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中上海的山东同乡团体

上海的山东商业行帮由来已久,早在清代顺治年间就与关东帮合建了关山东公所,为最早的山东同乡团体。山东商帮由于长期在沪经商,受上海城市近代化发展的影响,民族意识极为强烈。1919年,巴黎和会上列强对山东问题的无理决定引发了五四运动。在事关桑梓之际,上海的山东同乡团体不仅积极投身爱国运动,而且站到了上海各商帮的前列,将“保家”和“卫国”结合在一起了。笔者试对五四运动中上海的山东同乡团体的斗争作一论述,从一个侧面透视上海客籍商帮在五四运动中的斗争与作用。     

近代上海湖州商帮的演变及其特征

明清时期湖州城乡日趋繁荣的丝绸经济孕育了湖州商人群体 ,而近代上海开埠则为湖州商帮的崛起提供了契机。商帮在立足上海、重点投资丝绸业的同时 ,致力于地域性和行业性扩展 ,并通过组建传统与近代相兼容的地缘业缘团体 ,巩固了自身的地位。 2 0世纪 30、4 0年代 ,商帮虽然步入衰落 ,但也取得了一定的历史性成就。与其频繁的经济活动相适应 ,商帮在政治参与方面也是别具一格。     

近代旅沪徽商的"乡土之链"——徽宁会馆述论

近代上海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工商业城市,全国各地商人云集于此,"五邑杂处",其中徽商一直是活跃于该地区的重要商帮之一.传统中国强烈的乡土观念促使各地旅沪商人建立自己的同乡团体,以此来联络同乡之间的乡谊,维护同乡自身利益,因此,众多的徽商客居和贸易于上海催生了徽宁会馆.徽宁会馆在其存在的二百余年里,以其完备的组织机制和健全的规章制度,充分发挥了自身特有的社会功能,有效地凝聚了寄寓上海的同乡商人的向心力,同时也强化了徽商在异地他乡的团体意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旅沪徽商商业活动的长期进行.同时,做为一个客籍商帮的同乡组织,徽宁会馆还是近代上海城市商业发展历史过程的见证,在近代上海城市社会政治、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发展过程中起到过一定的作用,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上海城市发展的历史轨迹.     

报与城的互动：近代汉口报业发展与城市空间形塑

近代汉口开埠后在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中开启了城市现代化进程,报业也随之产生与兴起。近代汉口现代化过程中独特的地理位置、人口的空间性集聚、城市的空间格局和复杂的空间地缘环境是影响报业发展与兴起的重要空间因素。同时,近代汉口报业也通过构绘城市空间想象、推动城市空间生产、扩大城市职业空间和重构城市空间交往,不断扩展汉口城市空间范围、塑造城市空间形态。近代汉口报业与城市空间的双向互动,不仅赋予了汉口报业独特的发展指征,同时也强化了汉口城市空间的都市性与现代性,推动了汉口早期现代化进程。     

试析近代新疆汉族商帮的商业经营运作

近代新疆汉族商帮发端于清朝统一新疆之初,形成于左宗棠率军收复新疆之际,19世纪90年代已有相当实力,至20世纪30年代已有较大发展。汉族商帮在新疆近代经济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运作方式来看,近代新疆汉族商帮的商号多为资金上的合股经营、人事管理上的家族式管理、销售方式上的区域经营;汉族八大商帮十分重视商铺字号的起名;汉族商号无论经营的商铺大小,都非常注意人际关系的培养;汉族商铺遵守牢固、确定的商业习惯法,即“商业行规”。     

中国传统商业文化的现代转型——宁波商帮与晋商、徽商的比较分析

明清以来,中国社会上崛起的晋商、徽商等商帮,创造了辉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经营管理理念和规制,积累了丰富的商业文化。在近代,宁波商帮与晋商、徽商等商帮一样遇到西方的冲击和挑战,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本文拟从地理环境、经营领域、经营管理方法、商业文化、近代命运等方面,对历史上的宁波商帮与晋商、徽商进行细致的比较,分析中国传统商业文化中的现代因素,展望未来。     

