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信访制度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信访制度的功能也发生改变,信访制度逐渐成为权利救济的制度。目前我国信访制度在运行机制、机构设置、制度绩效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由此应进一步深入研究我国信访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对策和措施。     

信访制度的法治化改革:广东个案

信访制度是一项植根东方文化、颇具中国特色的制度设计,近年来因信访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而备受争议。《广东省信访条例》起草过程中对信访功能定位法治化、信访程序法治化、信访组织体制法治化等方面作了有益探索,力图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破解信访困局,通过地方立法为信访工作和信访活动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广东省的做法或可为全国范围内信访立法质量提升提供镜鉴。     

法治视野下的涉诉信访与司法的冲突与平衡

我国涉诉信访制度是集反馈民意、权力监督、权利救济、纠纷化解、维护社会和谐于一身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权利救济制度和权力监督制度。但涉诉信访毕竟与当代的法治精神相背离,与司法的冲突难以避免,我们只有将涉诉信访纳入法治的轨道上,才能使其发挥其合理功能。     

信访次生问题及其防范治理

信访次生问题是在信访权利实现过程中,由信访元问题滋生出的新问题。元问题未解决,新问题又滋生,这使政府与访民双方备受其累,饱受其害。本文认为,把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置于民主、科学、法治的基础上,实行信访有理推定,加强信访效能监察,强化基层干部陟罚臧否的民众话语权,推进信访体制的改革与创新等,是当前防范信访次生问题频发、彻底破解信访难问题的重要选择。     

信访制度成本:一个中国式社会问题

信访制度的近60年历程中,在反映民情民意、加强民主监督、进行权利救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信访活动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以及引致的相关问题,使这一制度承担了相当的制度成本,形成了包括政治成本、经济成本、社会成本在内的"三位一体"的信访制度成本结构.如何通过改革信访制度提高制度运行绩效并有效降低制度成本,显然成为当前必须认真研究的重要课题.     

解读信访制度

信访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项制度,其具有信息反馈、法律监督、权利救济的诸多功能,对中国的法制建设功不可没,但是在新形势下,为了更好地发挥信访的功能,就必须在信访的界定、信访机关的权力、信访与司法的关系等问题上对之进行重新的解读。     

信访工作标准化问题研究

当前,各类社会矛盾的产生和冲突体现为日趋增多的各类信访活动;大部分信访问题产生于基层;基层信访问题的产生与信访工作缺乏科学标准有重要关系.如何进一步明确信访程序,规范信访行为,优化信访秩序,防止信访问题处理的随意化,减少因信访问题处理不当而引发"次生矛盾",避免信访事项上升为冲突或群体性事件,信访工作法治化是必然要求.信访工作走法治化之路是战略选择,而从现实可行性考虑,信访法治化必须做好的基础性工作是信访工作的标准化建设,这也是我们目前比较忽略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信访脱困的可能思路——基于权利保障维度的讨论

学界和实务界一直致力于讨论和探索信访制度的改革.信访的困境缘于对信访人信访行为的权利内涵和边界在规范上尚未厘清,以及相应的制度保障的不足.在宪政的理念和框架内,信访应当以权利和权利保障为思路予以重新定位,最终信访也应该是一个在法的框架内予以解决的问题.由此,需要从观念和制度两方面对之重新审视和设置.     

论非典型权利质押

我国现行担保法律有关非典型权利质押的规定过于简单 ,有关司法解释失缺规范 ,实践中争议较大 ,本文对非典型权利质押的称谓、性质、范围以及质权的设定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评南海案历史性权利诉求的管辖权与可受理性裁决

对于菲律宾提出的所谓历史性权利诉求,南海仲裁案仲裁庭作出的《管辖权与可受理性裁决》肯定了中菲之间存在有关争议,并认为有关诉求不具有完全初步性质,其管辖权问题将与实体问题合并审理。仲裁庭对有关争议定性的裁决建立在对中方有关主张的曲解之上,其有关管辖权问题的倾向和态度也值得探讨。仲裁庭的有关做法并没有尽到"查明管辖权且有关主张在事实和法律上确有依据"的义务。仲裁庭不应在无法客观判断争议是否真实存在、无法明确管辖权的情况下强行对有关问题作出裁决。     

