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武则天(之二)

在这里想就武则天的剧说几句。过去武则天的剧本,有宋之的的,主要从男女平等角度来翻案,不够全面;越剧《则天皇帝》把武则天写成一个失败者,令人丧气。郭老的《武则天》剧本的确后来居上,郭老因为传记式的剧本不好写,就选择了一段(679—684),期限仅仅五年,以徐敬业叛变事为中心,可惜我没看过。郭老在《我怎样写武则天?》文章里(《光明日报》62.7.8)说:“以艺术为主,科学为辅”,又说“看了不少关于武则天的材料”。我对艺术外行,不敢谈,只谈谈科学性这方面,也就是郭老所根据的史料问题。     

荀子《乐论》及其同《乐记》关系的探讨

荀子不仅是先秦时期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也是古代的音乐理论家。他写下了音乐理论专著《乐论》,对汉代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在中国音乐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墨子写《非乐》,认为“撞大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笙竽,而扬干戚”,是“亏夺民衣食之财”,“为乐非也”,因此,他反对音乐。针对墨子这一观点,荀子加以非难,著《乐论》,阐述了自己的音乐理论。首先,谈谈《乐论》反映的音乐理论和音乐发展水平。     

法物钩沉——读《老子》断想之一

<正> 一遍查《经》部与《子》籍,不见“法物”一词;而“法令”一词,则在《管子》、《孙子》、《墨子》、《商君书》、《荀子》、《韩非子》六书皆有之。尤应注意者,《韩非·解老》,亦无“法物”二字,而“法令”凡两见。由此足证,“法物”一词非先秦所本有,而《老子》古本,亦当作“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所谓“法物滋彰”云云,定系晚出。二“法令滋彰”一语,在一九七三年底从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发掘出来的帛书《老子》甲乙两本上,均作“法物滋彰”;经高亨、池曦朝考定,甲本写于刘邦称帝以前,乙本写于     

评墨子的“非乐”思想

与儒家的“礼乐”思想针锋相对,鲜明地提出“非乐”思想来的,是墨子。他除了写了专门讨论音乐的《非乐篇》之外,在《三辩》、《公孟》、《节用》等篇中,都一再谈到他的“非乐”思想。他之所以要“非乐”,反对儒家的“礼乐”,是因为他的阶级立场和思想路线,和儒家是根本对立的。     

墨子故里滕州说质疑

近读张知寒先生《再谈墨子里籍应在今之滕州》(《文史哲》1991年第2期)一文后,觉着张先生墨子里籍在滕州的新论,立论勉强,证据不足,多为牵强附会之说,故愿与张先生略作商榷。 张先生在《再谈墨子里籍应在今之滕州》一文中作了五个结论。第一个结论是:“墨子实为目夷子的后裔”,“目夷子的后人,均生息发展于目夷”,“目夷”这个地方就在今山东滕州境内,因而墨子是滕州人。 张先生认为,宋襄公兄之长子(即司马子鱼)因封在目夷这个地方,就以地为姓,改为目夷氏。后目夷演变为墨胎,墨胎省为墨氏。这个目夷就在春秋时的小邾国,小邾国就在滕州境。因为墨子与目夷子同姓,所以墨子就是宋公子目夷之后。那么目夷这个地方在滕州何处?张先生说滕州有个“木石”镇,这个“木石”就是“目夷”二字之讹,故墨子就是滕     

《乐记》美学思想浅探——兼论中国古代文艺美学的民族特点

《乐记》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文艺美学专著。它主要论述的是音乐艺术问题,但也包含了诗歌、舞蹈等艺术美学理论。这是由于《乐记》中的“乐”,不只是指现代说的音乐,而是指诗歌、音乐和舞蹈的合体。《乐记》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学术界历来都有争议,至今尚无定论。过去比较流行的说法认为它是孔子的再传弟子公孙尼子所作,成书于战国初期。但又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或认为《乐记》成书于汉初,是河间献王及《毛诗序》的作者之一毛苌所作,或是集体编辑而成;或认为《乐记》是西汉中期以前儒家论     

《解老》、《喻老》篇不出韩非手辨

最早提出《韩非子》一书中的《解老》、《喻老》两篇不出自韩非手的是容肇祖先生。他引《五蠹》篇反对“微妙之言”的议论以后说:“《解老》、《喻老》是解释微妙之言。韩非一人不应思想这样的冲突,可证非彼所作。”意即不出自韩非之手。他又引《解老》篇与《淮南子·原道训》两书思想类似的段落以后,推定《解老》、《喻老》篇出自西汉道家田生之手,郭老不完全同意这种意见,但在他的《十批判书》中也说:“《解老》     

