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与城乡居民的体制外抗争

对五省份2505名成年居民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政治文化对城乡居民的体制外抗争具有显著的影响,其中,民主主义政治价值观与城乡居民的体制外抗争意向和行为显著正相关,权威主义政治价值观则对城乡居民的体制外抗争意向和行为施加着显著的负向影响。城乡居民共享一种“权威主义化的民主主义”政治文化,此乃当前中国社会的基本政治文化现实。此种政治文化既为国家在保持较高权威的前提下更进一步推进一种实质性的社会主义民主提供了强大的心理文化支撑,也对国家如何在保持较高权威的前提下提出了治理能力上的新的挑战。     

农民工维权行为选择偏好的测量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武汉市1120份调查问卷的分析

从维权行为的暴力性和公开性程度两个维度测量,农民工维权行为偏好具有非暴力性、非常态公开性的特征。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多元逻辑斯蒂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中等政治信任水平的农民工选择一般公开维权行为的可能性最大;农民工维权行为的暴力性和公开性程度均与文化层次呈正相关;建筑业农民工比其他行业农民工更倾向于选择一般公开维权和非暴力维权;务农经历和环境会使农民工维权行为更倾向私下维权;良好的居住环境会降低农民工维权行为的暴力性程度;社会保障水平越高农民工闹大维权的可能性也就越低。据此,政策制定者应疏通既有体制内农民工维权渠道,加大对特定农民工群体的社会管理力度及农民工的组织化管理力度,并做好农民工的公共服务工作。     

维权组织的内部管理规则——对集体抗争中一个“隐藏文本”的考察

在以集体维权为观察对象的研究中,维权组织的内部管理规则是学界关注较少的问题。以H市“城中村”改造中八里墩维权组织的内部管理规则为基础,从该组织在维权领袖及维权骨干分子的产生与职责分工、维权经费的收支管理、维权会议的举行以及议事规则等方面入手,分析其内部管理规则。作为底层抗争的一个重要内因,内部管理规则深刻地影响着维权效果的好坏、维权组织持续时间的长短以及维权行为的理性程度。     

维权话语与抗争逻辑——中国农村群体性抗争事件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从理论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农村群体性抗争事件的研究围绕着农民维权话语的建构和农民群体性抗争模式总结两条主线展开。转型时期农民平等权的缺失成为维权话语建构的社会基础。在农民维权的大背景下,学术界对农民的群体性抗争行为进行了总结,提出“日常抵抗”、“依法抗争”、“以法抗争”、“草根动员”和“依势博弈”等五种抗争模式。本文在回顾五种抗争模式的基础上对各种模式存在的问题做了分析和说明。并就农村群体性抗争事件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思考。     

城乡家庭能源消费模式比较研究

城乡居民家庭能源消费模式存在很大差异。从消费结构来看,城镇居民家庭较之农村居民家庭在炊事、取暖、热水几个主要用能项目的选择上更加倾向于电力、天然气等清洁、高效而且更加商品化的能源。农村居民家庭已经大量使用液化气和电力等新兴能源,但柴薪（秸秆）、煤炭等传统能源所占的比例仍然非常大。从节能行为来看,城市居民家庭在购买节能设备、节约用电、节约用水等方面要显著强于农村居民家庭。但是在循环用能方面,城市与农村居民家庭没有显著差异。从节能意识来看,城市居民对节能知识的了解程度、节能宣传的关注意识、自评节能意识和家庭节能规划意识方面都要显著高于农村居民。但是,城乡居民在参与家庭节能减排的意愿上并没有显著差异     

中国弱势群体的悲情抗争及其理论解释——以农民集体下跪事件为重点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中国弱势群体的社会抗争剧目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各种以牺牲尊严甚至生命为表现形式的悲情抗争。悲情抗争的空间来自于执政党意识形态的民本倾向同公平正义、公民权利现实之间的反差以及党群关系伦理与党群关系现实之间的反差。悲情抗争的机遇来自于现阶段中国压力型维稳体制责任链条的内部缝隙以及中国权力结构存在的上下差异。由于悲情抗争能够给地方政府造成巨大的舆论压力、道义压力和政治压力,因此,抗争者同地方政府在施压与反施压的互动中推动了抗争剧目的不断创新。弱势群体的悲情抗争是这个时代我们这个民族集体的心灵之痛。要有效防止悲情抗争的不断演化,关键并不在于政府应对技巧的提高,而是在于制度适应性的不断增强,在于弱势群体的尊严、生命与利益受到尊重。     

