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人社会”变迁研究

正编者按熟人社会,是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的概念,用以描绘中国乡土社会人际关系的结构特征。光阴荏苒,四分之三个世纪过去了,熟人社会这一概念还能否为理解当下中国农村社会提供学术注解,继续闪耀其理论光芒,将是一个有待检证的理论命题和研究视域。本期刊发三篇有关熟人社会研究的笔谈文章,以期能重温这一经典概念的学术魅力并以中国农村社会的历时性发展检视、反思和重塑这一概念。陈柏峰从熟悉和亲密程度的降低、地方性共识的丧失、乡土逻辑的变异三个方面概     

从乡村社会变迁反观熟人社会的性质

正熟人社会这一概念,目前已经成为人们对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的经典描述。这一描述最早来自费孝通先生,但他并没有明确将熟人社会作为一个概念来使用。熟人社会概念是伴随着半熟人社会概念的建构而逐渐丰满起来的。这两个概念的建构,是在对乡村社会巨变的     

缺失与重建:中国城市社区社会资本探析

社区社会资本的多寡决定了社区活力和凝聚力的强弱以及社区治理的绩效和效率,它包括关系网络、社区信任和社区规范三个基本方面。社会转型期我国城市社区社会资本普遍缺失,重建城市社区社会资本是城市社会发展和社区治理的必然选择。培育公民社会、促进居民利益的社区化、发展社区非政府组织、构建互动频繁的社区关系网络和平等交换的社区规范是重建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有效路径。     

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社会治理的公共性困境与重建

公共性是社会治理的目标和基础所在。近年来,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发展与问题共存,社会治理的公共性陷入困境。主要表现在:重经济发展轻社会治理、重政绩指标轻公共利益、重行政方式轻社会参与、维稳大于维权等。公共性的生长环境、现有制度的技术理性以及参与主体缺位,都是制约公共性发展的重要原因。新型城镇化中社会治理的公共性重建,需要加快社会治理理念的转变,促进价值导向回归公共性;提升城乡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服务于公共利益;培育社会力量,促进公众参与共同治理;完善参与机制,保障多元治理的长效性。     

中国特大城市社会治理模式及机制重建策略

国际大都市或特大城市是世界人口、社会活动的重要聚集空间,安全、有序、文明成为国际大都市社会发展的基本需求.良好的社会治理,必须拥有一套相对完善的治理机制.而我国的上海、北京、广州等一些特大城市在社会治理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与挑战,诸如政府的治理思维存在路径依赖、社会治理结构失衡、社会差距威胁社会稳定、社会参与不够、利益表达渠道不畅、文化多元化程度不够等.特大城市社会治理机制应当从治理主体结构、社会服务机制、社会协商机制、利益表达机制、社会平衡机制、社会服务机制、文化融合机制、危机应对机制等方面的重建着手.     

社会重建与基层设计——“社会重建与以法治国”学术研讨会专家学者发言选登

2012年6月2日,春秋书院在上海衡山举行了“社会重建与以法治国”学术研讨会。上海的法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历史学界等多位专家学者,围绕中国改革未来发展的主题,从社会的基层设计和以法治国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研讨。为此,本刊选登部分学者的发言内容,以飨读者。     

乡土中国的现代化——乡村基层治理中的政府和社会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及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乡村社会治理结构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应处理好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充分实现传统社会资本与现代资源配置机制的互补。研究发现,传统乡村治理结构在当前乡村社会仍然在发挥作用,随着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深入,传统资源配置机制的弊端在逐渐弱化,而其有利的一面依然保持。经济发展进程本身会自动淘汰传统资源配置机制的糟粕,保留其有利的一面。因此,政府可利用传统乡村治理结构中有利的一面,与之良性互动与配合,毋须急于去取代它,但要警惕基层政府的滥权之害。     

中国农业向何处去——评朱启臻《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描述了中国农民最根本的特征就是乡土性：“靠种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土是他们的命根。”“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形成了生于斯长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     

我国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变迁与优化

探寻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模式,推动其快速健康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时代课题。乡制是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我国的乡制处于困境,引发诸多问题。必须改革乡制,构建有效的乡村社会治理模式。本文回顾了自乡制产生以来我国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变迁,理论界对乡制困境及改革途径的认识,同时提出自己的解释框架和改革思路。     

文化治理与社会重建:基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分析框

文化治理是一种基于国家与社会互动视角下的现代国家治理形式,体现了公共文化供给模式从传统的公共文化管理向现代的公共文化服务的根本转变。中国公共文化建设现代呈现出的式微趋向,究其根源在于整体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缺失、社会公共文化治理的缺位。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构建多元互动的公共文化治理机制,是对现代社会公共性重建的现实回应。     

