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上海“三大亨”的结局

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是举国皆知的旧上海"三大亨",随着世道变迁,"三大亨"终于走向了穷途末路。枪下毙命的张啸林1937年10月下旬,战局恶化,蒋介石度势不敌,准备放弃上     

孙中山何以被公认为“辛亥革命的领袖”

武昌起义实际上是在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影响下爆发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是,武汉革命军没有告知孙中山起义的计划,但在起义中仍然高举孙中山的旗帜。     

从“同化政策”看日本殖民统治及殖民扩张主义的特征和本质──对日本在台湾推行“同化政策”的历史考察

从十九世纪末开始,在长达50年的时间中,日本在台湾推行了殖民主义同化政策,竭力利用"当地的历史和文化"并寻求某种"共同性"以维护特权,建立霸权．这是日本殖民主义者推行同化政策的真实目的,同时也是日本整个殖民统治和殖民扩张主义的特征。这种特征使日本的殖民扩张主义具有一种伪善性和欺骗性,同时也使日本殖民主义者为文化"求同"、政治"存异"而经常面临难以克服的矛盾。     

清末民初对封建官本位观念的最初冲击——评孙中山的“公仆”

近代以来，在如何处理政府、官吏与人民的关系问题上，先进的思想家们曾经进行了积极的探索。２０世纪之初，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首次科学、鲜明地阐释了“民为国家主人，官为人民公仆”的“公仆”观。孙中山的“公仆”观不仅是其“天下为公”美好愿望的具体体现，也是他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有力武器，是他关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他提高革命者队伍素质的理论工具和加强国民道德建设的主要途径。孙中山毕生以其真诚的革命信念和崇高人格，努力实践了为他所积极倡导的“公仆”观     

“四人帮”御用文人的最终结局

20世纪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写作组在中国大陆曾经领导舆论。影响最大的,是以＂梁效＂为主要笔名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和曾用＂罗思鼎＂等笔名的上海市委写作组。其次,还有以＂初澜＂为笔名的文化部写作组、以＂唐晓文＂为笔名的中央党校写作组、以＂洪广思＂为笔名的北京市委写作组等。     

论中国历史上的“后辛亥革命时期”

从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至中国共产党成立的10年,是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关键时期,应摆脱＂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之类的传统学术提法,将其定位为＂后辛亥革命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各族大众从模糊的民主共和意识中觉醒,在民主与专制的较量中产生了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渴望,开始了政治观念的转型;这一时期,以继承孙中山先生遗志,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已任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由此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文革”三大笔杆子的人生结局

王力:“中央文革”第一号“大笔杆子”王力,原名王光宾,193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王力是他写小说时用的笔名。抗战胜利后,王力曾担任华东局驻渤海区土改工作总团团长兼党委书记,后任中联部副部长。1966年,王力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之一。进入“中央文革”的王力,实际上成了江青、康生手下的干将。“文革”中著名的“七二O事件”就是王力捅的“大娄子”,后又把手伸向中央更多的部门,在全国各条战线都制造出一种“乱”的局面。1967年8月7日,王力在约见外交部造反派讲话时,鼓吹要夺外交部的权,并将矛     

“台湾问题”与日本:历史的评说

日本是影响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消极因素之一。二战以来 ,日本对台政策虽然再三调整 ,但本质上是力图介入台湾问题。从历史的角度看 ,台湾自 19世纪后半叶即已被日本纳入其战略范围。日本对台湾的态度 ,主要服从于其自身的战略需要。日本的态度 ,助长了“台独”势力的气焰。最近十几年 ,特别是李登辉上台之后 ,“台独”势力大有借重日本之势     

中国“革命”的远祖——漫画中的1789年法国大革命

毫无疑问,20世纪中国的最大主题是革命。从20世纪初开始,在大半个世纪里,中国人被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激情鼓荡,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三次革命(即讨袁战争),第一、二、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以致最后走向一个极端,把革命从手段变成目的,把在一定历史时期必要的革命夸大成永不停顿的、无间断的革命,终于酿成史无前例的灾难。百年弹指,今天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时期的目标,是要模仿美国的政治架构,但采取的手段,却是承继法国大革命,用暴力手段打碎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     

日据时期台湾“皇民化运动”的遗患和破除

全面抗战后,日本在台湾强行推行“皇民化运动”,在文化、思想上对台民的“改造”达到顶峰。这一运动虽然在台湾爱国民众不屈不挠的斗争下,随着台湾光复而告失败,但其毒害和遗患不容忽视。在反独促统之路上,残存台湾社会的“皇民化心态”和“皇民情结”,是必须正视并先行破除的魔障之一。     

日本“白团”秘赴台湾及其对两岸统一的影响

"白团"系日本"军事顾问团"俗称,因团长富田直亮化名"白鸿亮"故名."白团"由冈村宁次和曹士澂共同策划,其83名成员均为当年侵华日军高级军官."白团"在秘赴台湾后的近20年里,为蒋介石培训了2万多名高级军官,对两岸统一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白团"帮助蒋军提高战力和"协防台湾",成为使两岸分裂局面固定化和长期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其台前幕后人员成为战后日本政界"台湾帮"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向台湾派遣"白团"也是日本右翼势力重新染指台湾的重要步骤和关键一环.     