愤怒与理性:模式切换与维权结果

对集体行为和抗争的结果的研究可以增进对这一现象的理解,现实中有很多影响因素都会对结果发生作用.策略的选择是其中非常主要的一个解释变量.与学理上通常把“情绪动员策略”和“法理策略”割裂开来理解不同,现实中,抗争者在不同的抗争阶段可能采用不同的策略.情绪动员策略可以迅速地动员大量参与者,诉诸于强有力的行动,吸引外界关注,让自己的冤情彰显;法理策略是在抗争已经得到关注之后,为可持续地采取集体行动和避免风险而使用的策略.维权者总是有意或者无意地在这两种模式间切换,从而增大他们维权成功的可能性.     

社会经济地位与城乡居民健康差异

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探讨了基于城乡不同制度安排下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健康水平的回报。回归分析发现：尽管总体上城市居民的健康状况要好于农村居民,但在控制社会经济地位等变量后,农村居民要强于城市居民;更重要的是社会经济地位对城乡居民健康的影响机制是存在差异的,教育、收入对农村居民的回报大于对城市居民。进而,添加年龄组后,发现经济社会地位对城乡居民健康影响在不同人群中也会有所不同。为缩小城乡居民之间的健康差异,应着力提升农村居民的收入和教育水平,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居民健身参与的城乡比较

分析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6年的数据,考察城乡居民健身参与的现状及特点,以社会人口学、制度和主观态度作为自变量,分析影响城乡居民健身参与的因素.结果发现,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更倾向于参与健身活动.Logit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制度变量和主观态度变量对城乡居民健身参与有显著影响,主观态度变量对健身参与的影响更显著.制度变量和主观态度变量对健身参与的影响呈现出城乡差异.     

底层视角下的农民环境维权

对闽西G村农民环境抗争过程的实地研究表明,农民在与企业和基层政府的博弈中,处于社会底层。从底层的角度出发,对转型期环境抗争主体的行动策略及逻辑进行分析,展现环境维权的形成过程,发现底层表达通常采取非制度化渠道,以日常化的行动维权为主。由于底层缺乏制度化的维权渠道,往往处于不利位置,难以实现预期的抗争结果,底层利益述求得不到合理解决。     

失地农民抗争行为的社会学分析——基于理性选择理论的视角

随着中国城乡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征地规模日渐扩大,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当土地的征收危及到他们的生存和发展时,便走上维权抗争的道路,其抗争行为是特定背景下的自我利益争取。基于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的视角,以湘潭市Y村的失地农民的抗争行为为例,从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及社会理性三个方面探讨失地农民抗争行为的动因,用合理化来说明失地农民抗争这一目的性行动的原因。同时指出,不同理性考量下的抗争行为具有差异化:生存理性下的抗争行为呈现暴力抗争的特点;经济理性推动下的抗争行为具有隐忍性;社会理性动机下的抗争行为则产生组织化、规范化特征。     

“造势”与“控势”:环境抗争中农村精英的辩证法

农村精英的资源动员能力及其人生经历促使其成为环境抗争的领导者,而环境抗争走向依赖于他们的“造势”与“控势”能力。农村精英通过问题化、促进问题进入政策议程和借助时势等“造势”策略,扩大了事件的社会影响。与此同时,为防止体制外行为和政治风险,他们通过弱组织化、理性化和踩线而不越线等策略进行“控势”。因此,农村精英在环境抗争中扮演着社会减震器作用。政府部门需要认识到农村精英在环境抗争中的正功能,并主动与其建立对话机制。这不仅有助于建立利益受损者的环境维权机制,也可从根本上维系社会稳定。     

抗争政治中的合作型治理模式研究

抗争政治的本质是利益诉求.控制与调解的方式反而可能会埋下问题隐患、助长抗争升级,而具体改革措施虽能缓解某个领域的抗争,却无法实现更长效的治理.更为宏大、更具包容性的治理架构就是合作,合作型治理模式仍然需要国家控制力作为坚强后盾,并以合作精神实现国家力量的道德化.抗争政治从"表达""发声"开始,因此能否促进形成有效交流的对话机制成为追求正义、合作治理的关键,但在允许参加对话的人员与话题上需要明确特定的范围.抗争政治涉及诸多非理性因素,"共生共在"的思维则成为推进合作对话的基础.     

