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个性的文化审视——苗族作家王月圣民族文学创作论

作为二十世纪末期鄂西南少数民族文学有影响的作家,王月圣的创作体现出独特的民族个性。从无意识寻找 民族个性"到有意识形成创作思想,关注民族的审美文化心理,与时代文学精神相呼应,逐渐步入民族 大文化"的视野     

远离与回归──简论湘西当代作家对本土语言的探求

语言，在文学领域里，既是形式问题，也是内容问题。对一个成熟的作家来说，语言，也即风格。这风格的形成，直接受作者所处的特定的民族，以及民族所处的特定时代，特定社会、地理环境影响。别林斯基说过：“每一个（人物）都必须属于一定的民族和一定的时代，因为若超乎民族性之上，就不是现实的生物，而是抽象的概念。”[1]因而，对一名优秀的民族作家来说，他所运用的语言，必定是一种由民族特殊的历史文化所铸成的，高度民族化的语言。这语言中必然饱含着那个民族独有的思维方式和审美理想。作为民族心理和精神气质的一种投射形式的民…     

被压抑的主体：寻根文学中的女性书写

女性主体在中国文学书写中一直被不同因素所压抑,在寻根文学中,寻根作家表现出追寻自我确证与建构文化中国的需求,女性书写于是被整合进民族文化共同体的书写中。寻根作家复活了民族文化中的边缘声音：地方、乡土、民俗等因素,却忽视了被压抑的性别他者——女性主体的声音。女性作为结构因素、驱逐因素、文化因素被写进寻根文学的父系叙事文本之中,完成寻根作家渴求追寻文化记忆、追求民族文化世界认可的内在需求。在重构文化中国主体时,寻根文学鲜明地体现着父系叙事特征,而其中的女性主体则处于西方、民族、性别的三重压迫之下,被迫失语。     

P.R.斯蒂芬森论澳大利亚民族文化

P.R.斯蒂芬森是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文学与文化批评的早期奠基人之一.他的作品《澳大利亚文化的基石：为民族自尊而作》被誉为20世纪3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批评论著,是澳大利亚该历史时期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斯蒂芬森提出坚持民族文化的地域性原则,藉以发展不依附母国的、独立自主的民族文化.他关注对民族文学标尺的界定,认为这将有助于厘清“真”、“伪”澳大利亚民族文学,并对催生反映本土真实生活的严肃作品产生积极影响.他还指出,发展民族文化的主力军除了作家、知识分子,还应该包括出版人.作家的任务是创作出足以滋养本民族人民精神生活的作品,而知识分子和出版人则应该为作家的工作保驾护航.斯蒂芬森的民族主义文化观在之后民族主义浪潮的各个阶段都有显著的发展.     

试论艾特玛托夫的宗教观与文化功用

后殖民时代 ,“换语作家”倍受关注。作为换语作家 ,艾特玛托夫在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影响下 ,背离了本民族的伊斯兰文化 ,肯定了基督与宗教对社会发展和人的思想所起的能动作用 ,并试图通过宗教来完成一条通向理想的人的道路。他的寻神、造神思想和宗教观超越了俄罗斯文学前辈 ,与俄罗斯“新精神哲学”有密切的内在联系。他重铸后的宗教观具有较积极的文化功用。     

多元文化视域中的民族文学论纲

就20世纪中国各民族文学而言，它无疑是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生长、发育和形成的。它不仅从民族地域文化、民族口传文化、民族宗教文化、民族风俗文化中汲取了丰厚的写作资源，而且广泛接受了时代主流文化、汉族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的影响。这种文化与文学的互动虽形态各异，却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民族文学话语形态乃至表述方式的生长机制，并显示出民族文学发展、演变的某些规律，凸显出民族作家文学创作的文化动机。对其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民族文化精神的再现与重铸——土家族文学创作实际与困境

土家族文学注重对土家族民族风情的描写,它们或者作为小说、散文、诗歌等各类文体的民族文化背景.或者作为统领叙事文学发展情节、主题意蕴的总体性关节,或者作为抒情叙事的情绪支撑点,具备相当重要的认知与审美价值.土家族作家的创作手法、艺术策略与智性建构受到了同时代文学的深刻影响.对于没有民族文字的土家族作家而言,采用汉语写作并不意味着"民族主体性"原则的丧失,土家族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传统就是其"民族主体性"原则存在的深厚基础.衡量一个民族作家是否成熟,关键要看他是否具备了鲜明的民族特征,是否秉承了悠久的民族传统文化精神,是否会在红尘万文的现代社会中坚持本民族的思维习惯和表述方式,是否可以针对这个时代提出本民族的看法和阐述立场.笔者对土家族文学创作的实际与可能性困境进行了阐述.     