浅析江右商帮的没落

明清时代,活跃的商贸活动培育了许多商帮,江右商帮在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然而,在鸦片战争以后,江右商帮没落了。本文以史为鉴,借助史料展示江右商帮的兴起和没落,分析了江右商帮没落的原因,力图揭示在我国封建商品经济向近代经济转变情况下,不积极进取,参与竞争,违背市场运行规律,就要受到惩罚的。     

近代汉口棉花贸易的盛衰

汉口是近代中刚内地最大的棉花集散市场和消费市场。近代汉口棉花贸易的发展和演变,无疑是中国近代经济史中一个值得认真研究和总结的课题。一汉口地处长江、汉水交汇之区,“道通九省,冠盖辐辏”清中叶即列国内四大商业名镇之首,“为楚中第一繁盛处”,近代汉口棉花贸易的发展是这一时期湖北植棉业迅速崛起的直接反映,它大致以甲午战争     

近代天津会馆与同乡组织及其慈善公益活动

近代天津是一个"五方杂处"的移民城市,各方移民移居该地后,为了联络乡谊、互相帮助、共同发展,往往因地缘或业缘的关系组成会馆或同乡组织。这些组织为了同乡人的共同利益,往往在客籍地举办诸如收容落难同乡,设立义地,为同乡子弟开办学校等公益性的慈善活动,这些活动不仅惠及身在异乡的同籍人,而且还融入到客籍地民众生活中,构成了客籍地慈善救济事业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论茶叶对晚清汉口市场的影响

茶叶在中国经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生产方面,茶叶是中国许多地区广泛种植的经济作物;在国内贸易乃至对外贸易方面,茶叶倍受人们青睐。迄至近代,伴随着外国商品涌入中国市场,品种繁多的土货在不平等条约的阴影下源源不断地输往国外,其中茶叶的交易额十分巨大。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汉口是近代中国第二批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茶叶成为汉口市场进出口贸易的最大宗商品。本文仅就茶叶对晚清汉口市场的影响予以论述。这里所谓的“晚清”,系指１８６１年汉口正式开埠,直至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爆发,亦即清朝的最后五十年。从总体上看,我认…     

客商与近代汉口茶市的兴衰

茶行作为近代汉口八大行之一,其行业内部形成了收购、加工、销售一条龙的完整的运行机制,实现了向以机器生产为标志的近现代工业业态的转化,其兴衰也深受国际市场的影响。而在近代汉口茶市每一阶段的发展过程当中,都离不开客商的积极参与。众多客商在汉口茶市的作为,推进了以汉口为中心的茶叶销售网络的形成,促成了汉口茶叶行销以出口为主的市场导向,促进了汉口茶商群体意识的觉醒和茶叶交易市场的规范发展,推动了汉口茶叶制作技术创新及工商一体化格局的形成。     

土客互动与区域市场的内外共建——以近代兰州区域市场为中心的分析

土客互动是客商与客籍区域市场发生互动关系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也是推动客籍区域市场发展、达到内外共建目的的重要手段。文章以近代兰州区域市场为中心展开分析,揭示了土客互动的基础在于土客分工;土商与客商在商品结构上的存在广泛的分工与合作,并共同构建了近代兰州城市的商业地理;土客替代是土客互动的变异形态,"在地化"客商是客商向土商转化的一个前奏,也是客商与土商相融合的集中表现。     

转型期的汉口民俗──清末民初汉口民俗研究

汉口居武汉三镇之首，是华中地区的重要商业都市，晚清时期，它仅次于上海，被人们誉为东方的芝加哥①。汉口位于长江，汉水交汇处，水陆通畅，为“九省通衢”之地，是中国东南与西北联结的关节点，它的经营形态、民俗风情，既有异于西北内地城市，又区别于东南沿海地区，呈现出独有的中部特色。清末民初是社会的激剧变革时期，也是汉口由传统城市向近代都市演变的转型期。这一时期的民俗现象复杂多歧，色彩斑斓。在此，仅截取这一历史断面，进行分析、探讨，期望对中国都市民俗发展史及当代武汉民俗的理解与研究有所裨益。一、清末民初汉口…     

