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原始宗教向人为宗教过渡时期的全民信教现象

在原始宗教向人为宗教过渡的历史时期，全民信教的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变化：一是随着氏族、部落的融合和诸神的融合，有了全民族共同崇拜的统一神，这是过渡时期新的全民信教现象区别于原始社会早期全民信教现象最根本的特征；二是宗教活动的集中性与分散性相结合，出现了大型隆重的宗教法会；三是人们的宗教观念仍带有多元化信仰的特征     

略论中国古代氏族制度的解体

中国古代氏族制度的解体并不平衡;就其分布地区而言,又是多元性的,即是说在广袤的土地上,如东北、中原、山东半岛、长江流域等地所散布的氏族部落,其解体时间早晚不一,甚至相距很远。其中有的氏族部落由于有文献记载中的传闻资料,或有考古发掘资料,致使人们对它们的发展及解体状况有个大致了解,有的则迄今鲜为人知。因此,如何研究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有密切关系的古代氏族制度的解体,则成了一个十分引人注目而又非常棘手的问题。 在研究这一课题时,以往有一种方法就是把此地的氏族的资料同彼地的并不同时又不同情况的一些氏族的资料相互缀合起来,这种方法不能说绝对不可用,但若仅仅使用这种方法,必然会导致“百衲衣”式的研究,甚至会出现牵强附会。为弥补这一不足,我们认为可以同     

中国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回报与社会融合

从移民的自我选择理论和技能转换理论角度,考察并比较了不同户籍性质与流动状态的劳动力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的人力资本回报率,探讨外来劳动力是否可能实现与本地劳动力在经济地位方面的融合。研究发现,外来劳动力多属于正向自我选择式移民;外来非农户籍的劳动力在流入地劳动力市场不存在融合的障碍,其无论在收入还是人力资本回报率方面都高于当地城镇劳动力;外来农民工虽然在流动的初期处于收入劣势,但经过一段时期之后,其中的高技能者的收入将追上本地劳动力,并实现经济地位方面的融合,但低技能者的收入劣势无法改变。因此外来劳动力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的融合是一种有差别的融合。     

贺兰山之名新探

青铜时代今贺兰山一带有“驳马”生存。生息于此的氏族或部落以“驳马”作为自己的图腾以及氏族或部落的名号 ,又将自己生息地的山脉名之为“驳马”山 ,音译汉记为“贺兰山”。对贺兰山驳马岩画的确定和驳马为某一氏族或部落图腾的确定 ,证明今贺兰山一带是匈奴族兴起的地区之一 ,而这一部落之名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活动在历史文献中的不同称谓 ,又反映出北方游牧民族社会动荡和频繁迁徙的历史史实。     

齐桓公霸政基础之探讨

东周初年 ,王室衰颓 ,天下大乱。齐桓公建立霸政 ,阻止了兼并混战局面的恶性发展。霸政的建立 ,传统的看法多认为是依赖“尊王”的号召力。本文通过分析齐桓公建立霸政的策略、措施 ,证明霸政的基础是东部地区华夏族群的融合。霸政的建立 ,不仅不依赖“尊王” ,而且受到王室的抵制。华夏族群是在西周时期逐渐融合形成 ,代表与氏族组织不同的社会力量 ,因此在氏族解体的时代 ,能提供建立新秩序的基础     

云南怒族的氏族与血族部落残余研究

本文根据实地调查的资料,对怒族中残存的母系氏族、父系氏族和血族部落的不同的特点进行探讨。作者认为,怒族在十五世纪中期处于母权制的繁荣期。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怒族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怒族社会中的氏族部落组织残余却保留下来。怒族的部落组织是按氏族特征组成的,处于血族部落阶段。随着晚近犁耕农业的出现、生产的发展和私有制的产生,怒族社会的氏族组织联系日益松弛,血族部落组织使呈现出向地域部落过渡的趋势。     

外来务工人员城市融入的研究

城市中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融合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改革开放30年的城乡互动,使新时期城市中外来务工人员社会融入出现了一些新特点与希望。部分外来务工人员个体层次的心理融合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完成,社区层面融合在实践中早已破冰,而这两者为最终的制度融入提供了社会条件和心理条件。如何从高层制度协调着眼,切实推进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融入,共享经济发展的红利是政府下一步的工作重心所在。     

氏族社会与“血亲复仇”

