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管治权语境下中央对香港的监督

在我国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下,国家的主权按照规定由中央统一行使,中央以"一国两制"方针政策为依托对香港实施全面管治权。根据十九大报告可以看出,中央要按照法律规定,采取有效的措施,保障全面管治权的实施,从而使陆港双方的交流合作得到深化。全面管治权一词首次出现在《"一国两制"在港实践白皮书》中,它既包含中央直接行使的权力,也包含授权香港依法实施的高度自治权,对于香港的高度自治权中央有监督的权力。但是结合香港回归二十年来的实践可以看出,中央的监督权乃至全面管治权的运行出现了重重困难,为了保证其顺利实施,有必要对其进行研究并提出有效的完善机制。     

论政治信任——改革开放前后比较的视角

随着近年来公共性突发事件的频发,政治信任问题成为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政治信任是要建立一个以"人民主权"为原则的政治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形成的体制才能赢得公众的合法性认同,也使得公权力的运用能以保护公众权利为准则.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在中国公众中存在着一个"政治信任层级差"心理,也就是层级越高越受到信任,基层政权的信任度最低.这一心理既反映了制度规范的差异性,也体现了压力型体制造成的政治信任疏离,当然还表现为利益协调过程中政治信任的流失,更为重要的是政治信任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应采取的对策主要有两点:一是政治上的可信承诺关键在于需要政治制度的不断完善和保障;二是面对当前复杂多变以及公共性突发事件频繁的现状,一方面要强化执政体制的综合力,另一方面要善于培育和运用社会权力,用社会对社会的方法解决社会问题.     

公权力的异化及其控制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有效防止和控制公权力的异化,使公权力与私权利保持有机的和谐.权力容易异化,权力异化也是可以防止和控制的.论文论述了防止和控制权力异化的主要着力点.     

论我国检察权的源流和性质

检察权的性质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司法改革的理论问题。我国当代检察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它脱胎于我国古代御史制度,吸收了大陆法系检察制度的部分传统,在借鉴和采纳列宁法律监督思想以及前苏联检察制度的基础上,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实践探索和新中国成立后60年的发展变化而形成。经过转换和改造后的我国检察制度是一项独具特色的国家制度,我国的检察权是一种独立于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之外的第4项国家权力,其性质是当然的法律监督权。     

党政一把手需要修为的“度”

<正>各级、各部门的党政"一把手"处于权力的关键承接部位,在党的中心工作中既有领导经济发展的决定权力和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责任,又有岗位责权范围内各项事务的决策权、管理权、监督权、评判权。其能力、素质、修养与工作作风表现,对推动科学发展、确保和谐稳定、实现人民幸福等都不同程度地产生着重要影响和发挥着关键作用,无论是基层干部群众,还是上级党组织,无一不对党政"一把手"个人修为的"度"寄予期待与厚望。     

社会团体行使公权力中的法律问题初探

作为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重要纠偏机制,社会团体对公共职能的承担和对公权力的行使已成为公共行政发展中的一个亮点.与此同时,社会团体行使公权力现象所引发的法律问题也日渐突出,主要包括:权力来源问题、权力的行使界限以及负面效应的克服问题.本文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希望有助于社会团体自身的良性发展和公共行政改革的进行.     

和谐社会背景下的政治责任建设

政治责任意味着政治领导者份内应做之事和没有做好份内之事所应受的谴责和惩罚。社会主义国家政治权力依然存在异化的可能,这就要求作为权力行使者的政治责任主体对人民负责,由人民评价他们履行政治责任的情况,并决定他们是否应当受到惩罚。政治领导者能否践履政治责任关系到人民对政治权力的认同,进而影响到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政治秩序的稳定性和社会的和谐状况。进一步讲,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也是建设责任社会的过程,政治责任是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但现实政治中,政治责任建设仍然存在着不尽人意的现象。政治责任主体不明确,党政干部责任、集体和个人责任、正副职之间的责任、不同层级之间的责任不清楚;政治责任评价主体不明确,政治责任评价主体单一,人大、媒体作用颇微,社会团体依然没有成为对党政干部和人大代表履行政治责任情况的真正评价主体,同体责任追究代替了异体责任追究;政治责任追究程序不清晰,特别是宪法、法律关于人大对政治责任主体的追究程序难以启动。这些问题影响了党和国家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给社会带来了不和谐声音。政治责任建设任重道远。要进一步培养政治领导者的政治责任感,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强化政治责任追究机制,这是政治责任建设的有效途径。     