论外来人口与近代汉口经济发展与变迁

在近代社会巨变的大背景下,外来人口向汉口的迁移和流动,对汉口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同时也存在负面影响.本文试图探讨外来人口与近代汉口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并力图对其作出深层次、多角度,具有新意的分析和解读,以期对当代城市的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论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与钱业的互动关系(1908—1936)

近代汉口商业贸易繁荣,外资银行业发达,钱业根深蒂固,在这特定的时代里,新兴的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与钱业发生了激烈碰撞,产生了互动。在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初创期,它借助浙商这个纽带,整合在汉浙籍商人的实力,与钱庄发生密切联系,在放款、货币发行,以及抵御金融风潮中与钱业展开了良性互动。但由于两者的利益冲突,以及银行公会的发展壮大,两者的互动广度和深度逐步缩小。近代中国金融领域,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与钱业的互动关系,虽然体现了近代银钱关系的一般特性,但同时又兼具显著的地域性和时代性。     

清代移民社会商业纠纷及其调处机制：以重庆为例

清朝时期，繁荣的商业及以移民为主体的人口结构。使各种商业纠纷突现。具有不同省籍的移民商帮、会馆间在商帮经营范围、劳资关系方面存在一些矛盾。在清朝时期的重庆，社区、亲邻的调处能力不及商帮、会馆的调处能力。而正式的司法审判通过多种形式介入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     

旅汉粤商与晚清汉口茶叶贸易

晚清旅汉粤商主要以茶业起步,为汉口“茶叶六帮”之首。通过对其与以汉口为中心的两湖、宁祁茶叶贸易互动之考察,可知粤商既从事对英之红茶贸易,亦涉足对俄之青（米）砖茶贸易,对近代新式商人组织汉口茶业公所之创建,出口华茶品种改良及技术革新等方面有突出影响,催生了“兴商公司”这一近代汉口最大的华资机器制茶公司。同时,晚清旅汉粤商虽以华茶出口业起步,但并不局限于此。他们与外商联系密切,营业也随之而调整变化,参与了晚清中外军火贸易、轮船航运、机器纺织、城市房地产开发等新式行业的创设,为汉口城市近代转型做出了贡献。     

对客商与汉口互动关系的历史透视——读袁北星《客商与汉口近代化》

正我们正处在城市时代城市是人类文明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沿着城市发展的历史轨迹,研究城市运行规律,破解城市发展难题.是历史使命,也是时代要求在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中,外来移民成为一个重要的动力因,移民与城市之间的互动关系成为近代城市史研完的一个重要课题。湖北省社科院袁北星研究员所著《客商与汉口近代化》(湖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是对这一研究领城的重要开拓,该书记录了近代汉口的工商业辉煌以及众多客商的奋斗梦想,为读者展示了近代汉口作为商业移     

民国时期商人团体与财政治理——以汉口商会为中心

财政为庶政之母。在近代政府公债的承募、货币改制及税政改革过程中,政府多依靠逐渐兴起的新式工商团体的作用实现财政功能的拓展。汉口商会作为区域商人利益集体代言人,在财政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民国时期汉口商会就财政举债积极发声,参与政府对公债的整理以求维护财政信用与债权人利益。为维护商利,汉口商会不仅参与地方货币的整顿,更积极倡导币制革新,谋求币制统一。随着新式工商税收的相继开征,汉口商会从纳税人角度就税率标准、征稽方式等与政府展开了深度的互动,甚至在税法的修订、减征或缓征等涉税问题上与政府激烈博弈。政商之间围绕财政问题互动博弈一定程度展示了近代新式商人组织参与国家财政治理的复杂面相。     

近代武汉社会风俗的嬗变

社会风俗嬗变之滥觞清末五十年(1861—1911),是中国社会急剧变革的时期,也是武汉社会风俗由传统向近代嬗变的滥觞时期。城市近代化的历程,通过以下三个方面使武汉社会风俗发生了演变。 1、近代物质文明的冲击 1861年,汉口被迫开埠通商,大一统的封建秩序遭到破坏,社会出现躁动与不安,传统风俗在西俗的冲击下开始发生嬗变。物质生活条件的变化,是风俗习惯变化的首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