女性农民工维权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472份问卷数据的分析

基于对全国女性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通过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从个体特征、剥夺感、社会资本和权益保障水平四个方面对女性农民工维权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绝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参加社会组织的数量以及社会关系中的家人亲戚与老乡工友变量对采取维权行为有显著影响;而在维权选择方面,出生于1979年前、受教育程度较高、非群众身份、低绝对剥夺感以及签订劳动合同的女性农民工倾向于采取制度化的维权行为。进而建议通过提升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完善劳动制度、改善劳资关系引导女性农民工制度化维权。     

差序政治信任的城乡比较——基于2015年中国城乡社会治理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中国语境下,城乡差别与差序格局是政治信任的鲜明特性,但是鲜有研究将城乡社会结构差异纳入差序政治信任研究之中。利用2015年中国城乡社会治理调查数据对中国的差序政治信任进行城乡比较研究,研究发现,城乡变量与差序政治信任存在强相关性,城市居民更倾向于将政府当作一个同质化的整体,其政治信任受到制度与文化变量的均衡影响;农村居民倾向于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区别对待,其地方政治信任主要来源于治理绩效评估,而中央政治信任受到文化变量的显著影响。从整体上看,城市居民的政治信任理性化和批判性程度更高,而农村居民的政治信任则具备更多传统色彩,这种差异源于城乡发展阶段不同所导致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全方位差异。     

近年来国内维权性集体行动研究述评

近年来,国内学界对维权性集体行动的研究取得了许多富有价值的成果。在研究主题方面,主要的成果是对行动发生的研究,但动员结构、抗争策略等议题也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在研究路径方面,一些研究者从结构主义、理性主义、文化主义等层面来展开论述;在解释模式方面,一些有影响的解释框架,如"以法抗争"、"生存理性"等得以提出。随着现实问题的愈发凸显以及资料的不断丰富,维权性集体行动已作为一个单独的研究领域日益为学界所接受和重视。     

城乡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变化趋势分析——基于江西省的实证

从整体上分析了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现状,并着重分析江西省消费需求不足的状况。同时,通过对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江西省城乡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并未呈现"倒U"型,且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并非总高于城市居民。江西省消费需求不足十年间未得到改善,且与发达地区相比,江西省城乡居民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因此,城乡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不是制约江西省消费需求的因素。在此基础上,结合江西省的实际情况,提出扩大江西省居民消费需求的相关建议。     

我国城乡居民交通消费结构的实证研究——以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和张家界市永定区为例

经济、社会的转型，现代交通设施的完善，以及城乡居民经济收入的提高等因素都直接推动着我国城乡居民交通消费的结构化。这种结构化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城乡居民生产性交通消费目的构成大致相反，而生活性交通消费目的构成则基本一致；城乡居民交通工具消费的内外层结构都存在一定的差异，在私人交通工具方面，不论是拥有还是使用，城市居民都拥有一定的优势；就交通消费时间结构而言，不论是生产性还是生活性出行，农村居民都具有相对较大的随意性，这主要是不同职业差别造成的；而城乡居民交通消费空间结构虽有一定的差异，但都具有以居住区为中心，由近及远依次降低的空间结构。     

社会资本、政治效能与农村环境维权

以2010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2010）的农村居民数据为样本,采用Probit、Relogit等计量模型分析社会资本中的关系资本、信任资本以及政治效能对居民环境维权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1）环境关注度、婚姻状况、自身的阶级认同和内在政治效能对农村居民的环境维权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横向关系资本、人际信任和内在政治效能对居民参与制度外维权行为影响显著,同时对中央政府的信任还强化了内在效能的促进作用,年龄的影响则显著为负。提出了加强中央政府对环境有关制度法规的宣传力度,提高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完善基层组织的治理体系等相关政策意见。     

转型抗争: 从社会转型的视角理解 近阶段中国农民抗争

目前学界对农民抗争的解读,观点林立、侧重不一,虽相互补充但又不尽全面,并带有陷入细节化争论的倾向,这就需要从更为宏观的视角梳理已有的研究.文章结合转型时期既有传统存续又有现代变迁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特征,强调是国家的转型和行为变迁、基层权力变化/村庄权威与秩序转变,以及农民逻辑和行为的演变,共同塑造了所谓的转型时期农民抗争的特点,以此构造了“转型抗争”的概念,从宏观的视角探讨动态性和多元化的抗争的缘起、内容、目的和手段,以便统揽已有的经验研究,更好地理解近阶段的农民抗争.这一概念有助于在结合中国本土的文化传统、政治传统与经验事实的过程中,更加清晰地把握和理解农民抗争的发展、现状与未来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