体制性吸纳与建制性协商:群体劳动争议的差别化治理

我国目前多发的群体性劳动争议并非传统意义的集体劳动争议,实质是群体劳动争议,突出表现为以权利争议为主要内容,缺乏工会参与,往往是先停工再协商。群体劳动争议的发生,可以社会燃烧理论进行解释,即特定用人单位(或用人单位群体)未能合法保障劳动者权利是发生群体劳动争议的"社会燃烧物质",相关偶发事件的发生是酿成特定群体劳动争议的"导火索",信息不对称下媒体的不当宣传则是"助燃剂"。对于如何从整体上减少群体劳动争议的发生,应从体制性吸纳和建制性协商两个方面着力。一方面,通过政党、人大、政协、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的体制性吸纳,促进现行体制与社会各阶层、各方面的充分沟通,保持信息透明,消除劳雇间的误解,从而促进劳资和谐。另一方面,则发挥好工会、企联等组织的作用,创新劳动者与企业之间的协调方式和程式,抑制群体劳动争议外溢,促进群体劳动争议的内部消解。     

涉诉信访制度困境与解决机制的整合

涉诉信访属于涉法信访范畴。近年来,涉诉信访数量居高不下,严重影响了我国司法的权威与社会的和谐稳定。涉诉信访面临一系列的制度困境。涉诉信访解决机制存在严重的失衡与缺陷。我们应加强信访与行政的良性互动机制及综合治理机制等方面的整合,构建相对独立的司法解决机制、涉诉信访与申请再审分流机制、司法最终解决机制。     

转型期非制度化信访的突出问题及原因剖析

我国社会转型期非制度化信访问题突出,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信访制度面临着法律上和现实上的困境.解决信访问题的根本途径是改革信访制度,为此,就要对非制度化信访的突出问题及其原因进行深入的剖析和研究,以便于矫正非制度化信访行为,实现信访的法治化.     

浅论劳动合同的法律适用

随着《劳动合同法》及《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的实施,劳动争议案件呈逐渐增加的趋势;且劳动合同实践也呈现出新的趋势,主要表现在用人单位采取规避法律,扩张自己的权利,限制劳动者权利的新措施。笔者主要从劳动合同法律适用的法律解释和推理、劳动合同文本提供、有关社会保险约定三个问题进行了法理上的阐释,以期有助于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和法律的正确实施。     

关于信访法律属性的再思考

信访的法律属性众说纷纭,也正是因为其属性不明确而导致功能紊乱,颇受诟病。从信访的历史发展以及信访在当前中国的法治地位与作用来看,信访同时具有政治参与与权利救济的性质。当信访的法律属性明确之后,与信访相关的一系列问题才可以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试析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重构——以行政争议解决机制的优化为视角

在我国司法权威不高以及信访作为制度外救济途径的大环境下,伴随着国家法治化的转型,行政复议很难跳出内部监督公信力低和实际功效差的制度窠臼,实际上已经脱离了先前的制度预设轨道.显然,制度的微调已无法解决现行制度的困境,因此,我们有必要对现行行政复议制度进行重构,从而带动整个行政争议解决机制的制度性调整,实现信访、复议与行政诉讼之间的有效衔接和整个行政争议纠纷解决体系的优化.     

论行政争议产生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在行政管理领域,社会冲突具体地表现为行政争议,即行政主体在行使职权过程中,与作为行政相对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所发生的有关行政法律关系上权利和义务的争执。主要探讨行政争议产生的原因,论述国家设定的解决行政争议的具体方式。     

论和谐社会的法治根基

和谐社会的构建有赖于法治,法治的发展进程与对法治的精神或根基的理解有关。在人类步入法制社会以来,有关法治的精神或根基有两种基本观念,即以权利为中心的个人主义和以义务权利(或社会权利)为中心的整体主义。从两种观念的存在基础及基本观点看,以义务权利(或社会权利)为中心的整体主义不仅符合现今法的精神的演变趋势,也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中,必须转变以权利为中心的法律观念。     

化解我国信访制度困境的理性路径论析——基于信访制度改革争论的反思

近年来我国信访活动面临严峻态势的同时,信访制度亦遭遇着重重困境.在此情形下学界围绕信访制度改革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并大致形成三大观点:“强化论”、“废除论”和“分离论”.对此三种观点的反思,有助于分析其各自存在的缺陷与不足,并能为我国信访制度困境的化解打开另一个窗口.总括而言,分离信访制度的权利救济功能而传播法治精神建设法治国家是一种必然.在未来一个时间段内规范信访程序而力避行政权力“越界”解决信访问题,约束政府权力与追求司法独立公正并举,建立普通民众利益表达组织和社会中介机构提供法律援助,把握利用好此过程中两类事例产生的正负“效应”,均应纳入化解我国信访制度困境的理性路径范畴.     

当下信访困境及其出路

作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信访制度在了解民情、化解矛盾、公民监督和提供决策信息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信访问题也随之成为关系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居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以大规模和诉求多样化为特点的信访高潮已经出现,信访制度也引发了广泛的思考和研究。笔者从制度学视角对该制度进行分析,以获得对当下信访困境及其出路的新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