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邶风·简兮》新解

《邶风·简兮》并不是与万舞相伴的歌辞,而是旁观者或舞师在一场公庭万舞后的感慨。诗中所描写的万舞,本是汤乐《大潢》的舞容,而这里却被周人改编并用来祭祀先妣。作为殷商后裔的诗人或舞师对周人这种做法是无奈的,其感情是忧伤的。     

说“万舞”

《楚辞·天问》有“干协时舞”之语,学者多未得确解。或以“舜格有苗”解之,①非是。《天问》此处,原无错简。自“该(亥)秉季德”至“后嗣而逢长”计六节、二十四句,都是说殷的先世王亥、王恒兄弟故事的。②我们在此,哲不细悦。且引证古笈,专释“干”的意义。 原来,干,即所谓“万舞”。《大戴记·夏小正》:“万也者,干戚舞也。”《礼记·文王世子》:“春夏学干戈。”郑注:“干戈,万舞,象武也。”可见,干舞(万舞)是从战阵发展而成的。它的历史十分古老。《墨子·非乐上》引逸《书·武观》篇云:“启乃淫溢康乐,……万舞翼翼。”     

论《诗经》中歌与舞之关系

《诗经》中的歌与舞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颂》诗歌与舞相应而不相兼,歌者自歌,舞者自舞;《雅》诗歌与舞关系亦密,且与宴者可以既歌又舞,但属于自娱性舞蹈;《风》诗则缺乏歌与舞相兼的证据。“诗三百篇”不都是舞辞,只有《颂》诗中有舞词。     

关于宋玉《舞赋》的问题

关于宋玉《舞赋》的问题 ,历来学者大多视其为伪托之作 ,认定其是对傅毅《舞赋》的“简节其词”。本文驳斥了这一观点 ,分别以对汉赋、傅毅赋的模仿创作方式的寻根溯源 ,对宋玉《舞赋》与傅毅《舞赋》的比较研究 ,以及对作为认定宋玉《舞赋》乃“伪托之作”的所谓铁证《艺文类聚》的可信度的质疑 ,来考证宋玉《舞赋》并非“伪托之作” ,而理应是宋玉亲作。     

《文选》所录《舞赋》系宋玉所作考论

《古文苑》所录署名宋玉的《舞赋》,全文266字,几乎全部包含在《昭明文选》所录署名傅武仲的《舞赋》中。到底是傅武仲抄袭了宋玉的文章加以增补后,署名为己作呢?还是谁砍削了傅武仲的文章,署名为宋玉作呢?抑或有这种情况:傅武仲根本没有作《舞赋》,《昭明文选》中的《舞赋》原为宋玉所作,在传播过程中张冠李戴了?从审美观而论,傅武仲所持的是儒家审美观,在情感上他是否定和排斥郑卫之音的,而《文选·舞赋》却是热情赞美郑舞的,因此从创作主体意识上讲,傅武仲创作《舞赋》是绝不可能的。再从才情而论,傅武仲艺术才情平庸,文笔笨拙,他也不可能创作《舞赋》。《文选.舞赋》在行文格式及语言风格上与宋玉的其他作品是相同的,由此可以判定可能系宋玉所作;而《古文苑》所载《舞赋》,系流传过程中被人任意删削的残篇断简。     

巫术·史诗·爱情·娱乐:苗族民间舞的内容传达

<正> 这里所谓的“内容传达”,是指苗族民间舞蹈的姿态动作所包含的文化意蕴.若从舞蹈本身所指代、传达的对象和意象看,大致可分为巫舞、史诗舞、爱情舞和娱乐舞4类.A巫舞系统.这部分主要与鬼神、神灵有关,如湘西苗族《接龙舞》、《奶傩芭傩舞》、《跳香舞》,桂西北苗族《舞纸马》、《巴单舞》、《踏索舞》,黔中南苗族《粑槽舞》、《刀梯舞》、《跳洞舞》、《雷公舞》,黔东南苗族《鼓藏舞》、《马刀舞》,黔西北、滇东北苗族《神鼓舞》、《鼓笙舞》,广西融水苗族《拉鼓舞》等等,是一个庞大的舞蹈系列.它与学术界通常所称的“宗教舞”有近似之处,但却不能用固有的宗教模式硬套.尽管就其实质而言,神与鬼都是原始人在认识世界过程中产生的非科学观念,但不同的民族由于社会发展的历史渊源和认识根源不同,对这二者的认识也不尽相同,     

《周颂·三象》舞容与周代前期礼乐文化之嬗变

《周颂·三象》是周代礼乐文化研究的重要对象.自王国维先生起,学者皆以《三象》之舞为“文舞”,从而与《周颂·大武》之为“武舞”相对.然而从《三象》之舞所用舞具入手进行考察,可知历来学界对先秦礼乐文化中“文舞”、“武舞”的舞容区分是不正确的.《三象》之舞也具有相当的“武”的文化内涵.     

