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级上访的概念、类型和发生机制

在信访制度建立之初,各种制度都没有对越级上访作出禁止性的规定,即使是新修订的《信访条例》也只是提出逐级上访的导向性规定。党的十八大之后,越级上访才被中央文件正式提出来,并确定为不受理的上访类型。越级上访可划分为腐败违纪举报型、督促执行型、历史遗留问题型、征迁强拆型、讨薪求助型、政策创制型等类型。越级上访是属地管理的矛盾逼出机制、超地方治理权限的政策诉求外溢机制、等级政治信任的心理推拉机制、维稳压倒一切的反制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越级上访反映的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群众之间的互动关系,是群众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制度缝隙的利用和动员。     

对我国非正常上访终结机制的研究

目前信访制度所面临的困境日益严峻,非正常上访愈演愈烈,危害性极大。信访终结机制始终“缺位”是重要原因之一。建立非正常上访终结机制应该整体设计,总体思路是人大总牵头,一个渠道是法院（检察院）,涉诉上访案件由法院牵头解决;另一个渠道是政府信访部门,非涉诉上访问题由信访部门牵头协调责任部门解决。对“三审”后上访人仍不服的,人大可牵头进行听证。同时需要通过立法对非正常上访终结机制予以界定。     

对中国上访制度的思考

信访体制是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公民与政府间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是我国特色人民民主形式.但近年来,由于我国信访制度参与的不完善及上访渠道的不畅通,公民非制度化上访正在扩大,从而导致了我国政府行政决策的不全面性.因此,我国急需建立一种完善的上访体制,以便更好地服务人民群众.     

论宪政视野中的上访权——兼析《信访条例》第十八条之规定

当今中国面临的“上访洪峰”,引发了学者间对传统信访制度的存废之辩。上访权是宪法权利——表达自由权的实施方式。依据当代中国国情,上访权有重要的存在价值。因此,上访权利不容压制和废弃。     

社区“信访代理”能做哪些事

处理好居民的上访工作,是稳定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柳州市柳南区南站街道办事处,在处理居民上访的问题上首创信访代理人制度,把原来单一的管理制度转型为主动服务,对信访的上访人员采取“帮代理、帮疏导、帮陪访”的上门服务原则,使有的上访转变为下访,这一转型的信访代理人制度,正在辖区的大鹅山、利民、天鹅湖、汇江等8个社区中推广执行,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农村信访活动非秩序化之消极影响与对策

信访制度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法制尚不完善的背景下实现和维护公民民主政治权利的具体形式,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现行的信访制度已经出现了困境,尤其是农村信访活动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影响秩序的非正常上访现象.论文对农村非正常上访现象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对处置此类问题的工作方法进行了专门分析,对现行处理方法的合理性、存在问题及其与和谐社会的目标要求进行比对思考,进而提出了建立和维护良好的信访活动秩序的若干对策与建议.     

上访与下访——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下的信访工作取向比较

信访制度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积淀和广泛的社会基础，老百姓对信访的青睐也是基于自身的生活状况和客观需要而进行的一种理性选择。针对当前的信访工作现状，通过对上访与下访两种取向的比较后发现，当前信访工作中的效率低下、过度信访严重、工作方式僵化等问题的存在与近年来依赖上访路径有着必然的联系。尤其在广泛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当下，强化下访取向，使信访工作的两条路径并行发挥作用，就成为回归信访工作初衷、实现政治民主与社会平等、重构政府信任、解决信访问题于萌芽的有益尝试     

社区“信访代理”能做哪些事

处理好居民的上访工作,是稳定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柳州市柳南区南站街道办事处,在处理居民上访的问题上首创信访代理人制度,把原来单一的管理制度转型为主动服务,对信访的上访人员采取"帮代理、帮疏导、帮陪访"的上门服务原则,使有的上访转变为下     

再析农民涉法上访

涉法上访是农民群众向上级有关部门反映涉及执法部门、需要依法处理的事项的一种信访形式。农民涉法上访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本文对农民涉法上访的现状、原因及危害进行分析,提出应从转变观念、基层政权建设、村民自治、整合信访资源、提高政府效能、遏制司法腐败等方面来解决。     

“诉苦型上访”：农民环境信访的一种分析框架

基于对农民环境信访的社会文化基础以及以往关于农民上访若干分析框架的分析,结合安徽三村农民环境信访个案资料,提出了“诉苦型上访”这一农民环境信访分析框架.认为农民在环境信访中的诉苦是他们寻求现代国家权力支持的一种重要策略,农民行动者在利益表达上具有实用性和两面性,“诉苦型”环境信访是一种农民上访的非抗争政治类型.     