王朔现象的文化解读

王朔是八九十年代最有争议的作家之一。王朔现象和一个时代联系在一起，是我们进入八九十年代的文学叙述中无法绕开的主要文化现象，他对传统文化与人文价值的反叛与嘲弄，他的独具一格的调侃语言，他的商业意识，他的创作的大众化趋向等等，都成为那个时代的一道独特的风景。时至今日，王朔现象最绚丽的时代虽已过去，但他带给我们的话题与思考依然远远没有结束。     

构建“新国民性”——郭澄清的文学史位置

郭澄清是善于叙述“新国民性”的小说家。在17年文学的格局中,他的文学叙述是对山西作家群与陕西作家群的综合。在叙述内容上他几乎与陕西作家群完全一致,即着重于新时代、新人物的叙述,对于旧的因素和“中间人物”他基本上保持沉默。但在叙述形式上却兼有陕西作家群与山西作家群的特征。一方面不乏横断面的结构,另一方面也同样善于以民间的传统的故事风格进行叙述,乃至两者的巧妙结合。这显示了郭澄清作为那个时代的作家,对主流叙述规范的遵守。     

当代辽宁作家研究

<正>主持人语:我一直相信,文学作为文化的典型代表,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区域的文化名片。尤其是那些全力展示地域文化特色的文学作品无疑会成为这张文化名片中最具鲜活魅力的、最具色彩的一张。文学关注地域,关注时代,关注活生生的人,文学才有生命力。当我们梳理和总结当代辽宁作家     

巴蜀文化与四川新文学作家

从文学发展史看,那些独具异彩且被视为各个时代的文学主流的作品,都是作家继承了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并与他们所处时代的社会生活相结合的产物。而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又是由诸多的在政治、经济、地理自然条件、生产状况,风俗民情等因素基础上形成的地域文化所构成,表现出多种多样的独特的地域色彩和韵味,呈现出缤纷绚丽的风采。由于历史的机遇,     

和而不同: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寻根"现象与审美取向

20世纪中国文学中反复出现的寻找民族文化之根的创作现象,是作家陷入个人遭遇和社会前途双重困境下而出现的极为重要的精神现象,也是作家长期思考的一个创作母题。1930年代的“京派”文学和1980年代的“寻根文学”是20世纪“寻根”思潮在不同时代产生的两大重要的文学流派,二者在乡土体验和文化重构方面有着惊人的一致,然而又因创作主体的文化心态与审美价值取向的差异,体现出不同的创作风格。     

从三重身份解读玛拉沁夫的草原文学

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是中国草原文学的开拓者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领军人。本文从玛拉沁夫的三重身份即牧人的身份、作家的身份、政治家的身份切入,多方位、系统化地来研究玛拉沁夫的草原文学,从中得出草原文化与时代接轨之意义,以便当下更好地树立新草原文化意识,重视草原文化。     

文学之根的寻找与精神皈依的追求——土家族作家冉易光、阿多创作中的文化形态描述

文化是外部世界对文学发生影响最丰富的中介系统。作为少数民族作家的冉易光和阿多在对民族的精神和文化进行清醒而痛苦的反溯中 ,认识到了文学的意义决不仅在其本身 ,而在于由它所观照的民族文化精神和心理素质。于是在他们审视民族文化的过程中 ,苏醒了的审美意识找到了一个更高的艺术视点。在他们的作品中 ,作为外部形态的民族、地域的文化环境和风情 ,被作家们与相应的文化心理特征联系起来 ,从而通过文学复原出有生命的文化形态     

宁静中的自信与优雅——论万玛才旦小说创作的特色与意义

万玛才旦是一位擅长用藏语和汉语进行创作的藏族作家。他的小说呈现出一种宁静中的自信和优雅。与其他藏族作家比较,他所表现的寻找主题重点不是困惑、焦虑和担心,而是一种希望的寻找、自我意义的寻找和民族传统文化幸存的寻找。他通过"寻找",表达的是一种对自我内心和民族文化的守望。由于他对藏、汉文化的深刻认识和理解,使他在对藏族传统文学和文化的继承方面,更多地表现出一种自信和从容。     

略论新时期民族文学的自觉求索

文章简略分析了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认为少数民族文学取得的辉煌成就得益于时代的进步和作家自觉的艺术求索。到了新世纪,随着文化的重要性进一步得到提升,少数民族文学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     

民族认同与文学建构——以阿来小说《格萨尔王》为个案

作为一种话语表意的实践活动,文学是建构民族认同的一种重要手段。民族作家文学中民族认同的现象特点突出。阿来小说《格萨尔王》体现出民族认同与文学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从中可以生发出一些新的理论启示。     

简论《时间》的民族意识

吉狄马加作为当代著名彝族诗人,是较早具有族性意识的少数民族诗人之一。其创作表现出浓郁的民族归属感和对本民族的爱,当少数民族文化面临着被包围和消解的命运时,他把传承本民族文化作为自己的使命,使少数民族文学彰显出其特色和价值。     

试论苗延秀创作的民族特色

从四十年代中期开始到现在,广西侗族作家、诗人苗延秀同志,在文学创作这条艰难曲折而又充满吸引力的道路上,已经探索、奋斗将近四十个春秋了。作为一个民族作家,他努力创作出许多富于民族风情和色彩的文学作品,为社会主义文学园地增添了一朵朵艳丽多姿的民族之花。今天,我们党非常重视社会主义民族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强调在文学领域中对民族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因此,我们来探讨苗延秀创作中的民族特色,无疑是一件十分有益的工作。     

新时期文学生成的时代文化语境

文学文本是在一定文化语境中表述的,因此,文化语境对文学文本有着很大的制约作用。对一个作家来说,他所处的时代文化语境发生了变化,他的创作必然会发生变化。对一个时代的文学来说也同样如此。新时期中国文学为什么会发生整体性的变化?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影响并制约着80年代与90年代的中国文学生成的文化语境发生了重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