“血亲复仇”是氏族社会的一种极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其表现为:当某氏族或部落的成员遭受其他氏族或部落成员伤害时,受害者所属的氏族或部落认为是对其整体的侵犯和伤害,并对肇事者氏族或部落进行集体的报复行动,以求获得相应的报偿。这种报复常常由血腥的械斗发展为大规模的氏族战争,持续很长时间。同时,“血亲复仇”也成为一种为人们普遍认可和接受的行为准则和道德习俗沿袭下来。人类学、民族学的大量资料证明,历史上世界各民族处于氏族社会这一发展阶段时都曾有过“血亲复仇”;同时学者们还发现,即使在本世纪,仍处于氏族社会的民族依然保留复仇的观念,遵守这一习俗。血亲复仇的具体方式具有民族性、区域性特点,但这一社会现象和习俗却是世界性的。它在整个氏族社会从母系氏族制、父系氏族制到军事民主制都是十分盛行的,是原始战争的重要原因,血亲复仇战争是群体性的,大规模的,野蛮,残酷,严重危及人类的生存和繁衍。因此,在氏族社会晚期即向阶级社会的过渡时期,它逐渐转变为同态复仇、以赎金赔偿代替大规模的血腥仇杀。此后,尽管大规模的血亲复仇不再那么盛行,但作为一种观念却一直延续到封建社会乃至现在世界部分国家和地区。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宗教问题的特点和应采取的对策

与汉族聚集地区相比,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宗教问题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少数民族地区的宗教问题往往与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这是由于少数民族地区宗教的民族性决定的。对于以往民族大多数人信仰某一种宗教的少数民族来说,宗教信仰仍然是该民族人民群众共同的心理素质表现之一。宗教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吸收、融合的历史上大量的传统文化,已深深地渗透在该民族的文学、诗歌、美术、音乐、舞蹈、雕塑、建筑、道德、风俗和生活习惯等各个方面。在有些少数民族中,宗教     

青海果洛地区藏族历史上的部落组织

<正> 果洛地区,位于甘、青、川三省交界,地处黄河源头。解放前,在这一地区居住着51个藏族部落,分上中下三部,总称“三果洛”。 由于历史和地理诸方面的原因,它虽然不象藏区其他部落组织那样严整,但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部落是“民族共同体中的一种历史类型,由同一血缘的两个以上的氏族或胞族组成。形成于原始社会晚期(即旧石器时代的中期和晚期)。有较明确的地域、名称、方言、宗教信仰和习俗,有以氏族酋长和军事首领组成的部落议事会。部分部落还设最高首领。……进入     

元朝汉族及内迁各民族的姓氏来源与变化

文章重点考查了元朝时期汉族和内迁各民族的姓氏来源与变化,分为由人名、职官名、部族名、居住地得姓氏,因帝王赏赐、迁移、政治避难、避讳、讹言、收养、出家、华化而更改姓氏等不同类型。这些来源和变化归根结底都是因受到历史背景、政治形势、主流文化、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等的左右和影响,并呈现出两个显著特征:一是姓氏来源和变化类型的多样性和独特性;二是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汉族姓氏继续保持了主体地位和强大的生命力,而包括蒙古族贵族官吏在内的少数民族和外来民族的姓氏都有不同程度的汉化,这在一些有特殊身份和地位的家族和人物身上表现得更加突出。     

明清移民对湖南沅水中上游人口发展的影响

在古代特别是明清时期沅水中上游地区的人口发展过程中,外来移民有着重大影响。移民既有力促进了这一地区的人口增长,从而缩小了与湖南东部地区在人口数量上的差距,又使这一地区内部的人口增长表现得不平衡,从而加大了这一地区的人口分布不平衡状况。这种人口发展特点对区域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辽墓反映的契丹人汉化与汉人契丹化

辽代出现了契丹人汉化与汉人契丹化的民族文化融合现象。辽西地区和燕云地区由于历史传统和民族构成的差异,在民族文化融合上呈现出不同特点。辽代墓葬资料反映出辽西地区民族文化融合强烈,契丹人汉化是整体性的,是历史发展趋势;部分汉人高官墓呈现出强烈的契丹化倾向,甚至完全契丹化。燕云地区民族文化融合相对较弱,汉人平民墓地和高官墓在葬俗上没有契丹化,但在日常的服饰、出行方式上出现了契丹化。这与契丹为统治民族,契丹文化上升为国俗地位有直接关系。     

