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话语与抗争逻辑——中国农村群体性抗争事件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从理论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农村群体性抗争事件的研究围绕着农民维权话语的建构和农民群体性抗争模式总结两条主线展开。转型时期农民平等权的缺失成为维权话语建构的社会基础。在农民维权的大背景下,学术界对农民的群体性抗争行为进行了总结,提出“日常抵抗”、“依法抗争”、“以法抗争”、“草根动员”和“依势博弈”等五种抗争模式。本文在回顾五种抗争模式的基础上对各种模式存在的问题做了分析和说明。并就农村群体性抗争事件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思考。     

政治文化与城乡居民的体制外抗争

对五省份2505名成年居民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政治文化对城乡居民的体制外抗争具有显著的影响,其中,民主主义政治价值观与城乡居民的体制外抗争意向和行为显著正相关,权威主义政治价值观则对城乡居民的体制外抗争意向和行为施加着显著的负向影响。城乡居民共享一种“权威主义化的民主主义”政治文化,此乃当前中国社会的基本政治文化现实。此种政治文化既为国家在保持较高权威的前提下更进一步推进一种实质性的社会主义民主提供了强大的心理文化支撑,也对国家如何在保持较高权威的前提下提出了治理能力上的新的挑战。     

维权组织的内部管理规则——对集体抗争中一个“隐藏文本”的考察

在以集体维权为观察对象的研究中,维权组织的内部管理规则是学界关注较少的问题。以H市“城中村”改造中八里墩维权组织的内部管理规则为基础,从该组织在维权领袖及维权骨干分子的产生与职责分工、维权经费的收支管理、维权会议的举行以及议事规则等方面入手,分析其内部管理规则。作为底层抗争的一个重要内因,内部管理规则深刻地影响着维权效果的好坏、维权组织持续时间的长短以及维权行为的理性程度。     

基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实证研究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是当前我国社会重大的经济热点问题.然而,我国城乡居民贫富差距的程度到底怎样?未来的变动趋势又是如何?本文从实证的角度一一回答了这些问题,同时结合经济理论分析了引起这些情况的原因和提出了有效抑制城乡居民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趋势的政策建议.     

农民工组织化维权现状及其效果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河南省X县农民工的调查

农民工组织化维权的主要目标在于追求维权效果——经济权益的实现。选取组织化维权意愿、组织化维权方式、组织化维权能力、组织化维权效果等与农民工组织化维权问题紧密关联的四大要素,通过社会调查收集数据,进行因子分析、相关分析以及回归分析发现:当前农民工组织化维权的意愿较强、方式多样、能力较弱、效果一般;影响农民工组织化维权效果的主要因素包括维权组织核心领导的能力、依托维权组织能力的重要性、依托维权组织的能力、维权组织的作用和维权组织的特征,各因素对农民工组织化维权效果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影响程度从大到小正依此序排列。提高农民工组织化维权的意愿,优化农民工组织化维权的方式,支持农民工维权组织的发展,增强农民工组织化维权的能力是提高农民工组织化维权程度、提升组织化维权效果的可行选择。     

农民工维权行为选择偏好的测量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武汉市1120份调查问卷的分析

从维权行为的暴力性和公开性程度两个维度测量,农民工维权行为偏好具有非暴力性、非常态公开性的特征。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多元逻辑斯蒂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中等政治信任水平的农民工选择一般公开维权行为的可能性最大;农民工维权行为的暴力性和公开性程度均与文化层次呈正相关;建筑业农民工比其他行业农民工更倾向于选择一般公开维权和非暴力维权;务农经历和环境会使农民工维权行为更倾向私下维权;良好的居住环境会降低农民工维权行为的暴力性程度;社会保障水平越高农民工闹大维权的可能性也就越低。据此,政策制定者应疏通既有体制内农民工维权渠道,加大对特定农民工群体的社会管理力度及农民工的组织化管理力度,并做好农民工的公共服务工作。     

基于ELES模型的中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实证研究

首先对消费结构的内涵进行界定,并通过恩格尔系数对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现状进行分析,发现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改善滞后于城镇居民,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然后,借助《中国统计年鉴》（1995—2007）年的数据,建立ELES模型,并利用该模型对我国城乡居民年均基本需求支出量、边际消费倾向、需求收入弹性进行比较分析,发现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存在显著的差异,最后分析其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并提出缩小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差异的对策。     

中国城乡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的比较研究——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对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的研究可为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基于欧拉方程,建立了储蓄谨慎系数测定模型,利用1999年以来中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对中国城乡居民储蓄谨慎系数进行了对比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中国农村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远远高于城镇居民。最后从城乡居民收入结构和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对检验结果进行了解释,并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实证研究

文章运用ELES对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现阶段农村居民消费整体较弱,消费结构虽有所升级但其明显滞后于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还是以满足基本的生活保障为主,而城镇居民的享受型和发展型消费虽不断增加但仍有所不足;影响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因素不只是收入和价格,居民的消费习惯也起重要作用,此外政府在教育、医疗、住房、养老保险制度等方面的相关政策的完善,对消除城乡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的后顾之忧至关重要。同时也说明,我国消费结构优化的潜力大,消费量可提升的空间较大。     