意蕴与取向:社会政策视角下的乡村振兴战略

乡村振兴战略是在我国乡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背景下产生的。乡村振兴战略强调公平正义、追求全面发展、重视福利保障、关注能力建设、注重资产建设、倡导多元参与,是发展型社会政策在乡村的具体实践。乡村振兴战略具有明确的社会政策意蕴和取向。从政策目标上看,乡村振兴战略突出全面均衡发展;从政策主体上看,乡村振兴战略突出多元主体;从政策对象上看,乡村振兴战略突出福利普惠;从政策内容上看,乡村振兴战略突出多样化保障;从政策手段上看,乡村振兴战略突出资产建设和能力建设。     

中国皖南古村落黄山市千村保护与发展研究报告

费孝通先生在他著名的《乡土中国》一书中开篇就写到：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 而乡土中国最基本的单位就是村落。 也许那个村落离你很远，远到只能从父辈甚至祖辈的口中听到一些回忆；也许你刚刚告别村落。正在努力把自己根植在城市里；但是，对于更多的人来说，村子就意味着土地、意味着亲人、意味着家… 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依恋故土的民族。热爱家乡，是每个中国人共同的感情，那么。新的时代我们的村庄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又将用怎样的热血、智慧和汗水来精心保护和妆扮她呢……     

社区自治与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重构

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基层社会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以往实施的行政全能主义的传统治理模式正面临挑战.社区自治是培育基层社会自治能力的起点,也是重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基础,有助于形成一种“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结构与服务型的治理模式.为了实现治理模式的重构,社区自治要实现三个转变,即自治主体由单一向多元的转变,自治手段由简单向复合的转变,自治目标由行政管理向民主自治的转变.     

离土中国与乡村文化的处境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与转移改写了"乡土中国"的发展轨迹,同时也宣告了"离土"时代的到来.然而,农业社会的转型并未使乡村文化瓦解,农业凋敝与农村"虚空化"所衍生的社会问题,不过是乡村文化危机的表象,是"离土"之"形",那些根植并存活于乡土社会的生活观念和价值体系,乃"乡土"之"神","形散"而"神聚"才是乡村文化的实质.学界对乡村文化处于崩溃边缘的判断,忽视了对文化传统自身转换能力和惯性的认识,更多的是基于城市对乡村文化理想图景的想像.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的制度化转型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的制度化转型是中国乡村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手段和重要标志。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制度化转型的实质是立足于中国乡村传统的现代治理制度的建立,是传统规则向现代规则的转化,是由带有浓厚血缘关系、宗法关系、政治关系、群体自发关系的制度形式向使社会成员具有独立意识、参与意识、发展意识和群体自觉意识的刚性规则的转型。中国乡村社会治理制度化转型的根本路径是培育社会公民的自觉意识和各种形式的互助组织,强化议事和决策程序,建立合法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     

组织与合作:论中国基层治理二难困境——从农田水利治理谈起

中国基层治理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小农生产方式,治理的目标就是如何整合千家万户的小农,以实现良好的社会秩序.基于此,存在组织与合作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通过对荆门市S镇30年来水利变迁的研究,对组织化道路与合作化道路演变过程的探讨可以看到:基层治理中交替出现无法合作与组织成本膨胀的问题,并形成二难困境.以此反观中国基层近百年来的治理逻辑,在资源输入的背景下,可以通过重建村庄的治理模式来突破这个二难困境.     

社会进步与社会秩序的重建——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看中国模式的生成逻辑

在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中,包含着一个关于社会进步与社会秩序及其相互关系的深刻的理论说明:(1)社会进步的路径有其规律可循,同时社会进步的具体展开过程又是开放性的。(2)人的尺度、物的尺度和人与物相统一的尺度是衡量社会进步的三个基本尺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衡量社会进步由其主导性尺度,同时尺度又是多样性的;不同种类、层级的进步尺度之间既可能是和谐兼顾的,又可能是矛盾冲突的,而且和谐兼顾与矛盾冲突往往相互交织。(3)社会进步的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之间的复杂关系,折射出社会进步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复杂关系;社会进步对社会秩序的作用具有内在的不确定性,既有积极的重塑作用,又有消极的破坏作用,而且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往往相互交织。(4)不但社会进步的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存在复杂的关系,对这两个评价尺度的评价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对于尺度本身的评价,既要处理好现实评价与理想评价的关系,又要处理好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的关系。这个理论说明对于我们认识中国模式的内在生成逻辑具有重要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