“表演型上访”:作为弱者的上访人的“武器”

构建"表演型上访"的解释框架,旨在解释作为"弱者"的上访人采用何种武器进行利益表达的问题。上访人之所以采取"表演"的方式来作为上访的武器,与上访目标的确定性和结果的不确定性有关,而深层次的根源还在于国家宏观的政治结构与上访治理方式的非制度化特性。上访过程的表演性凸显,给信访的制度化吸纳增添了障碍。因此,推动实施宏观政治结构的变迁与制度化的信访治理方式刻不容缓。     

无理上访以何终结——对一起长达30年信访个案的考察

信访制度是公民利益表达和监督的途径,信访问题的有效解决助益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公平正义的实现。中国信访治理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无理上访所致,无理上访对法治的不断冲击致使法治化进程陷入困境。通过对一起长达30年的无理上访的个案考察分析,信访制度的政治意义已超然于法律意义,信访部门的无原则救济功能凸显,究其原因是政策的失灵、法律的失效和个人主义的膨胀等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应对之道是信访部门的限权、信访法治化和公民法治信仰的形成。     

新时期信访工作的困境及其化解．

当前,信访工作出现信访总量下降,但越级上访、进京上访数量仍大幅增加,群体性上访、重复上访和无序信访问题日益凸显的新特点.这致使信访工作面临着新的困境.因此,应实现信访功能的回归,不应再是带有浓重"人治"色彩的纠纷解决机制,而应成为法治前提下民众参政议政、与政府进行有效沟通的途径.同时在细化信访工作程序,严格界定信访范围的基础上,还应健全协调机制,以化解信访工作中的权力冲突.信访只有成为向上监督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向下普法民众的纽带,才能步入法制化的轨道,化解所面临的困境.     

律师参与与信访法制化研究

信访既是公民参政议政的特殊通道,也是弱势群体维权的有效法宝。信访是民怨的释放通道、民情的反馈渠道、民声的传声筒、民意的表达机制。实际上,惟有切实畅通信访的渠道,及时妥善地解决上访中反映出的问题,才能提升社会秩序的稳定系数,实现公民合法权益的有效保障。针对我国目前信访制度存在的缺陷,笔者提出让律师参与到信访程序中来更有利于实现信访的功能,更有助于保障信访者的权利。而信访工作的法制化则是实现律师在信访工作中作用的前提。     

"治访循环"现象的生成逻辑——基于宏观政治环境与微观行动相结合视角的分析

从上访反映问题,相关部门的治理,到问题的初步解决或拖延,再到出现遗留问题或产生新的问题,再引发上访者越级上访进一步反映问题,相关部门再治理……由此,形成了治访循环的现象。这种现象只有放在国家的宏观政治结构与微观行动相结合的视角才能理解。因此,仅仅依靠信访制度的改革还不足以消解这种现象,而且还需要在范围更为广阔的体制领域内进行结构性的变迁。     

树立“快乐信访”的理念

当前，我国正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这既是一个“黄金发展期”，又是一个“矛盾凸显期”。由于经济社会的加速转型、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在复杂的信访形势面前，南京市信访局率先在全国提出“快乐信访”的理念，以做好信访工作为荣，以做好信访工作为乐，推进信访工作的创新发展。通过这一理念的实施，南京市实现了来市信访、去省上访、异常上访和集体上访“四个下降”，有力地推进了和谐社会建设，维护了社会稳定。     

信访代理：从“躲问题”到“追问题”

信访代理是近些年来各地社区普遍开展的一项服务。信访代理的目标原则是小问题不出社区、一般问题不出街道，把问题堵在源头，最终达到没有居民上访的目的。大连市甘井子区泡崖街道玉胜社区在实践中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和创新——     

对“不受理越级上访”之我见

将于5月1日开始实施的国家信访局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信访事项受理办理程序引导来访人依法逐级走访的办法》中规定,对跨越本级和上一级提出的来访事项,上级机关不予受理。（4月24日中广网） 一提“越级上访”谁都头大,不但让上级政府和基层属地政府深感头疼,更让来回奔波、成天担心受怕、无尽折腾的上访人身心俱疲。此次信访新规对越级上访说不,堵塞了越级上访之路,其出发点也许不错,但在一方强势得如钢筋、另一方弱势得如面筋的情势下,这一规定怎么看也是个只顾其一、不顾其二的“单眼皮”。     

有“病”不必乱投“医”居委会替你上访

说起来新鲜,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的居民一旦有事想上访,自己不用去,而是委托居委会代理。大事小事都可代理从今年5月开始,历下区的64个社区居委会都成立了“信访代理工作站”。代理站站长由居委会主任兼任,一部分离退休干部、律师、教师当代理员。代理前,居委会要与上访居民签定协议,居委会承诺尽其所能帮对方解决问题;居民则承诺在代理过程中,自己不再上访。如果居民不愿意签协议,口头上说说,也能得到代理员的同等重视,同样认真办理。记者了解到,在代理的上访案件中,有的确实是敏感的大事,如拆迁补偿、产权纠纷,办起来很费力。有的则是小事,…     

信访制度下村干部的多重身份和生成逻辑

村干部因直接接触上访群体和落实信访政策而成为信访研究热点。多数研究文献对村干部的定位是上访事件筛选者,忽视了村干部在信访制度中的多重身份。在转型时期的信访制度下,村干部不仅是沟通“国家—社会”的双向代理人:既协助国家维持基层稳定又嵌入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中;而且可能成为上访制造者:或因侵害村民合法利益使自己成为信访事由,或因治理需求和私利驱动参与村民上访。这些都表现出信访场域中村干部的身份的复杂性,其生成与“国家—社会”的结构夹缝、信访制度的刚性和资源下乡的拐点密不可分,分析这三重逻辑有助于全面理解基层官员与制度运作之间的互动和乡村治理权力再生产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