多元解纷机制下城乡居民解纷方式差异的实证分析——以广东省惠州市为例

文章立足多元解纷机制,研究城乡居民对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差异。通过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对广东省惠州市的城乡居民纠纷类型和解决纠纷方式的现状进行调查,从而分析城乡居民解纷方式选择差异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该地区多元解纷机制的建议。     

中国弱势群体的悲情抗争及其理论解释——以农民集体下跪事件为重点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中国弱势群体的社会抗争剧目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各种以牺牲尊严甚至生命为表现形式的悲情抗争。悲情抗争的空间来自于执政党意识形态的民本倾向同公平正义、公民权利现实之间的反差以及党群关系伦理与党群关系现实之间的反差。悲情抗争的机遇来自于现阶段中国压力型维稳体制责任链条的内部缝隙以及中国权力结构存在的上下差异。由于悲情抗争能够给地方政府造成巨大的舆论压力、道义压力和政治压力,因此,抗争者同地方政府在施压与反施压的互动中推动了抗争剧目的不断创新。弱势群体的悲情抗争是这个时代我们这个民族集体的心灵之痛。要有效防止悲情抗争的不断演化,关键并不在于政府应对技巧的提高,而是在于制度适应性的不断增强,在于弱势群体的尊严、生命与利益受到尊重。     

女职工维权渠道透视——基于对福建制鞋业的调查

文章以福建制鞋业为例,首先对非公企业中女职工的维权情况进行了分析,然后根据女职工维权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畅道女职工维权渠道的对策建议。      

福建省城乡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实证研究

扩大内需的关键就是要提高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通过对福建城乡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进行实证研究,得出改革开放以来福建城乡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变化波动情况,从而为当前福建省政府调节经济、更准确地贯彻实施扩大内需的宏观经济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基于ELES模型的山西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比较研究

采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ELES）,计算边际消费倾向、需求收入弹性及价格弹性值,比较分析了山西省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差异。结果表明,山西省农村居民消费能力较弱,消费结构明显滞后于城镇居民消费结构。提出要重点大幅度提高农民收入,优化农村居民消费结构,政府要加快推进市域城镇化、改善消费环境、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等对策建议。     

妥协与抗争——比较分析两位维多利亚时代女性角色的命运

苔丝和萨拉分别是托马斯.哈代和约翰.福尔斯笔下的维多利亚时代女性。本文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对这两位女性进行了比较和分析。苔丝对命运的消极反抗和妥协导致了其最终的悲剧结局;而萨拉向命运的主动抗争促使她最终冲破了父权社会的道德枷锁,成为独立的新女性。     

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基金的运营绩效及承受能力研究——基于H省的实证分析

大病保险作为商业保险参与社会医疗保险的最佳结合方式,被誉为是以中国智慧解决长期存在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创新途径。大病保险能否稳定持续发展,依赖于大病保险基金能否实现收支当期平衡和中期平衡。H省大病保险制度试运行以来,保障效果显现,明显缓解了参保人员的医疗费用负担,但从长期来看,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基金面临着收支失衡的危机。因此,须提升商业保险机构的参与积极性、加大政府的资金投入与政策扶持、构建多渠道的大病保险筹资体系,并加强大病保险基金的动态监管,保证大病保险基金实现基本收支平衡,为大病保险制度的持续运营提供有力支撑和可靠保障。     

女性农民工维权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472份问卷数据的分析

基于对全国女性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通过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从个体特征、剥夺感、社会资本和权益保障水平四个方面对女性农民工维权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绝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参加社会组织的数量以及社会关系中的家人亲戚与老乡工友变量对采取维权行为有显著影响;而在维权选择方面,出生于1979年前、受教育程度较高、非群众身份、低绝对剥夺感以及签订劳动合同的女性农民工倾向于采取制度化的维权行为。进而建议通过提升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完善劳动制度、改善劳资关系引导女性农民工制度化维权。     

权利贫困视角下农民群体维权困境及出路——基于农地污染群体性维权事件的实证分析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地污染事件在多地集中爆发,严重损害农民的群体利益。然而,农民群体维权行动却经常陷入困境：在权利制度供给不足和公力救济渠道不畅的情况,农民往往选择徘徊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私力救济手段,由此产生的非理性维权又常陷入政府刚性维稳困局,最终形成维权与维稳相互掣肘、私权与公权相互抗衡的局面。解决农民群体维权之困的关键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消除权利贫困的根源,即：健全立法,重建环境公正;完善权利救济机制,提高公力救济效能;变非法维权为依法维权,避免权利滥用;变刚性维稳为韧性维稳,防止权力恣肆。     

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强化高校工会组织的维权能力建设

当前开展高校工会组织的维权能力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价值。高校工会组织的维权能力现状表现为:对维权职责认识清晰、对维权所需法律知识的掌握程度较低、维权知识的运用技能有待提高、维权知识运用的自觉度不高;究其原因主要为高校普法学法机制未建立、教职工维权体系不健全、维权思维和方式较为人治化、维权能力提升的环境亟待改善。在外部环境短期不能有效改善的背景下,引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是新时期从内部强化高校工会维权能力建设的着力点和突破点,其路径为: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培养促进维权知识的掌握,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运用提升维权知识的运用技能,以法治文化的形成提高维权知识运用的自觉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