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的食货派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兴起

食货派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之后形成的以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为研究旨趣的学术团体。食货派形成以陶希圣为主要代表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术队伍,注重系统搜集和整理中国古代社会经济专题史料,并以此基础,在寺院经济史等方面开辟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领域。      

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

中国当代社会史作为当代中国的一门专史，既是中国古代社会史、近代社会史的接续，又有其自身的特点。新中国成立六十余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以往的当代中国史研究中，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占据了研究主流，研究时段大多停留在1949年前。中国的巨变，不仅反映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以及日渐强大的国防和外交领域，更实实在在地反映在社会领域。如何构建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框架，是一个难度很大的问题。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涉及面广、内容多，但核心是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构成、社会建设和社会变迁三大部分。     

经济史与社会史

中国经济史研究需要理论的整合与创新。中外经济史的研究都经过了一个从经济史到经济史与社会史结合的过程,傅衣凌先生倡导的"社会经济史"是中国经济史研究应当全力以赴的方向。没有经济的社会史不可能成为整体的社会史,经济史的研究同样需要与社会史的结合。     

本尼狄克派寺院——西欧封建化过程中的一个能动要素

欧洲的寺院(亦即修道院)制度源远流长。其起源可上推至公元前的古代东方,其衍生至今仍存在于现代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世纪是寺院制度的形态得到充分展开的时代,它基本上可以看作是封建文明的产物。由于基督教会在中世纪欧洲处于万流归宗的地位,而寺院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组织和经济实体又是教会内部一股强大的势力,其存在和影响历千年之久而不衰,因此对这一历史时期寺院制度的研究自然成为研究欧洲历史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领域和方面。从比较宗教学的角度看,这种与世界多数地区迥然不同的历史现象,是当时欧洲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文化转向下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以王笛研究成果为例的分析

西方新文化史的兴盛和文化转向的思潮对于历史学影响深远,中国的社会史研究也由此开始呈现出文化转向的潮流,王笛的著作就是文化转向下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成功实践,传统社会史向新文化史转变以及大众文化史和微观史研究的兴起,都将会是社会史研究的大转型.新文化史与其称为社会文化史,不如作为社会史研究的新范式.新文化史、大众文化史及微观史的研究取向对社会史研究具有很强的方法论启示意义,一是拓宽了社会史研究视野,二是对社会史研究中的写作方式的转变具有革命性的影响,三是带来了新史料观念,四是历史观的重大转变.但在文化转向过程中也出现一些问题,需要防范泛文化主义与历史研究的碎片化.     

二战后年鉴派社会史研究片论

在20世纪西方新史学的几大流派中,法国年鉴学派影响最大。该学派以社会史、经济史为发展方向,其中社会史的研究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逐渐发展壮大并不断开辟新的领域。从社会经济史到心态史、政治史,从计量方法的使用到叙事史的复兴,年鉴派的社会史不拘一格,却不断引领史学潮流的发展。年鉴派社会史在二战后的成就,说明社会史主要是一种研究思想和视角,而非僵化的概念和体系。     

汉唐之际佛教寺院经济与政权的关系

寺院经济是佛教发展的经济基础,中国寺院经济形成于南北朝时期。政权对汉唐之际的寺院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以政权为代表的上层社会对寺院认可是寺院经济产生的前提,政权、信众的赠赐施舍是寺院经济财富积累的基础,寺院所从事宗教文化活动承担着社会教化和慈善事务。寺院经济的发展壮大与世俗地主经济矛盾加剧,产生了种种限制寺院经济的措施,其极端就是"三武一宗"灭佛。至唐代中叶后,寺院、僧尼的免税特权逐渐消失,寺院经济的经营模式也向禅林制度发展。     

西夏寺院经济研究述论

西夏寺院经济研究是西夏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独特经济形态,对西夏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西夏寺院经济并非是西夏寺院与社会经济的简单融合。西夏寺院经济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对当前研究进行梳理,不免存在些许不足,究其现状及原因,以便更好地把握西夏寺院经济的研究热点和难点。     

芬利范式及其批评者

芬利范式是近40年来古代经济史研究的正统模式,它强调从社会结构而非经济本身研究古代经济.芬利范式对古代经济史研究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一方面,采用了科学的研究方法,抓住了古希腊罗马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认识到古代经济在诸多方面有别于现代经济;另一方面,拓展了古代经济史研究范畴,将关注视线从传统的经济史、政治史转向乡村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研究.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芬利范式受到严峻的挑战.首先,范式与史料不尽吻合;其次,过于强调社会身份和社会关系对古代经济的决定作用,忽视了经济本身所具有的规律性;最后,忽视文化视角下经济的特定意义.研究古代经济史应既注重经济结构又注重经济实绩.     

