优胜劣汰,这表现为清洁生产环境规制所形成的资金和技术壁垒提高了行业准入门槛,阻碍潜在企业的进入。对于在位企业而言,清洁生产环境规制在降低高生产率企业退出市场概率的同时也迫使低生产率企业不得不退出市场。     

环境规制、数字化转型与绿色技术创新——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数据分析

在工业强国战略日益深化的背景下,环境规制对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已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利用2007—2021年中国A股工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的有效数据,构建非线性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强度与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呈“U形”关系,环境规制在低强度范围内抑制了绿色技术创新,而在达到最佳环境强度范围时则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数字化转型对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有正向影响。数字化转型是环境规制强度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关系的重要途径,政府环境规制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而作用于绿色技术创新。异质性检验发现,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在东西部地区、政府补贴程度高和非国有工业企业中的影响更为显著。未来应适度加强环境规制强度,同时通过企业数字化转型,持续推动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空间异质性研究

解析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倒逼效应的政策差异,并考察随企业、产业及经济环境三层面因素的变化而引起的倒逼效应空间异质性和门槛特征。研究表明,从全国范围考察规制效果存在明显的政策差异,命令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相对最强,市场型规制的效果次之,公众参与型规制的促进效应初步显现但相对最弱。环境规制的创新倒逼效应随着地区内企业环境责任水平、产业集中度及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的变化而发生结构性改变,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及单一门槛特征。要确保工业企业绿色发展,除了要因地制宜地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外,还应从企业环境责任、产业集中度、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制度环境等多角度立体式促成环境规制绿色创新倒逼效应的发挥。     

环境规制、环境表现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

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动机视角,考察环境规制和环境表现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及其制约因素。基于2015-2021年A股制造业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压力与环境信息质量显著正相关,企业通过增加定量性披露以满足合法性管理动机;（2）环境表现对两者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随着规制压力增大,环境信息披露会更加真实反映企业环境履责表现;（3）公司治理对环境规制效应产生补偿性机制作用。文末就如何提升环境规制信息效应提出对策建议。     

环境规制、融资环境与企业技术并购

本文以《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以融资环境为研究视角探讨了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并购的影响。研究发现,新标准实施后重污染企业显著减少了技术并购的投入。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新标准的实施对技术并购投入的抑制效应在民营企业、融资约束高的企业以及股票流动性低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这表明企业融资环境的异质性是环境规制影响企业技术并购的重要调节因素。本研究揭示了融资环境是环境规制影响企业技术并购的重要作用机制,对于如何降低环境规制对于技术并购的抑制效应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信息不对称环境下企业行为与环境规制的有效性探析

信息不对称在环境规制过程中普遍存在。分析发现:信息不对称环境下,污染企业都有率先不进行污染治理的环境机会主义动机,若治理成本在可承受范围内,污染企业环境治理决策与信息不对称产生的机会主义空间大小关系更为密切;规制者依据污染企业的机会主义动机程度进行分层管理和相应提高环境违规成本,对提高环境规制的有效性具有重要启示。     

高管团队异质性、企业所有制与海外股权并购——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首次采用上层梯队的理论视角研究了中国上市公司海外股权并购份额的影响因素,并且引入了企业所有制的调节变量。基于中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2001～2010年的108项海外股权并购的样本,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上市公司高管团队的任期、职务、性别和年龄异质性与海外股权并购份额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民营企业所有制能够负向调节任期和职务异质性的影响,正向调节年龄异质性的影响。不同企业的最高决策者和政府的政策制定者应该根据需要调整和影响企业高管团队的构成,从而促进海外并购决策。     

环境政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本文构建了技术创新动力机制的综合模型,探讨了环境保护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然后得出了相关结论。     

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动态调整：基于ECM模型的再考察

在定量测算我国产业结构变迁过程中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程度的基础上,采用2000—2016年我国30个地区数据,运用面板协整、面板误差修正模型等方法考察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变迁之间的动态异质性关系。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的短期波动对产业结构变迁的短期波动会产生显著影响,且当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将以一定的调整力度将非均衡状态调整到均衡状态;（2）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影响的弹性系数平均水平为0.08,而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影响的弹性系数平均水平为0.174,环境规制的增强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作用要远远大于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总体来看,环境规制有助于提高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水平,但呈现区域异质性、长短期异质性特征。     

