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唐代河北胡化的渊源及发展

河北道自唐代玄宗后胡化是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此说虽为河北胡化的经典理论,不过陈寅恪先生及后来的学者大都着眼于唐朝中叶以降讨论河北因何突然胡化的问题,而中国自古就有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的观念,所以作为传统汉人文化区的河北要被胡族胡化绝非朝夕之间可以完成的,这种文化上的改变需要一段时间较长的历史演变过程,才能达到移风易俗的效果。所以,探讨河北胡化首先要追溯其历史渊源,继而梳理河北胡化的渐进过程。     

《两晋士族文学研究》简评

门阀士族的相关问题是深入把握两晋历史与文学关系的关键之一。近代以来,从这一视角研究两晋文学的做法逐渐为学术大家重视,出现了《述东晋王导之功业》（详见陈寅恪著、三联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55页）、《土族与六朝文学》（陈章灿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东晋南朝的谢氏族文学集团》（丁福林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等佳作。《两晋士族文学研究》（中华书局2010年出版）是孙明君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两晋历史与文学之关系研究”的结项成果,该书可谓从门阀士族角度研究两晋士族文学创作的代表性著作,在写作上具有以下特点：     

中国封建社会皇帝后妃问题初探

中国封建社会皇帝后妃问题初探陈恩虎关键词：后妃，门阀等级制度，豪族，士族中国的后妃体制发韧于周。《礼记·曲礼》记载：“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妇，有嫔，有妻，有妾。”《礼记·昏义》说：“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人十一御妻．”迨至秦始...     

“言志”与“缘情”新论

“诗言志”是中国美学史上最早的关于诗歌的理论。这个重要观点,记载在《尚书·尧典》之中。 据顾颉刚等考证,《尧典》应是战国时的作品(《古史辨》卷三)。“诗言志”的观点不可能如《尧典》所说是帝舜提出来的。尧舜时代的音乐水平非常低下,决不可能产生如文中听说“八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那样完备的乐器,更不可能产生审定音阶高低的声“律”。《尧典》关于“诗言志”的记载,实际上反映着周朝时人们对于诗歌的看法。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记载孔子说,“言以足志,文以足言。     

王实甫居家定州考析(六则)

对元杂剧《西厢记》作者王实甫 (名德信 )的籍贯 ,历来学者大都持元钟嗣成所著《录鬼簿》中“王实甫大都人”之说。大都在元代覆盖面很广 ,不能确切地说是大都城抑或它管辖内的一个什么地方。 1953年孙楷第先生在其著《元曲家考略》中提出王实甫籍贯定兴说。我们提出王实甫居家     

更羸、更嬴和更赢

一九六四年中国少年出版社出版的《成语故事》第一辑六十七页“惊弓之鸟”条下说:“更羸(gēngléi)是魏国有名的射箭能手。有一天,更羸跟魏王到郊外游玩……”一九七七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辞海·语词分册》五十五页上说:“战国时魏国有更嬴”。一九七八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汉语成语词典》“惊弓之鸟”条的解释说:“《战国策·楚策四》记载,更嬴在魏王面前用空弓虚射一下就打下一只雁来,更嬴说,……”     

西学东渐中的西方社会学

西方社会学思想在西学东渐中传人中国。近代中国人所说的“西学”，包括“西方社会学”，但并不包括产生于西方社会的马克思社会学。严复翻译斯宾塞的《群学肄言》是中国人直接从西文翻译的第一本西方社会学著作，但章太炎通过日文间接翻译的介绍斯宾塞等人社会思潮的《社会学》比他早一个年头出版。严复的留学和译作都是西学东渐的表现和成绩。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后，中国人更是自觉地把“西方社会”与马克思社会学区别开来的；直到今天，仍然如此。因为这两者代表了不同阶级，是不同思想体系，不可混同。     