中国官商制度的产生及其后果

官商,是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重要环节,中国古代商文化的一大特有现象。 中世纪的欧洲,领主城堡经济和城市工商经济自成体系,相互独立,最终后者战胜前者(同时后者自身也得以脱胎换骨)而进入近代社会。中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中国的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虽也存在着某些矛盾,但总体上都是处在一元化的封建经济体系之中,二者同生死,共     

汉唐时期西域饮食文化交流探析

丝绸之路是饮食文化交流之路。汉唐时期西域饮食文化交流具体体现在西域各民族饮食文化间的交融、西域与中原饮食文化的互动及西域与中亚、南亚等地饮食文化间的交流。探析汉唐时期西域饮食文化交流,有助于促进文化交流史、社会生活史乃至经济史的研究,并能促进对西域多元文化的认识,使我们更为立体地认识和理解丝绸之路文化,为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提供文化资源。     

从食货之学到社会经济史——社会史论战对中国经济史学的催生和形塑

19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正式启动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开辟出两种经济史路向:一种是直接源自论战、以理论为主导、以宏观通论为特征的经济史;一种是扭转论战方向、以史料为基石、以专题研究为主要方式的经济史.第一种路向使经济史后来居上、地位迅速攀升;第二种路向真正使经济史研究步入正轨.中国经济史研究驶入专业化轨道而日益发达,终于附庸蔚为大国,实由食货派导其先路.在论战时期,经济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已经形成.此时的经济史研究根本超越了传统的食货之学,呈现出"社会经济史"的形态,不同于单纯的社会史或经济史,而是一种具有总体视野或通史眼光的经济史.     

浅论西欧“十二、十三世纪的文艺复兴”

近年来，史学界对西欧中古文化的研究日益深入，传统的“黑暗中世纪”之说受到质疑．一般认为，真正的“黑暗时期”只是中世纪前期的五百年，大约公元5世纪到9世纪这段时期．9世纪以后，西欧封建割据社会内部的非封建因素日渐萌芽，工商业城市兴起，西欧封建社会结构在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子系统当中，都出现了封建与非封建双重性质交错并存的局面．这种局面既是复杂的、乱纷纷的，也是活泼泼的、它有生机的．由此，史学家力图为西欧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找到中世纪的渊源．这样的工作正在打开中世纪史研究的新领域、新视野．在本文中，笔者…     

评薛瑞泽著《汉唐间河洛地区经济研究》

以今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曾在我国文明和文化的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薛瑞泽博士的新作《汉唐间河洛地区经济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 2 0 0 1年 1 0月出版 )对汉唐时期河洛地区的经济情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 ,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区域经济史佳传。　　研究古代经济史 ,或断代为限 ,或划分地域 ,或分专题。本书综合运用这三种研究方法 ,而求有机的兼容。其研究对象和书中内容 ,首先是断代的 ,以“汉唐”为限 ,上下逾千年 ;其次又是地域性的 ,在“引言”部分 ,先对“河洛”这一概念进行了界定 ,并对河洛地区进行了必要的范围—…     