浅谈《乐记》

《乐记》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形成的。它是先秦以来音乐美学思潮的总汇。它的作者无论是公孙尼子还是汉武帝时的河间献王刘德,它成书于二千年前的汉以前是肯定无疑的。 《乐记》开篇说到音乐的根源是人们的思想感情(心)受到外界(物)的激动并进一步提出了音乐的反映论:“声音之道,与政通矣”。认为: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音乐。肯定了政治对音乐的影响,也强调了音乐对政治所起的作用。     

杜甫《喜雨》诗不是反对农民起义的吗?

《社会科学研究》1979年第3期发表了王滋源《杜甫<喜雨>诗是反对农民起义的吗?》的文章,认为,郭老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对《喜雨》诗的解释“是站不住脚的”,杜甫所言之“洗”,“是‘雨洗娟娟静’之洗,是‘一洗苍生忧’之洗,而不是清洗什么‘盗贼’”。愚见以为,王滋源的看法却恰是“站不住脚的”,而郭老认为“滂沱洗吴越”就是杜甫希望痛洗农民起义军的意见才是正确的。何以见得呢?王滋源首先是从农民起义的范围,对郭老的解释进行反驳的。他对“吴越”的理解太拘泥了。所谓“吴”或“越”,在诗     

墨子姓氏及其他——关于墨子研究的几点看法

汉学家色雷士·李称墨子“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神秘人物。”美籍华人学者李绍崑在其著作《墨子:伟大的教育家》一书中说墨子“他的生辰不祥,国籍和出生地也不确定,”此乃实情,决非泛泛之论。今偶读水渭松先生之《墨子导读》一书,见“墨子姓墨氏已毋庸置疑”及“墨子名‘马’还是名‘翟’的问题,实在是很清楚的”云云,颇有异议,遂作此文,以求教于学术界同仁。     

文子的性合乎道论探析

文子的性合乎道论探析姜国柱女子，姓文，尊称子，快其名字与国名。楚平王时人，‘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班因：《汉书·艺文志》注）又尝问学于子夏和墨子，‘墨子之书有文子．文子即子夏之弟子，问于墨子．”（刘问：《七略别录》）其学无常师，而卒归于老子．世称...     

论墨子的军事防御思想

墨子主张“非攻”,反对不义战争,赞同正义战争。他的军事防御思想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有备无患”是积极防御的基本前提;二、全方位的防御思想;三、建立高效畅通的指挥系统;四、全民皆兵的群众战争思想。为了军事防御,他还设计制造了相应的武器装备,将先进的科技手段运用于军事领域。墨子立足于小国的军事防御思想与孙子研究大国进攻规律的《孙子兵法》,既有相通之处,又有所区别,两者构成了我国古代军事史上的“双子星座”。     

墨子的礼乐批判及其美育观

墨子对礼乐传统和儒家礼乐教化的批判 ,大体上是兼顾礼乐的 ,而对春秋以来的礼乐活动的批判则主要侧重于“乐”即当时社会的审美和艺术活动方面。这主要通过墨子的“非乐”论集中表现出来 ,突出地体现出他的礼乐教化观的功利主义特征。《墨子·非乐上》载 :子墨子言曰 :“仁之事者 ,必务求兴天下之利 ,除天下之害 ,将以为法乎天下 ,利人乎即为 ,不利人乎即止。且夫仁者之为天下度也 ,非为其目之所美 ,耳之所乐 ,口之所甘 ,身体之所安 ,以此亏夺民衣食之财 ,仁者弗为也。”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 ,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     

子夏氏“西河学派”初探

子夏是孔门中的高足,孔子去世时,他才二十九岁,又一直活到战国初期,其后迁居魏国,讲学西河,做过魏文侯的老师。西河成了他传播学术思想的场所。曾子曾经责备子夏说: “吾与女事夫子于洙泗之间,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于夫子,尔罪一也”。这段话不但透露了子夏和曾子都在孔子死后移居西河,同时也揭示出以孔子为代表的洙泗学派及其后以子夏为代表的“西河学派”之间的亲缘和变异的关系。可见孔子死后,儒家形成鲁、魏两大派。作为魏派的子夏氏之儒曾经对儒家经典做过一番整理工作。《论语》由他与仲弓撰辑,《诗》、《易》由他传于后人,《诗序》由他写成,《春秋三传》由他传授,     