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监督与制约：一种新机制的建构

监督制约机制的缺失,导致我国实践中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运作的混乱。＂由谁来监督监督者＂这一问题的妥善解决,需要建构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力由外及内的监督制约机制。外部监督与制约建立在＂社会制约权力＂理论基础之上,其具体实施机制包括完善权力机关的监督、完善行政机关与审判机关的监督等四个方面。内部监督与制约的理论基础为权力的分工与制衡,其具体实施机制包括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的监督机制,以及检察委员会对本院法律监督部门的监督机制。     

公共预算改革路径研究

尽管宪法给予了国家权力机关批准政府预算的权力,但过去预算文件过于简单或分类不太科学,缺少民主的决策和审批过程,预算不公开透明,且缺乏有效的监督.改进预算编制方法是实现公共顶算民主、透明和加强人大对公共预算更好监督的前提;加强人大代表和公众的参与,建立以人大为核心的绩效评估机制是预算科学性、合理性的保障.     

论我国刑事诉讼检察监督制度的合理重构

刑事诉讼检察监督是唯一贯穿于我国刑事诉讼始终的一项重要制度,也是我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最鲜活的体现。但长期以来,这项制度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立法上存在被虚置的问题,实践中也被严重弱化,监督效果不尽如人意,甚至有些学者主张取消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实施法律监督的职权。但是,从完善国家权力结构、实现刑事诉讼目的、强化法律监督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些角度来考察,刑事诉讼检察监督不仅具有存在的现实合理性,而且还有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的必要性,即对刑事诉讼检察监督进行合理的重构。我国刑事诉讼检察监督制度的合理重构应该以分权制衡、程序公正、权利救济、人权保障、法律监督这些基本理念为理论基础,坚持合宪性原则、公正与效率兼顾原则、协调统一原则。同时,在这些理念与原则的基础上,调整刑事诉讼原则,全面确立检察机关的刑事诉讼监督地位;改革检、警关系模式,强化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对检察机关的刑事审判监督权也进行必要的改造;并且按照刑事诉讼检察监督职权的自身特性,成立专门的刑事诉讼检察监督部门,以实现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专业化和专门化。     

警民关系研究综述

目前我国学界关于警民关系的研究现状为:对国外及我国港台有关警民关系的研究,侧重于相关理论和成功经验的引入和推介;对于构建和谐警民关系指标和评价体系的研究还比较少,但评价指标和方法已基本确立;对于和谐警民关系的构建研究视角多样,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但还需要在系统性和应用性上下功夫。     

关注城市老人群体的养老问题

自2000年我国步入老龄型国家以来,随着社会进步、社会福利的推进,城市老年人已成为社会关注的重要群体。 为此,笔者根据接受的民政部科研课题调查的需要,利用假期组织本校民政行政管理专业的近1200人的调查队伍,分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部分城市,实施“城市社区老人问题调查方案”。其中所涉沿海地区6个省、3个直辖市,中部地区10个省,西部地区11个省、自治区和1个直辖市,以问卷调查的方式共调查社区5125个、老人4856人,完成有效样本2246个。调查情况介绍如下。     

新时期影响高校稳定因素检视

高校稳定既是高校改革与发展的基本前提 ,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需要。新时期影响高校稳定发展的因素主要有 :全球化的负面效应是影响高校稳定的国际现实因素 ;国际反动势力渗透是影响高校稳定的长期因素 ;心理教育、法治教育和思想品德教育缺失是影响高校稳定的教育因素 ;严峻的就业形势 ,高校扩大招生与高校后勤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 ,校园周边环境复杂以及高校学生中贫困生人数的增多是影响高校稳定的国内现实因素 ;对于地处西部欠发达民族地区的高校来说 ,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以及贫困问题是影响高校稳定的特殊因素。     