杜甫之死及其生卒年考辨

杜甫被中国人民尊为“诗圣”,在中国文学史及世界文学史上享有崇高地位。可是 ,关于杜甫之死的时间、地点 ,千年以来 ,没有定论 ,生卒年也成了问题。从过去记载看 ,说法也极不一致。《辞源》（合订本）说 :“病没于衡阳至耒阳的湘江旅途中”。《辞海》（缩印本）说 :“病死湘江途中”。四川文史馆馆《杜甫年谱》说 :“在从潭州向岳州进发之湘江舟中溘然长逝 ,时为７７０年 ,即代宗大历五年冬月”。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说 :“大历五年冬于 ,在湘水的一条小船上 ,诗人永远停止了歌唱”。游国恩、萧涤非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 :“…     

从科学知识视角看《江村经济》的意义

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是国际人类学界的一部经典著作，也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奠基之作，影响力一直长盛不衰，其意义经常被学术界研究和关注。关于《江村经济》的意义，目前学术界已经从多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如跨过“文野之别”、开创“社会学中国学派”以及社区调查研究方法等，但很少从科学知识的视角研究其意义。从科学知识的视角看，《江村经济》记述的有关中国农民生活的知识是鲜活的、翔实的，应当属于“自然知识”，而不是“规范知识”。《江村经济》提出的解决中国农民贫困、饥饿问题的办法发展现代性的乡土工业，建立在费孝通实地社区调查的基础上，对于社会变迁起着渐进延续、平衡发展的作用。     

唐代宦胡的文化政治生活———主要以《太平广记》为参考文本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开放精神的时代之一,胡人在其文化政治生活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文章以《太平广记》为主要参考文本,兼及正史、墓志的一些记载,考察其中关于在朝廷上活动的胡人的记载,同时注意到作为叙述者的汉人士族对于胡人的态度,尝试探讨来华胡人的文化认同、政治命运以及汉族士人对他们的态度,以期更好地理解唐宋之交文化心态、外交政策由开放走向封闭这一过程。     

元代汉儒民族思想的发展进步

元朝的统一为多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民族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在理学、史学、政治等领域,元代汉儒的民族思想从故国思绪和"夷夏之辨",逐步转向以务实态度承认元朝统治、认识多民族统一的历史意义、平等看待各民族的历史地位和关系。元代进步的民族思想在总结多民族历史、促进民族融合和国家进步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蒙元与满清政权汉化状况之比较

汉化是我国历史上每个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后所必须面对的重大命题,蒙元和满清政权在兴起后,都在不同程度上推行汉化,沿用中原政治文明成果,重用汉族儒生,学习汉族的文化经典。尽管汉化并不是决定蒙元与满清政权兴衰的唯一因素,但是汉化对于这两个少数民族政权的影响是巨大的。少数民族政权汉化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它们在中原统治是否长久。蒙元入主中原后无意于系统深入地推进政权的汉化,政权汉化水平较低,在中原立国不到百年之际便匆匆退回草原故地。对比之下,满清政权的汉化水平较高,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得以延续两百多年。     

论汉代辞赋"诗源观"的形成及其原因

汉代辞赋“诗源观”的确立经历了在“讽谏”功能上比附于《诗》到用论《诗》的标准评论辞赋,再到“赋者,古诗之流也”的提出这样一个历程。究其原因,首先是汉代从帝王到士人的好赋风气需要寻求一个舍符儒家思想的理由;其次,汉代政治思想的大一统,儒家正统思想的确立为辞赋提供了《诗》之“讽谏”论;最后,作赋者身份由言语侍从向儒家学者的转变也使辞赋“诗源观”的确立具有一种自觉性。在“诗源观”确立的同时,更符合辞赋自身特点的娱情说也依然存在。然而从辞赋发展史来看,“诗源观”并非客观之论。     

