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别流变:汉赋研究的另一种思路

在一般文学史或赋史研究著作中,对汉赋发展的描述常以骚体赋、大赋和抒情小赋为顺序展开,然而这并不符合汉赋发展的实际。因为东汉末年的抒情小赋与西汉初年的骚体赋可以说是汉代抒情言志赋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形态。而与抒发“士不遇”情结的抒情言志赋一样,苑猎京都大赋和咏物赋在汉代也有一条贯穿始终的发展线索。而且赋家常选择不同的体式表达不同的情感需要。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对以上三种汉赋体式的类别流变过程逐一进行区分和细究,即以汉赋三种体式的类别流变来描述汉赋的发展。     

论宋代文人词学观的矛盾性及其价值

宋代文人词学观的形成和发展是与曲子词的发展相适应的。但由于词史发展的特殊性，宋人的词学观在形成、发展过程中便产生了诸如诗化与词化、典雅与俗艳、抒情与言志、自然与雕琢等一些矛盾。正是在这些矛盾力量的彼此消长中，宋代文人的词学观才走向成熟，从而有力地推动了词从近乎缠令的游戏工作逐渐发展成为抒情言志的“美文”。     

经学与文学关系的多维观照——以北宋古文理论与创作为中心

本文以北宋古文理论与创作为对象,探讨中国古代经学与文学的复杂关系.宋初文人的 "尊经"观念对古文理论产生不同导向,一些古文家在理论上为古文的发展开拓空间,在创作实践层面,文人对经典的体认深入古文创作,而古文技艺之进展,又反过来推动释经活动.当一家经学成为官学之后,古文家保持独立的人格和文格,并未完全屈膝于国家意识形态之下.文本最后对"经术派"是否存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花卉画"四君子"的文化意蕴

人画在绘画中注重象征意义和人格的体现。“四君子”即“梅、兰、竹、菊”共同的特征，就是高洁、虚心、气节、坚贞，不屈不挠。这与中国化所崇尚的人格品质是有着一致性的。因而历代人墨客用“四君子”来象征和表白自己崇高的人格并寄托自己的胸臆，人画家借绘画抒情寄兴、状物言志，表现高洁品格，千百年来被反复歌咏经久不衰。     

论陈子昂对屈骚的接受

陈子昂与屈原有相同的文化思想品格,但缺少屈原的怀疑精神;接受"发愤抒情"的文学传统,却没有屈骚"忿怼之极"的强烈之情;托香草美人以抒情言志,本于诗人悲剧命运的相似性,人格心理的认同感.故陈子昂对屈骚既有接受,也有变异.     

陆机“赋体物而浏亮”与中国抒情传统中“体物”诗学诗艺的建构

中国抒情美学物我情境互动中的“物”除了在“情志”聚焦范围下被选择呈现外,还有一个穷形尽相,曲尽物貌,求情感、情景、情事之妙的“体物”传统。“体物”诗学诗艺关联着中国抒情传统的一个重要维度———“物”。陆机在《文赋》中首先提出了“体物”这个理论命题。当超越“赋体物”这一单纯文体自觉的层面来理解“体物”的时候,“赋体物而浏亮”对“言志”“缘情”主导下的中国抒情传统“感兴”论述是一个重要补充。职是之故,“赋体物而浏亮”的理论贡献和诗学意义需要放在“中国抒情传统论”中来认真地整理与阐释。     

论理学对南宋后期辞赋文学精神的规范与重塑

文学精神是文学于哲学思想层面诸多意义的集中呈现。在南宋后期理学一尊的学术环境中,文学精神的基本问题是理学以何种方式对文学进行规范与重塑,并以何种形式在文学中展示出来。人生之本然,是文学创作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但当时的辞赋创作,对生存意义思考的热情大大下降,此期人文精神的核心体现在个人道德人格的臻于纯粹。当时的抒情言志赋热衷于是,深于忧患的人文情怀被道德自足代替了,文学中的乡居描写也为理学的齐家观念所重塑,重在描绘其乡土情韵,更具生活气息,更具醇厚之美。南宋后期理学家的治平理想是构建一个超稳定、超和谐的封闭社会,因此,对家国的忧患意识逐渐淡出辞赋,代之以对风俗醇厚的社会图景的憧憬与描绘。     