生存权保障、会计控制与环境监管

政府将保障广义利益相关者的生存权作为对企业进行环境监管的目标已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接受,但通过怎样的机制实现这个监管目标一直是研究的难点。由于会计控制具有基础性与切实性的优势,因此,会计控制是实现生存权保障的最优机制之一。对企业环境破坏行为的会计控制机制设计是从微观与宏观两个方面进行构建,通过对生态权益的量化,使之成为企业进行主动环境控制的着力点。另外,会计控制机制还设计了用于政府评价的以生态权益为核心的环境评价体系,使之与企业评价指标对应,共同促进企业的环境控制行为。     

个体异质性与环境公共物品的私人有效供给

解决累积性环境恶化问题亟需所有个人与组织转变行为方式,为实现环境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而共同努力。基于个体异质性,选取最重要的异质性维度——偏好异质性和成本异质性,分析在单维和多维场景下,个体有效提供环境公共物品的均衡条件,以及政府环境政策工具的实施效率。研究结果表明:只存在个体偏好异质性时,潜在的大集团无法实现环境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强制控制方法通过设立企业必须遵守的排污限制和技术标准等,能够提高环境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而同时存在个体偏好异质性和成本异质性时,市场化方法能够发挥其资源有效配置的基础性作用,通过规避强制标准检测、执行的困难和政策后果的不确定性,提供比后者更高水平的环境公共物品。结合研究结论,认为应强化环境信息公开,加大环保法规标准执行力度,明晰环境治理责任主体,通过利益杠杆调动公众积极性。     

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空间演变的影响

通过构建环境规制强度综合指数和环境污染综合指数,运用全域自相关检验、局域空间自相关检验、局域空间自相关分布及显著性检验,实证研究2004—2014年中国各省份环境污染的空间格局与空间演变;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空间影响的作用机理。结果显示:（1）中国各省份的环境污染存在显著空间正自相关性,在区域空间分布上形成了高低两个集聚区域,低污染物排放集聚区正在由东部向东南部扩展,高污染物排放集聚区正在由西北部向东北部扩展;（2）环境规制强度、技术创新对环境质量的改善起阻碍作用,表明中国目前的环境规制确实存在“绿色悖论”,技术创新并未激发波特假说的“创新补偿”效应。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可以显著改善环境质量,中国并不存在“污染天堂”;（3）环境规制强度和对外开放程度的直接效应远大于间接效应,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的间接效应大于其直接效应,也就是说,本地环境污染受本地环境规制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影响大于受相邻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影响,本地环境污染受相邻地区的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的影响大于本地的工业化水平和技术创新的影响。     

环境规制、就业再配置与社会福利

中国环境规制力度的逐渐加大,引发行业间与行业内的就业再配置,并进一步影响社会福利。利用2003—2017年中国37个工业行业数据,发现环境规制对社会福利的影响表现为先升后降的倒U型关系,现阶段34个工业行业未越过拐点;相较于污染行业,清洁行业的就业再配置能显著提升社会福利;中介效应模型的结果表明,全行业、污染行业的就业再配置在环境规制与社会福利之间表现为遮掩效应。因此,实现生态优化与社会福利提升的双赢目标,需要识别各行业的最优环境规制强度,对未越过拐点的行业应加大环境规制强度,也可以通过提高就业需求端与供给端的灵活匹配来减少环境规制的社会福利代偿。     

FDI、环境规制与中国的碳排放强度 ——基于门槛面板模型的实证

基于我国1999—2016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平衡面板数据,构建联立方程模型探究FDI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方向,并采用门槛面板模型研究FDI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是否具有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FDI通过规模效应渠道增加了我国的碳排放强度,但能通过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环境规制效应降低我国的碳排放强度。以环境规制作为门槛变量时,发现FDI对我国区域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具有双门槛效应,环境规制程度较低或者过高时,FDI的流入会不利于地区的碳减排;环境规制强度适当时,FDI会对地区的碳减排产生有利影响。在目前的环境规制强度下,FDI的流入降低了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碳排放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