朝鲜诗家对袁枚及其诗论、诗歌的接受与批评

朝鲜文人李德懋、柳得恭等人来华,通过潘庭筠、李调元等人了解了袁枚的为人与作品。并将其人其诗引入朝鲜。朝鲜诗家非常关注袁枚及其诗论和创作,他们基本认可袁枚的诗坛主导地位．也很赞同其追求个性自由的诗学理论,在理论和创作上都有所受益。在诗歌创作方面,朝鲜诗家欣赏袁枚怀古诗的豪迈,同时也批评了其它一些诗作的浅浮绮靡。这充分说明．朝鲜诗家已经对袁枚有了相当成熟的认识。朝鲜诗家对袁枚及其诗论、诗歌的积极接受与批评,是清代中朝诗歌交流史的重要一页,对袁枚研究的拓展及东亚汉诗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易代之际文人的历史困境——钱谦益和钱穆笔下的刘基

作为一个有着强烈事功心理的文人,刘基先后出仕元明两朝,其＂仕二主＂的经历被后世同处于易代之际的钱谦益和钱穆两位文人先后提出加以讨论。钱谦益站在忠贰之辨的立场上对刘基表示同情,而钱穆则站在华夷之辨的立场上对刘基予以谴责,然二者却都明确指向了刘基的贰臣身份,从而颠覆了其开国功臣的形象。这种巧合背后所隐藏的是三位夷夏易代之际文人所共同面临的华夷之辨与忠贰之辨相互纠结的历史困境。     

守护与传承:岭南石刻中的元代士人形象

存数不多的岭南石刻作品却开启了认识元代士人形象的另一扇窗。元代岭南地区士人是传统文化的守护者,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努力兴学,弘扬儒家传统文化;他们通过树立学习榜样、接续诗文传统、扎实行政等方式传承并实践着古代士人之职责。     

魏源今文《诗》学评述

魏源的<诗古微>是其今文<诗>学的代表作.魏氏治<诗>的指导思想是区分作诗者之心、采诗编诗者之心、说诗者之义、赋诗引诗者之义等数者.这实际上是承认了文本的多义性,且文本信息的解码是无法由作者来确定的,而取决于接受的各种具体环境.在这一总体思想指导下,魏源探求齐、鲁、韩三家<诗>的传承关系,通过辨章源流而发挥三家<诗>的微言大义,以求诗人作诗之义.这些都为后世的<诗经>研究提供了经验.     

《诂经精舍文集》与诂经精舍早期学风

《诂经精舍文集》是阮元编选的唯一一部有关诂经精舍诸生经史文赋之作的结集,入选文章都由其"亲为点定",其中删繁就简,首尾排序,颇有抉择。考察入选文章,可知阮元意在引导诂经精舍诸生于治经研史上摆脱"庸近",树立治经宗尚汉人训诂的门径;于诗歌文赋方面,也与经史研究相配合,提倡"小学辞赋同源共流"的文风。     

孙大雨《屈原诗选英译》的翻译特色

孙大雨的《屈原诗选英译》具有学者气度和学院派风格,译评结合、注释丰盈、弹性押韵是其主要的翻译特色。孙大雨运用“历史透视”与“价值判断”的方法对某些中外学者关于屈原其人其文的偏颇观点进行批评,并对一些有争论的问题提出翻译依据;音译加注、直译加注以及意译加注的结合有效弥补了翻译中的文化缺失,这种研究型翻译散发出浓郁的书卷气息;普遍性和灵活性协调的押韵原则体现了严谨与自由相统一的译诗观念。     

从两汉文人的屈原情结看其心路历程

两汉文人的屈原情结乃是其心路历程的指示器,借助于它不难看出两汉文人的心路历程主要经历了三大转关。第一次转关发生在武帝之后,主要是从西汉前期的良禽择木、轻于去就转向西汉中期的别无他择、倾心事主。第二次转关发生在元帝之后,主要是从西汉中期的别无他择、倾心事主转向西汉后期至东汉前期的达则兼济、穷则独善。第三次转关发生在安帝之后,主要是从西汉后期至东汉前期的达则兼济、穷则独善转向东汉后期的积极干预、舍身匡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