日本右翼势力的“台湾情结”及其表象背后

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的"台湾情结"主要表现在对"台独"运动的支持上。日本对台湾50年殖民统治久远而深刻的影响,是导致日本右翼势力的内心深处滋生浓重的"台湾情结"的历史原因;日本右翼势力仍然视台湾为日本自身生存与扩张的战略要地,并把支持"台独"运动作为遏制中国崛起的主要手段,这是造成日本右翼势力"台湾情结"产生并如此根深蒂固的现实原因,也是主要原因。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皇民化”运动对台湾高山族的形塑及其影响

"皇民化"运动是1937—1945年间日本殖民者对台湾民众推行的一场旨在全面改造台湾民众身份的政治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殖民者主要从日语的进一步普及、宗教信仰的改变、生活方式的日本化及传统姓名的更改这四个层面对台湾高山族进行形塑。貌似文化同化措施背后所隐藏的其实是殖民者图谋通过外部的强力介入,从文化、身份和政治认同等方面对高山族进行全面改造的本质。通过"皇民化"运动的"洗脑"教育,不少高山族青年产生了虚幻的日本"国民"意识,甚而积极参加"高砂义勇队",充当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机器和炮灰。从长远来看,"皇民化"运动对高山族的形塑也埋下了少数人后来持"台独"错误立场的思想祸根。     

试析冷战后日本对华政策的“政经分离”

冷战结束后,日本政府试图在政治方面限制中国的崛起,同时又不断深化对华经济关系谋求摆脱经济萧条的影响,由此导致了冷战后日本对华政策的“政经分离”.究其实质而言,日本对华政策的“政经分离”是其传统现实主义外交路线与其“商业立国”的国策相融合的结果;是日本游走于接受“美国治下和平”与攫取“中国特需”带来的红利的结构性选择,其根本目的在于实现日本“政治大国”的目标.从中美日三边结构层面观察日本“政经分离”路线有助于我们破解日本两面性的对华政策,赋予东北亚地区整合以建设性力量.     

台湾“日据时期”作家与“东亚鲁迅”的精神关联--以杨逵与赖和为中心

“东亚鲁迅”（包括“东南亚鲁迅”）的核心是鲁迅所提出的“抗拒为奴”思想精髓。东亚和东南亚的绝大部分国家，都有一个反抗异国殖民统治、摆脱被奴役状态、寻求民族解放的时代背景，所以他们是从“抗拒为奴”的基点上来接受鲁迅的。台湾同样有一段被殖民的历史，杨逵与赖和乃至大多数台湾日据时期作家，也最有可能在“抗拒为奴”的层面接受鲁迅，从而在他们的创作中留下印记。台湾“日据时期”作家“抗拒为奴”的诉求绝大多数体现在“国家民族”的层面，更多地出于一种民族救亡的需要，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个人层面的“抗拒为奴”的忽略和遮蔽。     

文化“理蕃”:日本对台湾原住民族的殖民统治

在有关文化治理的主流学术话语中,文化治理的概念与实践一直被放置于现代国家行政治理的脉络下讨论,忽视了如殖民统治这类特殊的历史经验。在台湾日据时期,日本殖民者的理蕃事业,初期以恩威并济作为基本施政方针,后续的理蕃政策则一直在威压与绥抚之间游移,至后期转向以绥抚为主。在其绥抚政策下,文化治理的实践始终贯穿于藩地殖民行政的抚育教化工作之中。日本殖民政府的文化治理术重视人类学知识的运用,其内在逻辑是通过建立在统治权力之上的文化霸权,对台湾原住民族群施行全方位的同化政策,促使他们的文化发生涵化。这种殖民主义文化治理术的迷惑性与毒害性所造成的后果及其长远影响,值得今天所有追求民主公义与民族自治的人们明辨和深思。     

日本江户时期的中国法输入与研究——“锁国”时代的中日法律文化交流

日本江户时期和我国清朝时期,大部分时间都奉行闭关锁国政策。中日两国并无正式邦交,但是中日法律文化交流从未停止。这种交流主要通过日本对中国法律书籍的输入和对中国法的研究而展开。中国法律书籍的输入,又带动了日本对中国法律的研究。锁国时代的中日法律文化交流虽然并未直接促进这一时期日本的“中国式”立法,但对于幕府末年和明治维新初期日本仿照明清律进行立法,仍旧起到了“桥梁”的作用,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秦汉时期的“自讼”

秦汉时期的自讼大多与司法有关,无论平民还是罪人都可以自讼,奴婢在特定的情境下也可以自讼.由于所处的条件和背景不同,自讼的结果也就各异.作为常规司法程序的一种补充,自讼可以在司法程序的各个阶段发生.自讼在一定程度上为当事人提供了申诉的机会,有助于纠正一些冤假错案,但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自讼申诉只是一种渺茫的希望.     

从人物群像看师陀对“孤岛”时期上海的体认——论师陀的《上海手札》

师陀在其散文集《上海手札》中以犀利的眼光、精练的文字描绘“孤岛”时期上海的社会面貌,刻画社会各阶层人物的生存百态,揭示国人的精神状态和内心世界。《上海手札》反映了师陀对于“孤岛”时期上海的深刻体认和对国家、人民的深切关注。     

辛亥革命时期哲学开展与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辛亥革命时期哲学开展与百年来中国现代哲学历程”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1年11月12日至13日，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会与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在武汉大学共同主办了“辛亥革命时期哲学开展与百年来中国现代哲学历程”学术研讨会。这是中国哲学界首次举行的探讨辛亥革命时期哲学开展的专题研讨会。与会学者环绕辛亥革命时期哲学开展与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关系这一中心问题，对辛亥革命时期的哲学变革、哲学观念、哲学思潮、哲学人物，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进行了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