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部书说略

“集”部分是指历代作家的诗文总集、别集(专集).其中文学书籍占了一大部分.总集始于三国魏.钱基博说:“自魏文帝始集陈、徐、应刘之文,自是以后,渐有总集.”(《现代中国文学史·编首·中古》)可见总集是汇录多人诗文等的结集. 总集的名称,始于六朝,是南朝梁阮孝绪(公元479-536年)所定.他所撰《七录》序目中说:     

《河岳英灵集》之“英灵”二字作何解

俞平伯先生解<河岳英灵集》的“英灵”二字为“已逝的作家”(见《文学研究集刊>第5册有关《蜀道难》一文),是错误的. 照六朝以来的习惯用法,“英灵”也就是“英才”的意思.《礼记·礼运》有“三代之英”句,旧注“千人曰英”,即指才华超过千人而言.<尚书·泰誓》有“人惟万物之灵”句,是说人类在万物中要算最有智慧的,不能解释为灵魂。因之,“英灵”二字连用,亦即‘’英才”的意思,不能解为“已逝的作家”。 再看《北史·柳遗传》记载谢举称赞柳遣说。“江汉英灵,见于此矣。”《隋书·李德林传》记载汀油执脸龙羊什省‘1肾何拥十常S伙”抓具价跌灿们早“益十”不备Hlth们尽“q浙的作方”     

“曹王”、“曹刘”辨

建安时代“俊才云蒸”,邺下聚集了“盖将百计”的文学之士,其中以三曹、七子、蔡琰最为特出,三曹更是处于领袖群英的地位。然自六朝迄于明清,被文学史家频频称引者,却大抵是曹植、王粲、刘桢三人。三人时被并称,但在多数情况下却是以“曹王”、“曹刘”的组合形式出现,且往往被分别视作建安文坛的代表。如《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云:“曹、王、陈、阮……斯并高视当世,连衡孔门。”《隋书·文学     

“集部”的确立与“文类”的产生——论隋唐宋代文学目录的发展变化

本文从古代文学目录发展史的角度，论述唐宋文学目录继汉魏六朝之后发生的变化：《隋志》“集部”的正式确立，官、私书目中文学类目的进展，乐府解题与诗文系年目录的兴起，《通志·艺文略》“文类”的产生。进而阐明了唐宋文学目录的成就和影响。     

风骨论二辨

“风骨”本是汉魏以来用以品评人物的一个词,如“羲之风骨清举”(《世说新语·晋安帝纪》)“刘裕风骨不恒,盖人杰也.”(《宋书·武帝纪》)也有单用为“风”或“骨”的,都是指人物所具有的一种气势不凡的精神面貌.以后,六朝士人将“风骨”由品人而推及品文,提倡文亦应有风骨.曹丕主“文气”说,可以看作是文学领域中风骨论的滥觞,刘勰的《文心雕龙》则正式提出了文艺     

六朝缘情说与西方表现论

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陆机首倡“诗缘情”。他在《文赋》中说:“诗缘情而绮靡。”在此之前的传统文学观主要是“诗言志”,虽然荀卿及《乐记》都认为诗乐是情感的自然流露,《诗大序》亦云:“情动於中而形于言。”但秦汉以前所言之情与六朝略有不同,它至少还不是生命形态的整个表现,言情的目的多在于“憾恨志意不得逞展,抒中情而属诗”(庄忌:《哀时命》),忽略抑或缺乏感性的活力。譬如荀卿认定乐可调和礼,二者互为补充,互为印证。《乐记》断言礼乐相通(“乐者,通伦理也。”),可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即是如此。古代诗乐一体,《诗经》言情固多於道志,此就创作而言,说诗者也许大相径庭,或以为“天下不治,请陈桅诗”(《荀子·赋篇》),或以为“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史记·太史公自序》),或以为“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文心雕龙·情     

“六朝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初探

关于“六朝是文学的自觉时代”这一问题，学界似乎已无疑议．但“六朝文学自觉”的内涵是什么，表现如何，至今似乎仍未有切中肯綮的诠释；本文就此略作探讨，认为“六朝文学自觉”就是文学审美的自觉，就是作家、评论家乃至读者们发现并认识到了文学的审美特质，审美价值与文学创作的某些固有规律。     