两汉魏晋时期河湟地区土地占有状况探讨

<正> 公元前一、二世纪之交,青海东部成为西汉帝国新拓疆土。此后至西晋太康初(280年)户调式颁布,近400年间,青海东部宜农地区土地占有关系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探讨这些变化对了解青海东部地区由原始社会跨入封建社会的具体过程以及该地区早期封建社会经济基础的特点很有意义。 一、氏族部落共有的土地 据《后汉书》卷87《西羌传》记载,西汉时,世居青海的羌人,“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羌人以部落为单位生活,互无统属关系。有时为共同的军事目的联合起来,那也是临时的、松散的。可见羌人仍处在原始社会末期向奴隶社会过渡的阶段。羌人以牧业为主,兼营农业,对耕地、草场等的占有仍基本上通行氏族部落公有制形式。西汉封建势力进入河湟地区后,羌人并未全部退     

中国早期铜器的起源

本文通过对中国周边的中亚地区的三个早期铜器发展序列的分析,了解到亚洲地区早期铜器的一般发展规律以及本地发展与外来传入的区别;并收集了欧亚草原早期金属器的相关地区的资料,明确了这些铜器的年代;最后以此为基础审视中国最早并且集中的齐家文化金属器,对这些金属器可能的发展阶段以及来源做出有根据的推测。论文根据金属器的形态研究认为,中国早期金属器在形态方面很多都是外来的,但是没有解决中国金属器的制作能力是否也是外来的,这有待考古与冶金史更好的结合。     

略论达斡尔族的氏族制度

在原始社会,以血缘纽带为基础的氏族制度,是基本的社会制度。随着社会的发展,它经历了一系列的历史变迁,由最初的母系氏族演变为父系氏族;由氏族发展出胞族、部落等组织。进入阶级社会后,在不少地区和民族中氏族组织依附于政权组织而残存很久。达斡尔     

清初满洲牛录的特征

本文认为,牛录是清代八旗制度的核心,它源于女真人的狩猎组织。在清初编设的满洲牛录中,保留了浓厚的氏族制末期的特点,血缘和地缘关系都十分明显。以血缘关系编设的牛录,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以地缘关系编设的牛录,其出现也很早,随着统治地区的不断扩大,就显得更为突出,它实际上也是一种氏族制残余色彩的反映。但是,清初的牛录,具有多种职能,又深深地打上了阶级的烙印,成为奴隶制国家统治的有力工具。     

唐代景教四则

唐代的景教是最早传入中国的西方基督教的一支,当时在中国虽曾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仅200余年就变的湮没无闻.唐代是中国最盛的朝代,也是世界上的强国之一,但在东西方宗教文化的交流史上,属于中世纪时期(仅限于唐代)的资料非常有限,大概只有景教的资料算的上较为明显和确凿的了.唐代还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开放的时代,这一时期的宗教也很有特点,各种宗教都一度传入,但又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变化,佛教在唐代最终走完了中国化的历程,成为外来宗教在中国生根开花的一个正面的典型范例;而景教在唐代却没能走上佛教的道路,传入之后不久即衰,成为外来宗教在中国没有取得成功的另一个反面的典型范例,这一正一负的反差之大,是值得令人深思的.本文即对唐代景教的几个问题做一粗浅的探讨.     

基诺族族源问题试探——兼论族源和民族形成的上限

本文对处在原始社会末期的基诺族族源问题进行了探索,既论述了汉族文献中关于这一问题的历史倾向,又研究了无文字的基诺族中有关材料的历史特点。文章从基诺族的历史实际出发,提出族源的上限在血缘家庭时代,民族形成的上限与原始氏族部落的形成处于同时,这些见解与学术界的一些观点不同。我们认为进一步开展族源问题的讨论,对人类社会发展史的研究是很有意义的。     

外来流动人口与城市化发展道路——以福建晋江为例

城市化进程中最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是劳动力要素的流动.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促进了城市化发展,当然外来流动人口在城市化进程中也面临一系列制度性和体制性的障碍,不仅影响了外来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也制约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晋江城市化发展道路为解决外来流动人口问题做了有益探索,推进城乡劳动力就业一体化和城乡社会管理一体化是当前解决城市化进程中外来流动人口问题的着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