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谏议思想与谏议制度刍议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谏议思想,为谏议制度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谏议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本质上体现了民主决策的部分特性。它经历了发生、发展和由盛而衰的历史过程,有得有失。深入研究中国古代谏议思想和谏议制度,不仅对更准确地认识传统文化,而且对今天实现领导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都有着深层的借鉴意义。     

从政治文化视角探讨“民本位”与“官本位”思想

中国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是以"官本位"政治文化思想为主要特征的。金观涛先生在《在历史表象的背后》一书中全面刻画了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制度环环紧扣所形成的超级稳定的、保守的封建制度。一、中国传统社会的官本位政治文化政治文化是社会成员在政治活动中产生并通过后天学习和社会传递形成的反映客观政治过程的观念意识,是客观政治过程在社会成员心理反     

对历史的反思

德国著名"社会史"派(Gesellscha ftsgeschichte)因在(德国)历史研究中应用社会学现代化理论以及政治哲学现代化理论(sociological and politological modernization theories),为大众所熟知。汉斯.乌尔里希.韦勒(Hans-Ulrich Wehler)倡导现代化理论,并将其作为转变"传统"德国历史的方法:以少数"伟人"为中心的国家政治史,转变为综合比较的德国社会史,即政治之外的社会结构。1914年至1945年,德国处于灾难政治时期———德国"特殊道路",这段时期的政治被视为政治体制"延后的现代化"。同时,德国历史学家提出了能够解释社会结构和社会进程的社会科学理论及方法,以替代那些强调个人理解的"传统"研究方法。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德国社会史学家通过运用现代化理论及社会科学方法对德国历史进行分析,在国内取得了主导地位。然而,80年代之后,这些社会史学家越来越受到"文化转向"支持者的批评,批评他们不是把文化融入社会史中,而是把政治归入社会,把个人归入到社会结构中。本文不仅认为这些批评基本正确,更认为这些与社会史相关的问题是概念倒置的结果。社会史学家所做的基本上就是将他们所批评的"传统"立场进行倒置(例如马克思对黑格尔学说的倒置)。这样一来,那些被批评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只是将立场倒置了一下而已。"传统"立场强调个人,倒置为"现代"立场强调结构;"传统"立场强调文化,倒置为"现代"立场强调结构;"传统"立场强调理解,倒置为"现代"立场解释因果。有人提出,社会史学家有必要提出一种新理论来摆脱倒置概念的陷阱。     

从“协调关系”的传播功能看中国古代谏议

在传播学家拉斯韦尔看来,传播的第二项社会功能就是"协调关系".从理论上看,在中国古代王朝政治中,"协调关系"功能同样可以表现为"协调"、"调节"、"说服"、"论坛"、"联系"等几方面,但这些"协调关系"的具体功能在中国古代王朝政治中存在明显的缺失.中国古代谏议传播虽然对政治权力--皇权(王权)有一定的制约、调节.但它只是在专制政治秩序、结构及观念内的有限调节.谏议传播制度总体上并不是君主政治的对立物,而是君主政治的基本内容.     

论当代中国的文化批评

文化批评在当代中国的出现,既来自于文艺学与美学学科知识更新的要求,更源于整个社会文化环境的深刻变化。中国本土社会与文化现实的挑战,无疑是文化批评历史性出场的根本性原因。文化批评是文学批评的内部成员,它与审美批评具有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旨趣。它们可以相互补偿,却没有高下之别。文化批评不是审美批评,也不同于庸俗社会学批评。就文化批评与文学自主性的关系而言,文学的自主性可以从两个不同的层面上来加以理解:一个是制度建构的层面,一个是观念与方法的层面。作为现代性制度建构的文学场的自主性和作为文学观念与文学批评方法的自主性理论并不存在必然的对应关系。     

“理性”的制度含义：理解梁漱溟思想转变的一个角度

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把调和持中的人生态度作为中国文化的根本,对传统的"家"和政治持批评态度,主张在保留中国式人生态度的基础上,全面引进西方式制度。此后,梁漱溟转而从"家"的特点出发阐发"理性",并将之作为人之为人的根本特征和中国文化的核心内涵。"理性"起源于"家"伦理而通于"天下",与外"无对",和西方以有边界的"团体"为源头的政治观念形成鲜明对照。"理性"在"家—团体—天下"诸种组织框架的比较中得到确认和刻画,具有了普遍的制度含义,焕发出对西方政治的批评能力,并成为梁漱溟建立中国式制度的基础。解决"中国问题"是梁漱溟提出"理性"的重要推动力。梁漱溟突出中国思想的制度含义的思路在当代获得了呼应和更深入的思考。     

文学的历史观与“新历史主义”

新历史主义回归的既不是旧的历史主义,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吸收了后结构主义、尤其是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的一些成分,力图把传统历史观与现代文化批评结合起来.它同马克思主义文学历史观既注重对"文本"的认识,又注重对社会现实的深刻体验与透辟分析是大相径庭的.实际上,它倾心的是"大历史"中"小历史"的存在状况,是以一种"边缘化"的策略将历史带入文学,或者说是一种以"微观政治"取代"宏观政治"的理论方法和叙述策略.     

