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观影响古代文论的方式探究——以汉魏六朝文论为例

在重视古今问题的中国古人那里,作为文化观念内容之一的古今观也深深地影响着他们的文学观念并进而影响其文论思想,这种影响可以在古今观影响文论的具体方式上得到充分的体现。古今观一方面标识着时代的文化取向而为文学批评的进行设置了文化背景,同时它对文论的影响还在于古今观念下处理古今关系的思维习惯同样被贯彻到了文学古今问题的探讨上,故而实际上影响着文论思想。而古今观与文论在继承、发展问题上的关涉又必然导致前者对后者在具体内容层面上存在着影响。     

对中国文学批评及古代文论研究方法的反思

80年代以来,在"方法热"、"方法"观念的影响和启示下,古代文论研究界对中国文学批评方法的研究,对古代文论研究方法的反思取得了积极的成果.由古今问题所引申而来的"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将古代文论研究推向了对历史的纵深和未来的走向的思考.对方法的反思体现了这一时期古代文论学科强烈的自省意识.     

评《中国古代文论精神》

袁济喜教授的新著《中国古代文论精神》(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以下简称《精神》),立足于当代的人文导向与人文关怀,在广泛而审慎地掌握文献资料的前提下,从文化、哲学、宗教、文学与文论融合互动的层面,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精神意蕴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并对中国古代文论与当代文论的契合问题作出了积极的回应。中国古代文论并不像西方文论那样去有意识地追求体系的建构和概念的推演,而是通过文艺作品的赏析,将古人对人生意义的理解蕴含其中。这种特点就要求研究者不能将中国古代文论仅仅视为一种按照一定规则形成的编码系统,而是要将其当作…     

中国古代文论的基本特征及其现代转换

中国古代文论是基于人与自然相统一的哲学观,个人与社会相统一的伦理观,美与善相统一的审美观,以主情重情为核心的文艺观而建立起来的.这些文化基因规定了中国古代文论的总体特征,制约着中国古代文论体系的建构与发展.19世纪90年代以来,从文学观念和文论批评的发展上看,虽然还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过渡性质特征,但它本身仍然是一个取得重大成就的历史阶段.在中外文化、文学思潮的冲撞、交汇中,文学理论批评的现代品格正在形成,现代化过程亦已展开,许多重大问题都预示着今后发展的方向.     

中国古代文论的伦理向度

中国古代文论是古代思想家、文学家对文学的创作、欣赏、批评的论述,是古代士人精神风貌的反映,也是其文化心态和价值追求的集中体现。中国古代文论内容丰富,密切关注人的伦理道德世界,在文以载道、以理节情和知人论世三个向度上均体现出鲜明的伦理特征,影响和规约着中国当下文论和文学的发展。     

中国文论古今“会通”刍议

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既不能局限于对其本义的阐释,也不能一味追求“现代转换”,而必须从自觉的中国文化和文论主体意识出发,遵循学术发展规律,加强古今会通式的研究,即对话—交融—建构式的研究.通过对话实现中国文论的古今融会贯通和沿革性建构.中国文论古今会通所涉及的问题具体包括:坚持民族文化立场,致力于古今、中西融会;接续文统的传承,实现文脉的古今贯通;发扬文化同化传统,寻求文理的古今会合变通.     

略谈现代文化语境下的古代文论研究

中国文论实现现代化、走向世界的路程到底还有多远?我们的古代文论研究究竟缺失何在?似乎很多问题都可以归结到如何在现代文化语境下研究中国古代文论这样一个基本命题。这里拟就此问题谈几点粗浅的看法:贴近文学实践,激活理脉,贯通古今;呼唤原创意识,中西化合,重铸文心;摆脱一统体系观念,建构多元化理论。     

试论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

中国古代文论卷帙浩繁,体大虑周,精论要语,灿若群星。为了建立具有我们本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对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的民族特色进行宏观把握是十分必要的。一中国古代文论具有单一的社会本质,即它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形态、社会制度在观念上的直接或间接的反映,是地主阶级作为统治阶级,在它的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各个不同阶层的人们对文学艺术的理性认识,及其政治、伦理和审美要求的集中表现。而中国封建社会的农业性特征自先秦至清处于超     

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古代文论学术活动评述

20世纪 80年代以来中国古代文论学术活动围绕着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现实意义、现代转换问题进行了讨论。这些问题也是 80年代以来古代文论研究领域的重要问题。对民族特色与现实意义的探讨 ,表明古代文论研究界自觉地将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联系起来。对古代文论研究方法的探讨是对传统研究方法的一个突破 ,体现了古代文论界方法观的成熟。对古代文论现代转换问题的探讨 ,将对古代文论价值的评判、对古代文论研究的反思置于了整个 2 0世纪文艺理论对现代性的追求的历史背景之下     

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

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阐释,应以中国古代文论为根本,但并不意味着对现代文论的否定.应正确对待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的关系.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十分必要.应掌握对古代文论现代阐释的原则和古今互补、中外互释的方法.     

改革开放40年中国文论话语研究之我见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学术理论总体以西方“话语体系”为圭臬,中国文论话语也处于一种“失语”状态。学界对此进行了深刻反思,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曹顺庆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认为,中国文论话语建设应理清中国文化与文论之间的关系,把握中国文化生成规律和学术运作规则。站在21世纪的理论前沿,中国文论话语建设观念进一步明了,这就是：古今通变,融汇中西。而 “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是这一观念的具体实践,“变异学”理论已成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标识性概念,标志着中国话语的创新与重大突破,对中华文化软实力的建构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论古代文论和书画论中的"生意"

古代文论和书画论中常使用"生意""生气""生机""生趣""生动""如生""活"及"死""板""结""滞""僵"等术语来评价诗文与书画作品,体现了中国古代以是否具有生命力作为文艺评价标准的观念.这一批评标准是"法自然"哲学观在文学、书画观上的反映.从根源上说,中国古代文论和书画论中的"神"和"自然"范畴与"生意"范畴的内涵是相通的.     

