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有效治理的理性路径论析——一种基于公共理性的研究视角

近年来一系列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频发,暴露了我国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尤其是基层治理模式存在着较严重的问题.我们应在深刻反思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基础上,把各地有效应对群体性事件的个案经验汇聚成制度化成果,从地方治理体制、机制上积极探索有效预防和减少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理性路径.走向现代公共治理是有效应对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构建区域和谐社会的公共理性之路.在各级政府主导下,多元社会主体制度化参与公共治理过程,并在完善公共治理的基础上,构建"地方公共治理、跨区域的府际合作治理、官民合作治理、社区公民治理"四者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的"大治理"模式,是有效预防和减少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公共理性诉求.     

论公共价值的生成与实现

公共价值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文化背景下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指客体的公共效用、主体的公共表达和具有公益导向的普遍规范。公共价值的凸显以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危机、合法性危机和全球化危机为背景;公共价值的生成以物的公共性为客观基础,以公共理性为主观条件,以公共领域为社会前提;公共价值的实现以公共治理为理想途径,以心性修养为重要方法。     

公共品牌创建与治理研究:意义、现状及趋势

公共品牌作为品牌产权归属主体及使用权具有公共性质的品牌对于社会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但疏于治理致其资产流失及低效现象严重.公共品牌存在广泛,功能重要,其创建与治理较为复杂,任其自由发展对社会资源浪费很大.而且,公共品牌承载着社会文化的创新与变革,是社会文化在一定时期的凝结与体现.因此,对公共品牌进行持续、系统的研究意义重大.     

公共治理变革中的理性谱系解析

理性的演进构成了公共治理方式变革的内在推动力量.古希腊的哲学理性是理性的原生态,追求的最高价值是正义.古希腊的哲学理性,带来了主要依靠智慧的城邦式公民自主的公共治理方式;中世纪的宗教理性,伴随的是主要依靠信仰的高度集权的公共治理方式;近代以来的科技理性,形成了依靠科学的层级规范的公共治理方式;当代的人文理性,催生了以人为本的多元协商的公共治理方式.人文理性是在更高层次上对古希腊哲学理性的回归,对正义的追求张显了人文理性的核心价值.在我国,要形成以追求正义为核心的公共治理方式,需要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用体制正义保证结果正义.其实质就是还权于民,实现权力和权利在公民身上的直接同一.     

公共价值观与公民道德教育

公共价值观是公民在公共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一种稳定的、理性的是非善恶观念,其以对社会公共价值的认可和承认为前提.公共价值观的要义在于公民能够从公民价值立场出发,理性而公正地参与公共道德生活实践.公共价值观的公共维度是公民道德教育不可缺失的组成部分,公民道德教育要引导公民对公共价值的认同、在公共生活中正确地行动.在现代型社会,公民道德教育承担着塑造公民公共价值观、培养公民美德、推动社会道德建设的任务.     

网络民主:公共协商与制度创新

网络社会的民主性基础使网络民主成为可能.网络民主是作为网民的公民借助网络的信息媒介,参与公共事件、影响政治社会决策,建构公共生活的网络集体行动创新过程.网络民主的功能取向在于公共协商与治理.网络民主的制度创新以导引公共领域的形成为核心目标;以理性的公共运用为条件;其有效性源于网络民主参与的集体行动与正式制度系统之间的互动联接.其具体路径在于:以公共性原则引导网络集体行动;促进多元理性的交往融合;促进信息共享;以地方性公共事务为当前的切入点.     

审视与反思:公共"治理"的风险及其挑战

公共“治理”的理论内核是主张通过合作、协商,确定共同目标等途径实现对公共事务的管理。作为一种发展中的实践和理论,也存在一些风险和挑战。诸如公共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对责任心问题构成的挑战;“国家空心化”对于政府调控能力以及行为方式的挑战;公共治理对于非政府机构组织自身能力以及政府理念的挑战等等。为了有效应对公共治理的风险与挑战,公共治理要重点解决四个层面的问题,即治理工具和操作手段的现代化、治理结构制度的构建、多元主体治理能力的提升以及理念的转变等。     

国家善治与公共文化治理的互动机理与路径统合

公共文化治理形成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逐步建成并完善的过程中,目的是为公众提供优质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从规范上看,公共文化治理的公共性符合国家善治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取向,关注的是公众与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目前,公共文化治理全民参与不充分,需进一步提升公众的认知度;公共文化治理中治理结构、治理过程、治理手段和治理伦理等方面存在的困境,都必须坚持和贯彻国家善治理念才能得到解决;公共文化治理对文化的公共性重视程度不够,需挖掘文化的公共价值,让文化回归公共领域。因此,为了提升公共文化治理效能,应坚持制度约束与德性涵养双重融合、人民至上与技术赋能双管齐下、政府委托与社会代理双向合作,优化公共文化治理生态,形成以人民为中心的公共文化。     

公共治理的基本逻辑与有限性分析

公共治理理论是当前社会科学的前沿理论之一。20世纪末,该理论被广泛地运用于政治发展和行政改革的研究与实践领域。本文以公共治理理论产生的社会背景为逻辑起点,阐述了公共治理的基本理念,并进而论证了在西方社会语境下产生的治理理论在观照中国现实或本土化过程中的理论边界或有限性。     