苏轼与秦观各一首《南歌子》解读质疑

认为苏轼的《南歌子·舞妓》是答秦观的《南 歌子·赠东坡侍妾朝云》,近年来似已成为定论。本文提出质疑,认为苏轼词不是写朝云, 秦观词是悼念朝云,二词并无赠答关系,并非写于元 元年或元 六年。     

东方戏剧学的开山之作——《舞论》研究

《舞论》(Natyasastra)是印度最早的关于戏剧与表演艺术以及相关主题的一部著作,在印度的文化中相传为一位叫婆罗多(Bharata)或婆罗多牟尼(Bharatamuni)的人所作,成书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舞论》确切地应翻译为《剧论》或《戏剧论》。在梵语中,Natya一词原始意义指舞蹈,衍生义为戏剧,兼有舞蹈和戏剧的两重含义。该著作并非舞蹈学专著,只是部分涉及作为戏剧表演组成部分的舞蹈。《舞论》对戏剧艺术的起源、性质、功能、表演和观赏进行了全面论述,虽然说这部著作有戏剧百科全书之称,是东方戏剧学的经典,但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一个全译本,对其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创作方面。     

谈蒙古舞的特点

蒙古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在长期的生活斗争中,创造了自己灿烂的民族文化。蒙古舞,是我国文艺百花园中的一朵鲜花,它源远流长,丰富多彩。据文献记载,在古代蒙古人的生活里,不论是举行部落庆典,缔结联盟,还是班师出征,两军对垒,都离不开舞蹈和音乐。解放前,在蒙古族聚居的农村和牧区,一直流行着《安代舞》、《筷子舞》、《祭马舞》、《倒喇舞》、《打草舞》等。解放后,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又创作出许多优秀的蒙古族舞蹈作品,如在第五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鄂尔多斯舞》曾获金质奖章;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挤奶员》舞荣获铜质奖章;第八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盅碗舞》荣获金质奖章。不仅受到各族人民的喜爱、而且在中外文化交流上做出     

《诗经·周南·卷耳》中"我"的指称与主题新解

本文把<卷耳>放在<周南>所有十一篇作品的总体特点上分析,从语言形式、诗篇结构、写作手法等角度说明诗中"我"指称为男子,在此基础上,对<卷耳>主题给予新的解读,得出和传统文学批评截然不同的审美经验.     

雅诗"正变"与天命观念的嬗变

同其他民族一样,中国哲学也经历了由神的哲学到人的哲学的转变.<诗经>大、小雅中的诸多诗篇,都印证了周人"天命"观念的嬗变,在思想史和宗教史研究上具有重要意义.周人敬畏"天命",但不像殷人那样迷信并沉溺于"天命",而是把"天命"作为王朝合理存在的依据."正雅"中的"天"虽威严却藐远,先祖的人事功业在其中却显要而明朗;"变雅"中"天"的形象与周初的"天"又有很大不同.     

从西周气候的变迁看《豳风·七月》的写作时间

西周前期是温热天气,到中叶气候转入寒冷干旱期.根据西周气候的变迁和<幽风·七月>一诗中的物候现象,以及文献考古材料,可以证明<幽风·七月>作成时间不是在周初,而应为西周中期偏早阶段.     

《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系年考辨

《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作于何时、为谁而作历来存在不同看法,从中秋的本来含义,从苏轼中秋诗词的惯例,从苏轼与苏辙兄弟的情谊角度分析,《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应该是写给苏辙的;从该词表露的情感,从苏轼在黄州、儋州所处的地理位置与苏辙所处的地理位置分析,《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作于儋州的可能性相对大一些。     

《诗·豳风·七月》研究

《诗豳风七月》作于早周公刘之世,其时在公元前十六世纪中叶,约当夏桀之世。这在《七月》的礼俗、社会状况、名物、艺术形式等方面均有所体现。《七月》作为早期周族诗历,通篇皆用周历记事。周历的“七月流火”正是夏代才有的天象,成为判断此诗作年的坚强证据。     

也谈春秋时期外交中的“赋诗言志”

《左传》和《国语》中记载了大量春秋时期在诸侯国间的外交场合中“赋诗言志”的情况。通过分析汇总这些材料可以看出,这种特殊现象其实是周初“礼乐”制度演变的结果,有着特定的礼制仪程,在各类外交场合中运用非常广泛,在当时的外交活动中地位非常重要,而最终取得的实际外交效果也比较理想。     

《爱莲说》的创作地考论及其意蕴

北宋嘉六年(1046)至治平元年(1064),周敦颐任赣州通判,写下了千古名作《爱莲说》。《爱莲说》问世以后,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如著名诗人黄庭坚来赣州,就有感而发,写下了《赣上食莲有感》诗。赣州市内旧有爱莲池和爱莲书院,纪念周敦颐。然随着时光的流逝,也因为《爱莲说》的魅力与影响,该文的创作地居然说法颇多,其实撰于赣州无疑。     

《诗经》中的数字

《诗经》对数字运用的熟练程度及其丰富程度,与今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数字融入三百篇诗句中,准确地描述了事物,抒发了情感,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据统计,《诗经》中一至九的基本数在159首诗篇中出现264次;十、百、千、万、亿、秭等位数在99首诗篇中出现155次;大写数字壹、贰,两、双、骖、驷等量词,数、倍等数学词汇,在28首诗篇中出现45次。合计在《诗经》中的数字及其词汇共达464次,平均每首诗出现1.5次。乃至出现了数字化诗篇《豳风.七月》。《诗经》中数字表明:中国在三千多年前创造发明了十进位制;西周时代已有四则运算,已有汉字大写壹、贰;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位数学教师。     

毛奇龄《诗经》辨伪述略

辨伪是毛奇龄《诗经》研究中较有特色和成就、价值较高的部分,考辩作品多,涉及内容广,论据丰富,论证深入,且少有其他作品中习见的粗疏、谩骂风气,并形成了独特的辨伪范式,具有鲜明的体式特点,在明清之际的《诗经》学史上具有一定成就与影响。     

浅论孔子象征诗学观

孔子作为春秋以远官方文化的忠实维护者,对春秋时期的诗歌、音乐、舞蹈有着深入的认识,并对后世文艺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试从孔子象征诗学观的来源及其象征诗学观的具体表现来论述孔子的象征诗学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