吴于廑先生封建论及其史学贡献研究

吴于廑先生(1913-1993)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也是我国世界史研究领域的学术权威。在我国的世界史学科体系构建、世界通史编纂、世界上古中古史研究、西方史学研究及史学名著编译等方面,吴先生都是奠基者和开拓者。他还曾在武汉大学长期担任校、系领导职务,与唐长孺先生一道,开创了武汉大学历史学科的鼎盛时代。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吴先生在中国古代史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方面也深有造诣。他于1941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专业,其硕士毕业论文题为《士与古代封建制度之解体》。文章认为,中国的封建时代是商周时期,推动中国封建制度瓦解的动力不是工商阶层,而是士人的崛起。吴先生的独到见解,在当时就受到万国鼎、吴景超等学术名家的激赏。他于1944年和1946年先后在哈佛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其博士毕业论文题为《封建中国的王权和法律》,将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与中国商周时期的封建制度进行比较,阐释二者的异同。1947年吴先生回国,后一直任教于武汉大学,主要致力于世界史研究,也未再提及旧作。在他生前的讲话和论著中,偶有言及中国古代社会时,并未重申和坚持其1949年前的观点。其硕士毕业论文于"文革"中遗失,博士毕业论文也一直未译成中文。在吴先生哲嗣和其他后学的努力下,武汉大学出版社于2012年把这两篇学位论文合为一部书出版,并列入"武汉大学百年名典"系列之一。2012年12月13日,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以"吴于廑先生的封建论"为主旨,召开了一场小型学术讨论会,数十位学者纷纷称赞吴先生对"封建"问题的前瞻性思考,高度评价吴先生的真知灼见和学术贡献。2013年是吴于廑先生逝世20周年,现将此次讨论的部分论文摘要发表,以飨读者,以示缅怀。     

试论宋代文化的历史地位

宋朝是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变迁的一个重要时期.从宋代开始,中国封建社会中的经济形态、政治体制、学术思想、文化意识诸方面皆呈现出与宋前社会不同的特点,并为后世所承继.主要体现在封建租佃制代替庄园农奴制;传统的"重本抑末"观念发生明显转化;义理之学代替了汉唐的章句训诂之学;"皇权--士大夫"体制取代"皇权--吏员"体制.     

理论与历史学的创新

学术科学发展的最根本要求是理论创新.创新理论一般具有科学性和革命性,所以提出新观点需要有极大的勇气.创新是从实践中抽象、结晶而来,必须经过多年的实际研究和积累.历史学的发展也依赖于新观点的提出,比如:郭沫若先生用中国考古、古文献材料结合五种生产方式的论点,提出中国社会发展也是遵循五种生产方式,把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扩充成为中国社会史性质论战问题,在当时产生重大影响;侯外庐先生在历史研究方面接续了中国社会史性质论战的传统,在1943出版了<苏联史学界诸论争解答>,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东方一种特殊的奴隶社会,把中国古代看成是和西亚、罗马古典古代并行的一个社会时代.这本书成为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的开端和过去的中国社会性质讨论的延续,具有很大的创新意义;苏秉琦先生提出"满天星斗"说,认为中国文明起源是多源多线的,这种多民族多文化的观点在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是非常重要的理论创新.     

从文献史、书籍史到文献文化史

中国学术传统对文献的重视,使文献校雠之学、文献史、出版史、藏书史等专门研究在现当代以来得到持续发展,但这些研究仍然缺乏对整体文献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关注。当代海外汉学进行的中国书籍社会史研究,则因单纯移植西方"书籍史"问题意识而呈现出种种不足。与西方不同,中国文献书籍社会、文化意义的根本问题是文献图书的悠久历史与古代社会发展和文化传统延续的内在关系及其内涵。只有在此问题意识下展开"文献—文化"的探讨,才能达成关于中国古代文献历史、作用、意义的自我思考的拓展和深化。     

历史学家谷霁光教授逝世10周年座谈会在我校召开

2003年3月30日,江西省历史学会、南昌大学历史学系、江西师大历史学系联合在我校逸夫馆召开纪念著名历史学家谷霁光教授逝世10周年座谈会。会议由南昌大学副校长邵鸿教授、博士主持。谷霁光教授1907年出生于湖南湘潭,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学系,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以研究中国古代兵制史和经济史蜚声海内外,是国务院第一批     

地方志与经济史——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地方志,源远流长,种类甚多,卷帙浩繁,内容丰富,是我国特有的文化典籍和史料宝库.举凡一地历史沿革、山川形胜、政治建置、人物传记、武备兵防、经济盛衰、文化演变以及户口、赋役、民情、风俗、宗教、异闻等等,可以说,包罗万象,应有尽有.古代社会,地方志中记载的经济情况和问题原已不少.到了近代,由于社会性质急剧变化,社会经济交往日趋频繁以及工农商业迅速发展,新修和续修的地方志中,记载社会经济情况的篇幅愈来愈大,从而为中国近代经济史保存了大量可用的资料,也包含着不少值得研究的课题.地方志同经济史的关系实属密切.广大内地以及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区域的许多地方志中,都载有一些未经发掘使用的经济史料,涉及若干尚未引起注意的经济史问题.这些都是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所应注意及之并加以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