诗画本一“理”——论宋代山水诗对山水画的影响

宋代诗歌拓开言志抒情与写景状物相结合的创作路径,说理成为显著特征之一。绘画的审美功能主要是写景状物,宋代山水画于深邃隽永、理趣盎然的山水诗歌处受启发,在传神写照的基础上寄意抒怀,以作诗的方法来作画,追求物之生理与人之情理的应会契合,充分挖掘出绘画抒情言志的审美功能,使宋代绘画的创作呈现出显著的文学化倾向。     

论汉魏六朝游艺赋中的礼文化及其政教内涵

汉魏六朝时期礼文化发展较快,五礼成为国家的礼仪制度,影响广泛。在此背景下,数量丰富的游艺赋表现出明显的礼文化特征,作者在创作中多侧重描写与游艺相关的礼义、规则、流程等,淡化其娱乐色彩,希图以此来强化皇权正统,塑造君子人格,宣扬德政理想,表现出文人虽身处乱世而积极回应与构建以礼为中心的精神空间的努力。由此可从一个方面说明礼乐精神在中国士大夫的人格塑造和精神成长中的重要性,也可窥见社会思潮和文化发展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之一隅,对唐代游艺赋的创作亦有直接影响,沉淀为游艺赋创作的一个文化传统。     

班彪《北征赋》文史价值考论

《北征赋》具有重要的文史价值,它不仅反映了两汉易代之际文人的生活状况,为了解文人的创作心态提供了重要资料;而且上承屈骚精神,下启引史入赋、借史咏怀的抒情小赋,具有重要赋史价值。《北征赋》以近乎直录的方式保存了许多史料,对进一步了解秦汉时期的交通状况、班彪民族观的形成以及汉代四家诗的发展等多有裨益。     

道教步虚词及其对文人创作的影响

道教发展到六朝时代,开始运用一种特殊表达样式——步虚词来作为宣教的重要辅助工具。步虚词具有极高的宗教艺术价值,它的出现开创性地丰富和发展了文学创作;同时,这种样式又深刻影响后来的文人创作,包括南朝的庾信,唐代的韦渠牟、顾况等许多诗人借此来言志抒怀。文人步虚词在模拟道教步虚词关于仙趣和宗教功能的抒写中,一步一步地把它转移到借题发挥、抒情言志的中心上来,从而拓展了步虚词的表现领域和情感内涵,同时也使一些文人的创作倾向和风格体现出某些变化和新意。     

赋的源流与士人的政教话语行为

“赋”在早期是一种士人君子在特定的场合相互表达、交流政教观念的话语行为,后来与《诗》这一公共话语资源紧密结合,形成了流行于春秋时期的赋诗言志的传统。但在战国时期,随着《诗》这一公共话语平台与礼乐制度一起崩坏,有着崇高政教理想的贤士大夫,以作诗的名义表达自己离谗忧国的情志思想,至此,“赋”这一古老的政教话语行为,在屈原、荀子等人手中落实为一种独立的文本形式。     

陶渊明与王绩的归隐比较研究

陶渊明和王绩都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隐逸诗人.陶渊明生活在晋末宋初,王绩生活于隋末唐初.世道的跌宕,朝代的更替,礼乐的崩溃,官场的凶险无情地将他们的理想化为泡沫,现实社会的污浊与人格高洁的巨大反差,只能给他们带来悲剧的人生.人活于世,皆以对自身价值与现实的权衡来调控自己的生活态度.正因为陶渊明、王绩珍重自己的理想、人格,故“遇乱世不为苟存,不如避之以浩吾行.”他们几仕几隐,最终告别了官场,隐居田园,陶然于田园山水的清静,固守于粗茶淡饭的清贫,悠游于精神世界的自逸.他们都有良好的秉赋,相似的生活经历、修养、气质与情趣.也都有崇尚自然的思想,他们都以他们独特的行止与才华,真朴地歌唱自己的田园生活、思想和情愫,而这些都为我们比较研究这两位隐逸诗人提供了依据和可能.     