民国初年县知事考试述论

为了强化专制统治 ,民国初年北洋政府举行了四届县知事考试。尽管县知事考试的实效不大 ,且依然不能摆脱浓厚的科举残余色彩 ,但它已初步具备现代文官考试的雏形 ,这体现在它有现代性的考试内容以及一整套考试、录取、考核、管理等章程。     

论日本人自我认知的文化特点

本文从“心理—社会均衡”理论出发,认为作为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的“缘人”,认知的参照群体不像中国人的群体那样具有恒定性,而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自我认知的文化机理是:“个我”与“群我”的融合;“表我”与“里我”的熟练切换以及序列、位置对于自我认知的重要性。这种文化机理构成一种“缘人”的“自一他协调”式的自我认知模式。这种模式有利亦有弊,在社会发生了较大变化的今天,日本人的自我认知模式也出现了变化的迹象。     

论语境对言语交际的制约

语境是语用学的一个重大理论,它在语用学对意义的研究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语境是决定词或话语确切含义的语言方面和非语言方面的各种因素的总称。具体说包括话语语境、情境语境和文化语境。言语交际是人们沟通思想,传递信息的重要方式,是最基本的语言现象,是语言的具体运用。由于语言自身具有多意性和模糊性,在具体交际过程中需要具体的语境来确定其意义。因此,分析语言现象,必须把它和它所依赖的语境联合起来,离开一定的语境,把一个语言片断孤立起来分析,就难确定这个语言片断的真实含义。     

君忌而臣危--论唐人小说中君臣关系的异化形态

作为君臣关系理想模式与良性状态的对立面,唐人小说又有相当的篇幅表现了君忌而臣危这种君臣关系的异化形态.这是道德层面的恶与人性劣根性的丑交叉作用的扭曲表现.唐代士人以小说的艺术形式,从前朝旧事、本朝新事和写实笔法、艺术虚构等多种角度表现之,寄寓了企盼"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再现于当代的文化心理,蕴含着丰厚的思想内涵和超时空的认识价值.     

纪念辛亥革命百年为促进祖国统一尽力

1911年（农历辛亥年），在经过4月广州起义、10月武昌起义之后，爆发了全国规模的辛亥革命。两个月内即有鄂、湘、陕、赣、晋、滇、黔、苏、浙、桂、皖、粤、闽、川等省宣布独立，清政府迅速垮台。12月，孙中山先生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清帝被迫宣告退位。     

Abolishing the death penalty:the logical necessity of the irrationality of the death penalty

死刑渐废论者的逻辑是：死刑不合理、不人道,但是在当前中国,由于国情、文 明程度的特定性,又具有合理性,这是一个矛盾的结论。不合理的就应该摒弃。将传 统文化、文明现状以及民众的态度与死刑的废止结合起来是知识者的精神自虐。正如 死刑存在的原因从来不是民意一样,死刑废止的阻力也从来不是来自于民意。哲学家 并不掌握死刑存废的政治权力,正如死刑的存在最有利于政治权力的贯彻一样,终结 的动力来源于国家政治权力,来源于国家政治权力的代表者——政治家。

关键词: 死刑?合理性?文明?权力

The logic of proponents of progressive aboli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is that although it is illogical and inhumane, it remains rational in today's China because of our national circumstances and level of civilization. This is a contradiction in terms. What is illogical should be abandoned. It is spiritual self‐abuse for intellectuals to run together the repeal of the death penalty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our current state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attitude of the mass of the people. Just as the popular will has never been the reason for the existence of the death penalty, it has likewise never been the force that resisted aboli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Philosophers have no political power over whether the death penalty is retained or abolished. Just as its preservation best serves the interest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political power, so the motive force for its termination comes from the political power of the state and its representatives – politicians.     

浅析女性就业弱势及化解途径

就业是女性获得发展的重要方式,近年来女性就业中的非平等性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女性(尤其是高学历女性)就业弱势不仅大大影响妇女群体的整体素质及其可持续发展,而且必将制约整个社会文明的发展。本文揭示了女性就业弱势状况及原因,并对其解决途径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