帛书《要》与《墨子》称说“尚书”意旨新探——兼与郭沂、廖名春诸学者商榷

帛书《要》篇中出现的“尚书”二字对已有的《尚书》学史的基本观点并未构成本质性的冲击,最多只能说是细微的修正而已:出土文献中称说的“尚书”与传世文献中称说的《尚书》并不是一回事,今天所谓的经学意义上的《尚书》在先秦时期只称《书》;《要》篇中的“尚书”既不是指《连山》、《归藏》,也不是指《尚书》;《墨子·明鬼下》篇中的“尚书”也不是指《虞书》。“尚书”在先秦时期泛指“上古之书”,《墨子·明鬼下》子墨子称说“尚书”二字有可能来源于《要》篇孔子称说上古典籍的习惯称谓。曾一度被学术界公认的清人王念孙改《墨子》中的“尚书”为“尚者”的观点值得怀疑,王氏之说虽然在文本上下语气上讲得通,但并没有实据,甚至可以说是属于据己意臆改,其说在出土文献的确证下显然已不能成立。     

从孔、墨对立看墨子的阶级倾向

墨子(约为公元前479—392年)生于我国由氏族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战国初叶,是继孔子之后出现的又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他的学说在战国时期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与儒家并称为“显学”。 《淮南子·要略》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照这个说法,墨子原是孔门弟子,因为同儒家在思想政治路线上产生了分歧,才反戈相向,成为儒家思想的异端。这种情况,在思     

墨子是河南鲁山人——兼论东鲁与西鲁的关系

墨于是哪里人氏?历来有争论,归纳起来,大致有四种说法;一是鲁国人。《吕氏春秋》中的《当染》和《慎大》两篇,高诱注:“墨子名翟,鲁人。”这里说的“鲁人”,据孙诒让在《墨子传略》中考证,是指鲁国人。二是宋国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云:“墨翟宋之大夫”,墨子在宋国的活动较多,著名的墨子“止楚攻宋”的故事,见于多种古籍,于是一些人就认为墨子是宋国人。三是鲁阳人。毕沅在《墨子注》中,根据《墨子·公输》篇的记事,认为墨子是鲁阳人,因为鲁阳当时属楚,所以墨子也就是楚国人。可是从一些反映     

关于练基本功

<正> 近数年来,屡承《文史哲》编辑部的同志约写谈治学经验的稿子,之所以迟至万难推却的时候才勉强动笔,是有难言之苦的。认真治过几十年学,才会有治学经验可供别人借鉴,这是最简单的道理。而我呢?五七年以后,就被当作“厚古薄今”、“走白专道路”的典型不断批判;“深刻检查”尚难过关,哪敢治学!“文革”将开始,又因曾经论述     

论胡适对《淮南子》思想研究的开创性贡献

胡适作为《淮南子》思想研究的首创者,其贡献主要表现在：一是对《淮南子》思想属性的辨识,二是对《淮南子》“无为与有为”思想的论析,三是对《淮南子》政治思想的发掘,四是对《淮南子》“出世”思想的探研。胡适的贡献不仅在对《淮南子》思想研究的全面深入的开创性上,而且为中古思想史研究提供了诸多方法论的学术路径,这对后世治学具有极大的启示与借鉴。     

漫谈史学研究

<正> 我是解放后党和人民亲手培育的史学工作者,年龄还不到六十,比起在本刊撰写治学经验的许多老一辈学者来说,还只是小学生,对史学研究,还未曾升堂入室,谈不上有什么治学经验。加上辛勤教导我多年的唐长孺教授,也给了我以不敢侈谈治学经验的影响。他老治学经验丰富,除了深得前贤榘效外,还有自己的真知灼见,卓识良方。然而,他从不写治学经验之类的文章。尽管有不少杂志向他约写这方面的稿件,他老总以无经验可谈婉言谢绝。唐老尚且谦虚如此,我这个作学生的,又何敢不遵师训而妄谈!但是,《文史哲》编辑部既有此命,拒之未免不恭,且后学之言,也许更切近青年学生实际。故遵命为之,盼勿以有违师训目之! 我所要谈的,主要有如下四点:一曰尊前贤,二曰考源流,三曰明致用,四曰勤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