汉魏六朝的“赋末附诗”及其文体学意义

当赋体文学发展到东汉时,有些赋的末尾开始出现诗歌,在体制上属于赋的一部分,学界多以"赋末附诗"称之。纵观整个汉魏六朝,涉及赋作11篇,附诗18首。赋家在赋末附诗,主要是源于抒情言志的需要;同时,五七言诗的出现,也是重要因素。这一文学现象背后,暗含的是诗歌和辞赋之间相互承续、渗透和影响的复杂关系,故"赋末附诗"也为汉魏六朝的诗歌和辞赋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依据和视角。     

白居易在宋初的“影子”——论白体诗人李昉与白居易

宋初,举朝上下弥漫着一股崇尚白居易的风气,宋诗也以“白体”开始了自己的发展历程。一直以来,学者多关注宋初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诗人王禹偁对白居易的学习,然而王禹偁却推崇另一位诗人“须知文集里,全似白公诗”,此即当时一位颇受皇帝重用、位高权重又喜好赋咏的李昉。李昉在宋初堪称白居易最忠实的追随者。与王禹偁受困于仕途的坎坷磨折不同,李昉更有条件追仿白居易的闲适生活和闲适诗风,由此也成为宋初主流风尚接受白居易的代表,代表着王禹偁之前宋初“白体”的真正风貌。     

苏辙辞赋创作研究

苏辙辞赋创作的主要体制形式有文赋、骚体赋和四言赋。苏辙的辞赋创作是其生活理趣的生动写照,同时也是宋代文人士大夫生活情趣、审美风尚和赋学观念的一个反映。考察苏辙的赋作创作,在辞赋的形式、题材等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其文赋的创作,是北宋古文家"以散言为赋"的一个典型;其骚体赋既是对屈原"发愤抒情"的精神传承,也是北宋中期经世致用思潮的反映;其四言赋,则是拟古的结果。苏辙辞赋创作的这些探索,对北宋后期苏门文人的辞赋创作起了很好的引导作用。     

从因袭模拟到创新发展——略论汉代抒情赋艺术创作的演变轨迹

对于有汉一代文学之代表的汉赋,人们历来注重叙事体物大赋而忽略抒情赋,这是十分偏颇的.全面考察汉赋的发展历程就不难发现,叙事体物大赋只是兴盛于两汉某些特定历史时期(主要是西汉中期至东汉中期),在叙事体物大赋于西汉中期兴盛之前和东汉中期衰落之后.赋坛固是抒情赋的兴盛时期,即使在西汉中期至东汉中期叙事体物大赋雄霸赋坛时,不仅其他作家仍然写作抒情赋,而且那些以叙事体物大赋著称的作家,如马、扬、班、张也同时写有不少抒情赋,可见抒情赋贯穿两汉始末,因此只有把叙事体物大赋与抒情赋结合起来考察,才能更加完整地认识汉赋的发展演变历程.同时我们     

论北宋的典礼赋

北宋典礼赋的创作是比较繁荣的,宋太宗努力营造一种太平气象,典礼赋的创作兴起。真宗为了显示化致升平的气象,大行典礼,粉饰太平,典礼赋更盛。仁宗亲政之前,刘太后摄政,承真宗之余绪,也出现了一些颂美之作,明道、皇间的赋坛颂美赋的创作十分兴盛。宋初的典礼赋重在描写典礼仪式,歌功颂德的主题表现得较为隐晦。而澶渊之盟后的典礼赋则渐渐表现出处身治世的豪情,对皇德的歌颂较为直露。政治变革运动的兴起,切于时弊、有为而作的文学观流行,粉饰太平的典礼赋趋向消沉。气势恢宏的典礼既可以体现出王朝的声势,也可以使文人对现实的衰败产生些许空幻的寄托与愿望。北宋后期仍有人创作典礼赋,以寄托强国的迷梦。     

“继作”“共作”与“赠答”——魏晋赋创作范式的转变及其意义

魏晋赋创作中的同体继作、同题共作、以赋赠答三种创作范式,既是赋家适应当时崇尚典雅、喜好模拟的文学风气而所做的必然的选择,同时也是赋家由纯粹的御用文人向有独立人格的文士的身份转捩而带来的赋体创作上的趋新手段.这促进了当时赋的传统体裁、题材的创新和赋的小品化、抒情化.     

赋体文学的生命本质——论魏晋南北朝抒情小赋的铺陈特征

“赋者,铺也,铺采擒文,体物写志者也”。赋体文学的生命本质即在于铺陈。无论两汉的体物大赋或是魏晋南北朝抒情小赋,都以铺陈作为自己的生命本质和根本艺术表现手法。然而,铺陈虽然是所有赋体文学的本质特征,但由于赋的题材内容及其体裁的不同,其铺陈的手法也不尽相同。为此,本文拟从纵的方面以体物大赋与抒情小赋的比较、抒情小赋与同类或同题诗的比较看抒情小赋的铺陈特点,此外,对于骈体抒情小赋,本文拟从横的方面对其内在规定性(受情感抒发的制约)和外在结构方式两方面予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