论北美汉学界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的“两种取向”

北美汉学界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有两种取向:"冲击—回应"说与"中国中心观"。前者认为中国文论的发展进程中一切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只能在外来冲击下才能引起,片面夸大外来影响的作用,这实际上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试图以西方理论来置换中国文论;后者着意强调中西文学思想间的异质与对立,凸显中国文论本身的特殊性,但这又容易滑向文化相对主义,否认中西间的可比性。放弃任何形式的"中心主义",在尊重差异的前体下,充分认识两种文化各自的特质,通过平等对话与交流,实现互识与互补,方可扩大对文论根本性问题的共识。     

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一场现代性焦虑

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问题已经讨论了十余年,这场学术讨论的出现实际上是遍布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界的现代性焦虑的结果.在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问题上,其现代性焦虑表现为:在追随西方现代理论话语以进入思想现代性殿堂与保持本土化的文化身份之间、在革故鼎新以张扬现代性的新异原则与辨析古代文论的历史原貌之间、在重构古代文论元话语以强化其阐释有效性与维持古代文论的典雅文化地位之间、在划定古代文论学科属性以赋予其现代知识类型与尊重古代文论的前学科性意义形态之间,我们难于抉择又急于抉择.我们越是接近现代性.我们就越发清晰地感受到现代性在文化功能上的两面性,所以当现代性在中国展开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对它的既渴望又恐惧的心态便日益明显,这就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论题之所以提出的文化心理原因.     

原始思维与中国古代文论的话语表达模式——兼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

一个民族文论的话语表达模式是深耕于一个民族的思维模式。中国古代文论的话语表达模式即是深耕于中华民族的原始思维。“原始思维”作为古人重要的思维方式,对中国古代文论的话语表达模式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使中国古代文论的话语表达方式由品评“人”与“物”向品评“艺”过渡。“艺”的评价术语与标准都是从对“人”与“物”的评价中移用而来。特有的思维方式只能运用于特定的时代与特定的文化环境中,不可移用于其他的文化语言环境中,所以,有必要探讨现代文论界的理论热点:中国文论失语的原因及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问题。     

中国古代文论人文精神的张扬

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就有着深厚的人文精神传统 ,这种传统的人文精神也贯穿着中国古代文论的整个发展过程。考察古代文论中的文艺本质观 ,特别是考察古代文论中影响极为深远的情感论的发展 ,能够从中发掘出中国古代文论中深厚的人文内涵     

意义重释:民国文论体系话语的重要趋向

民国文论的体系建构负载着民国学人的历史想象与现实担当,砸破以往即兴体悟式的“私人话语”形态,在全面审视历史与时代的潮流中抒写社会的“公共话语”,发掘民族文化自信,民国文论展现出融汇中西、贯通古今的恢宏气象。民国学人兼顾中西、古今文论的各自特质,确立文论体系建构的逻辑起点与视角、探索可行的建设路径和策略,将错综复杂的民国文论现象纳入到民国文论的体系话语平台,展示民国文论继往开来的文化特质,它可以逐层解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诸多缠夹日久的学术命题,深远探究文论体系话语言说的基本规律。运用民国史视野来发掘民国文论资源,探究体系话语的言说模式与表达策略,具有范式重构和意义重释的色彩。     

论中国文论话语新内涵的来源

学界关于中国文论"失语症"问题的探讨已经持续了近三十年。中国文论一定程度上的"失语"现象是历史文化发展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文论话语建构最重要的任务是赋予中国文论话语新的内涵,使之适用于当今文学批评实践。中国文论话语新内涵主要有三条来源途径,即在继承基础上赋予中国古代文论新的时代内涵,在借鉴西方文论过程中融入中国文化特色,以及从文学作品与生活中总结新的文学理论。     

古代文论研究方法与观念更新

古代文论是富有我们民族传统特色的文学理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理论,自然离不开对古代文论的融解和吸收。但目前的状况,在古代文论与当代文论的研究之间,似乎还留存着一道历史的沟壑。搞当代文论的,或者还囿于五十年代由苏联传入的理论模式,或者面向西方,只在必要时引用几句古代文论作为补充和印证;搞古代文论的,则大多从理论批评史的角度着眼,就古论古,与当代颇多隔膜。如何贯通古今,使古代文论的研究具有当代性和生命力,使当代文论能够继承古代文论的优秀民族传统,这是文学理论工作者,特别是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者近年来较多思考的一个问题。     

从中国古代文论的学科初创反思其现代转换

中国古代的“诗文评”只有目录学的意义,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学科门类。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产生得益于西方科学思想和20世纪初期的“整理国故”运动,它是中西文化濡涵的结果,因此,学科必须坚持中西两个维度。中国古代文论衍生于中国大文化的土壤,郭绍虞等学科奠基者从繁浩的经、史、文中梳理文论的脉络,而尔后的大学学科建制使得这门学科研究日益封闭于纯文学领域。要想实现转换,我们有必要恢复“大文论”的传统,从文史哲的整体中进行研究,还原学科的真实面目,避免古代文论与传统文化的脱节。中国古代文论体现了民族的思维方式,在治学方法上,郭绍虞等人“各照隅隙”的治学方法在当代仍然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