六朝语词杂释

六朝语词,前贤及时修多所发明,但由于历史跨度大,语言变异又特别复杂,故迄今仍有漏遗。余不佞,素好此段坟籍,每逢阙疑,辄试作疏解,兹迻奉以下条目,以就教于行家。 算历:寿命。按此义诸辞书(指《辞源》、《辞海》、台湾《中文大辞典》等)不见刊载. 1.《鲁迅全集》第八卷《古小说钩沉·幽明录372页》(以下但称书名及页数):晋元帝     

六朝《异物志》与文学

在考察六朝《异物志》之存佚的文献基础上,对《异物志》与六朝文学之关系进行了详细的探讨,认为《异物志》的出现为六朝文学特别是咏物赋的写作提供了素材,拓宽了畛域;而六朝文学之影响于《异物志》的写作,则主要表现在使《异物志》的文学性得到加强。     

论魏晋六朝志怪小说的审美思想

我国的古小说源于先秦两汉时期的神话传说、寓言杂史。在先秦两汉人的审美意识中,仅是“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庄子·外物篇》)即小说是琐屑的言论,不是理国治世之道。《汉书·艺文志》也认为:“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这些琐碎杂乱、道听途说的俗闻俚语、杂史传说,艺术上稚嫩、浅陋,内容上带有浓厚的原始审美趣味和卜筮巫术色彩,其审美价值很难与当时已走向成熟、完美的叙事性诗歌、散文相比。至魏晋六朝,随着人们思想解放、宗教盛行的文化自觉时期的到来,我国     

六朝“引”体考辨——以《文心雕龙》为中心

《文心雕龙·论说篇》之“序”“引”是否为同一文体,曾经引发海内外文论家的关注.诸家常为“引”体“别成一体”张目,但由于论据没有效力,其结论不能成立.其实,“引”与“序”在六朝时期本是互为代称的同一文体.结合《文心雕龙》“序引”的文体阐释与陆云《与兄平原书》“引”体的叙述语境,六朝“引”体与史传文学密切相关,其文体内涵指向史书列传篇首之“序论”.“序论”在“次事”之外兼又“析理”,故而刘勰《文心雕龙》将“序引”列入“论”体.“引”与“序”在六朝以后发生了文体衍变,“引”体的“随依性”增强,并与诗赋之“序”的文体同一性更为紧密     

论代词“之”字

一、“之”字的本义 “之”字甲骨文作“”,从止从一,是个会意字。“”即“止”字,是“趾”字的初文,《诗·豳风·七月》“四之日举趾”,《齐诗》作“止”。东汉班固写书爱用古字,所以在《汉书·刑法志》中就写作:“当斩左止者,笞五百。”“趾”指脚,甲骨文“”本象脚趾朝上的脚形。“一”指此地,表示“从这个地方”的意思。“”就表示     

“出生入死”与“出死入生”

“出生入死”这个成语出自《老子》五十章:“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指人处在生死之间,生存有十分之三的可能,死亡也有十分之三的可能。《韩非子·喻老》:“人始于生而卒于死。始谓之出,卒谓之入,故曰:‘出生入死’”。指人的生命开始于出生,而结束于死亡。“出生入死。的意义已有发展。后来又增加了新义,用它形容冒着生命危险,随时有死亡的可能。宋·孙光宪《北梦琐言逸文》卷二:“我与尔累年战斗,出生入死。”用的就是这个成语的常用义。鲁迅先生使用这个成语时不囿于旧义,创造性地把“出生入死”中的“生”与“死”互换一下位置,便成了“出死入生”。《花边文学·看书琐记》:“巴比塞有篇很有意思的短篇小说,叫做     

从六朝人物画论视角看《文心雕龙》“辞采为肌肤”的含义

在《文心雕龙》的拟人化文学结构观里有“辞采为肌肤”一语。传统观念往往认为刘勰是把作为“肌肤”的“辞采”置于作为“神明”的“情志”之下,并反对华丽文辞对情感表达的妨害。但通过对六朝人物绘画中传达神韵、摹写形象等理论的分析会发现:受古代有机生命化哲学思维的影响,并基于六朝特殊的美学意识,六朝文学艺术领域里普遍存在既强调情感蕴藉,又重视形式美感,并借助形式来表现作品情感蕴藉的倾向。受此影响,《文心雕龙》中的“辞采为肌肤”既表明语言是文学的物质存在基础,又体现了文辞独立的审美价值,且认为文辞对思想情感有积极的表现作用。只有充分重视《文心雕龙》中语言形式观的复杂内涵,才能对刘勰有机生命化的文学结构观有深刻理解。     