关于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思考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将协商民主正式写进党代会报告,是十八大的重大历史贡献。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具有鲜明的特点和独特优势,既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又继承和发扬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协商民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在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协商民主制度,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媒体政治话语中的孔子

将孔子从中国语境中剥离,放置在各种美国利益组织的关系网络之中,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媒体政治类文章引证孔子的总体状况.身处改革年代的美国既希望变革国内政治,又志在树立承戢和堆护公正的国际形象.各类政治人物和评论者频繁提及孔子,或者批评现行政治与政策,或者诟病美国的外交和战争策略.如此建构的孔子形象与贬损中国的总体社会背景存在差异,既表明美国的实用主义特性,更说明孔子思想跨越时空的现实价值.     

《论语》“中”、“和”观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中"、"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政治伦理概念,在<论语>中得到了广泛的论及."中"、"和"这两种政治伦理品格的实现是与多种其他政治伦理品格的完善相辅相成的.<论语>"中"、"和"观是孔子之时社会形态的映照,是和孔子一生的理想分不开的.它既是实践孔子所倡导的社会政治生活制度的方式,又是孔子对理想的政治伦理状态追求的体认,也是孔子对前人"中"、"和"以修身养性、治国安民文化功能的继承与阐释."中"、"和"观对当今和谐社会的构建有重要的启示.     

农村社区治理模式探析——以绍兴农村“两种”模式为例

中国农村社区治理模式处在探索和发展之中.在多元复合、利益碰撞的社会特型中,"人治"模式逐渐向"法治"模式过渡.借鉴传统中国民间社会治理的思想资源、制度资源并赋予当代农村发展的最新经验和理论成果,是建设既符合民主政治发展,又符合中国农村实际情况的农村社区治理模式的可行之路.     

陈序经对个人主义的论述

陈序经认为个人主义是西方文化的主力,个人主义促进了西方文化的发展。但是他认为在中国的传统中,根本没有产生个人主义思想的土壤。他还批评近代中国的思想家们对于提倡个人主义不力,并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作了深刻的论述。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陈序经是提倡个人主义最力的人物之一。陈序经的个人主义思想奠定于其1929年出版的博士论文《现代主权论》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制度功能优势探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制度功能优势是由其独特的体系构成、作用机理与价值诉求决定的,它为奠定社会主义社会整体与个体互动发展的物质基础提供制度支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和各种目标的逐步实现提供根本政治前提、有效体制保障和现实机制支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长远发展培育既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又符合事物发展规律,也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心理认同基础、核心价值观念与基本行为理念.     

人民政协制度的政治优势与理论价值

以党派合作、政治协商、参政议政为基本特征,以大团结、大联合、大统一为基本方针的人民政协制度,既具有独特的功能与政治优势,又蕴涵着丰富的合作、协商、和谐统一思想,这种思想,既与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有关,也与"和谐共生、有序统一"的中国传统文化有关,与在当今世界具有广泛影响的合作主义、协商民主、协同学等理论也有一定程度的思想契合.     

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与时代内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自然有其特定的理论规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遵循了科学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般原则,又适应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状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根本要求,又赋予了我国政治建设以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既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又根植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建设的科学设想,又彰显了和谐社会的民族风格.     

论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关系

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制度文化具有阶级性、社会本位性、相对稳定性、权威性和一元性;精神文化具有普世性,个人本位性,易变性,自由性和多元性。弄清两者的区别和联系事关社会发展,个人幸福。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有着不同的职能,因而各自发展的规律也不同。社会的良性发展,依赖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按照各自规律又互相影响的全面发展。     

文化转向中的批评实践--詹姆逊的文化批评

在詹姆逊的文化批评中,影视文化批评和建筑文化批评典型地体现了其文化转向,但又不同于欧美学术界的文化转向,这使其文化批评既有自己的立场,又能够接受文化研究的长处,具有了重要的学术价值.实际上,詹姆逊的文化批评的视角主要是马克思主义,主要从基础结构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来分析文化问题,同时也考虑到文化作为意识形态的相对自主性.在后现代社会中,视觉艺术和空间艺术很有典型性.因此,詹姆逊既关注社会基础结构对它们的影响,又注意分析其特殊性,并揭示了其意识形态性和潜在的审美革命性.     

作为一项公共政策的“司法强拆”

在当下中国,拆迁问题并非仅仅涉及到法律实践,它也是一个基础性的政策/政治实践问题。由于拆迁问题的复杂性,所以特别需要一个与其问题规模相称的分析视角。从政治正确的视角来探讨作为一项公共政策的"司法强拆",既能够准确把握拆迁的现实经验,又能够就其制度本身进行合理的同情理解或批评。由此来看,司法强拆就是一种寻求政治正确的制度安排,它试图以一种增加压力的方式来融合、连接和判定当下社会拆迁问题中的各种利益诉求。然而,怎样才能够经由这种制度安排来实现社会团结和社会公正等价值共识,这始终是一个开放的问题,这也有待我们去深刻认识并践行。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侧面——先秦法家法治理论与古代社会的政治实践

在世界文化史上,中国是较早形成系统的法治理论的国家之一。在中国古代社会,法律制度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始终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国古代社会在事实上又是没有法制传统和民主政治的社会。有系统的法治理论却没有法制传统与民主规范,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至于形成这一特点的原因,应该从传统法治理论本身和社会政治实践两个方面去寻求。     

"革命",非"革命家"--论林语堂的知识分子立场

林语堂与"革命"之间的关系,揭示了他所坚守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以及他对中国社会、文化转型期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理解.林语堂从"语丝"时期激进的社会批判转化为"论语"时期社会批评和文化建设并重,其态度的变化标志着评判知识分子价值体系的重建,他在原有的道德-政治尺度之外,又增加了文化的尺度,社会角色也由单一变为双重.在这双重角色中,林语堂更看重知识分子的思想文化创造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