公民正义与公共治理

公共治理作为新的社会治理模式,需要政府、机构与公民通过商谈与对话达成共识最终实现善治。其中,公民正义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德性,它主张公民既能自觉地遵循正义的社会制度以及出于对话而达成的社会共识,又能主动地参与公共政治生活以获得社会共识,以及理性地批评与修正缺乏合理性的公共政策,最终实现公民与公共治理的双重正义。     

协商治理:一个成长中的新公共治理范式

协商治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开始形成的一种新型公共治理范式,主张公民通过一定的公共协商程序进行理性参与进而在公共治理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协商治理的理论与实践主要来源于协商民主理论及其在公共治理领域的应用以及一些原发性的民主治理创新,它遵循民主治理的理念,并追求公共治理中的民主真实性、更好的公共理性与公共政策的合法性等非效率性价值,因此协商治理的出现是一种治理的民主范式变革,并以此区分于其他公共治理范式。协商治理在现实实践中有多种形式,并产生了良好的治理效果与全球性的示范效应。基于实践中民主治理的需求以及特有的治理理念,协商治理可以成为一种具有重要影响的治理范式。     

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途径和要求探析

参与公共生活是公民身份的内在之意,从公民身份的历史传统、公民权利的要求以及公民身份的公共性都体现出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必然性。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现实途径主要包括参与投票、选举等基本政治活动;参与审议、协商等社会治理活动;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等基层公共生活;在非政府组织(志愿性社团、非营利组织)等社会组织中的参与以及在虚拟公共生活中的参与等。在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过程中,对于参与主体、法律法规、制度、组织和社会舆论等层面都存在着一定的条件和要求。在转型期社会的治理变革中,公民参与促进着分散的主体达成多边的合作网络,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有助于提高社会治理的效率,培育理性、自律的公民精神,促进社会主义治理事业的全面发展。     

公共精神的人文视界

公共精神包括个体主义精神、理性精神和整体利益精神三大要素,我国目前的公共精神建设的问题可以从文化中找答案,一是传统文化的缺陷,一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发展不均衡.应大力提倡和发展公民社会文化,以推动公共精神的发展.     

公共治理视野下的行政听证

行政听证是现代行政程序法中的核心制度,它起源并发展、发达于西方,但是它显现的尊重民意、制约权力的正当程序理念具有普适价值,在公共治理实践中对于民主决策、科学决策以及确保权力运作的公正性,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听证制度被引进我国后迅速发展,在行政处罚、政府定价等领域开始实际操作,但我国行政听证制度需要在适用范围、听证主持人的独立性、听证笔录的法律效力等方面加以改进和完善,以更好地适应社会转型期公共治理与和谐社会建设的需要.     

农村社会组织与农村公共危机管理

与农村税费改革前的诸多情况不同,后税改时代农村社会的现实景观使农村社会组织成为应对农村公共危机的重要力量。政府不是农村公共危机应急处理的唯一主体,农村社会组织也是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的重要力量。农村公共危机虽然冲击农民的生产、生活秩序,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催生农村社会组织的重要机遇。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公共危机的应急处置,客观上有助于实现政府与农民对公共危机的合作治理。对于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农村公共危机应急处理,应作出理性思考。     

批判的公共组织观——简评登哈特的《公共组织理论》

罗伯特·B·登哈特的<公共组织理论>一书通过对公共组织理论的哲学反思,梳理了公共行政领域的研究成果.在重新界定公共行政的基础上,提出了"新公共服务"的理念,强调了公共组织的民主、公平、回应性、知识性和学习性.登哈特的公共组织理论是一种批判性的理论,它超越了传统理性组织模型,倡导民主的治理,为我们理解和管理公共组织提供了一种可供参考的新思路,对于我国公共组织理论研究与公共服务实践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现代社会中的理性与公共理性

理性是社会行为主体对客体的一种能动的反映,它是人们认识自然和社会及其规律的一种基本能力.社会行为主体的理性在许多情况下,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工具理性,它是一种不完全理性,或称有限理性.人们在对理性反思的过程中,往往会从"理性至上"滑向否定和抛弃理性的极端.现代公共理性应该成为沟通和统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个人理性与国家理性、大众理性与精英理性的中介和桥梁,它是横跨国家(政府)、政党、利益集团和个人之间,并以成熟自律的公民社会为基础的利益整合的能力和机制.以公民社会为底蕴与后盾,现代公共领域的培育和公共理性的提升对我国政治现代化无疑有着深远的影响.     

“善治”出自于“良政”——公共理性视野中的服务型政府建设

社会治理的最佳状态是“善治”,要求社会主体平等参与治理公共生活,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政府作为公共权力部门,是社会治理结构中最重要的责任主体.实现社会治理之善,关键取决于政府自身建设.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是在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社会建设背景下提出来的,以公共理性的视野考察其价值取向和改革目标,“良政”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要求都能在其中得到体现.以服务型政府建设推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是正确处理“良政”与“善治”的关系,将行政体制改革与社会体制改革有机结合的理性选择.     

公共理性与社会和谐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中央提出的重要战略任务。在多样化的现实社会中,如何形成共同理想是我们必须认真考虑的重要问题。公共理性对消除分歧和冲突,促进社会和谐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们应该注重培育公共理性,以确保社会能够实现安全的运行和健康的发展。     

论政府在公共理性生成中的作用

通过对目前国内三种较具代表性的公共理性的界定的分析,本文提出公共理性是现代社会中沟通国家理性和私人理性的中介,阐述了公共理性的六个特征.在此基础上,作者详细探讨了在中国"强政府"和"弱社会"的背景中政府在推动公共理性生成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