释“士”

《邶风·匏有苦叶》:“士如归妻,迨冰未泮。”《卫风·氓》:“于嗟女兮,无与士耽。”《郑风·女曰鸡鸣》:“女曰鸡鸣,士曰昧旦。”《郑风·溱洧》:“士与女。” 诗中“士”都指男人,非公卿大夫士之士。 《说文》:“士,事也。数始于一,终于十,从一十。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这是古人无事生事做的文章,与“士”造字之源不相干。     

魏晋六朝“人的觉醒”与“傲岸泉石”

《文心雕龙》是中国文艺理论史上的巨著,“龙学”作为一门久盛不衰的显学,近百年来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仍然缺乏深入细致的文献考证和研究分析。魏晋六朝“人的觉醒”主要体现在士人真挚的情感、独立的人格、精神气质美中。“傲岸泉石”出自《文心雕龙＆#183;序志》篇“赞曰”,作者对其进行了细致的考辨,认为其词义涉及文学创作的主体与客体、人与物等一系列关系,甚至可以说是全书文论思想的一个浓缩。以往对它的解释大致可以归为三种：纵情山水说、高傲隐居说、逍遥自得说,并分别与真挚的情感、独立的人格、精神气质美相呼应,每种说法都有合理之处,亦有不足。“傲岸泉石”体现了文学创作中的主体意识的觉醒,肯定了创作主体在文学活动中的主导地位与主体作用。     

《诗经》中的“于归”和“有行”

《诗经》中,“于归”和“有行”的意思都是“女子出嫁”。但是二者的使用对象和时间却截然不同,决不混用。“于归”一词见于《诗经》的《周南·桃夭》,《周南·汉广》、“召南·鹊巢》、《邶风·燕燕》、《豳风·东山》五首。《桃夭》篇中凡三用:     

汉魏六朝诗文中的“陇首”意象及其文学意蕴

陇首是关中与西北的天然阻隔,其独特地理位置与文化意义使“陇首”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意象.汉魏六朝时期是“陇首”意象的形成和丰富期.两汉典籍中的“陇首”还多是地理意义的称引,但已经开始赋予了更多的文学和文化意蕴.《陇头歌》丰富完整了“陇首”意象的文学意义,并凝结为一个文化符号.南朝文人运用“陇首”意象表达人生、生命的无奈与悲怆,其边塞诗的创作奠定了唐代边塞诗高峰的到来.     

鲁迅、郭沫若与“意识流”手法

<正> 发明“意识流”这一术语的,是美国实用哲学家、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第一个有意识运用“意识流”手法的是英国女作家陶洛赛·理查逊;第一次把“意识流”术语引进文学评论领域的是英国评论家梅·辛克莱尔。弗洛伊德和容格的心理学理论,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尼采和叔本华的“唯意志论”等现代反理性主义的各种哲学流派和社会思潮对“意识流”文学都有影响。在我国,由于王蒙同志在其《蝴蝶》、《布礼》、《风筝飘带》、《春之声》、《夜的眼》、《海的梦》等创作中自觉地运用了“意识流”手法,结果引起评论界的注意和争论,“意识流”这一术语才逐渐和广大读者相识起来的。不少人据此以为:“意识流”只是近两年才被引进中国文坛的,王蒙是我国最早的借签运用“意识流”手法的作家。     

“学而优则仕”辨

《论语·子张篇》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这段语录,探其原意,实质是谈“学”与“仕”的关系。在“十年浩劫”中,把子夏这一言论指之为“集中地概括了孔丘的教育方针和办学目的”,并上挂下联,口诛笔伐,“叫它永世不得翻身。”假令孔子有幸健在,他是要求给予平反的。当然,作为孔子的文学高徒——子夏的言论,也可能师承了孔子的思想,因为《论语·先进篇》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这里的“野人”是指在野的平民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