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三农”思想新探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一直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为改变我国农村贫穷落后的状况,毛泽东对国内农业的地位、农村的发展和农民的利益等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这对于加强农村工作,实现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毛泽东“赶超”思想邓小平“台阶式”发展理论

本文以毛泽东与邓小平对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探讨为经,以对两代伟人的思想特征及其理论分析为纬,对毛泽东的“赶超”思想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与评价;对邓小平的“台阶式”发展理论作了探索性的归纳与总结。其中不乏作者的个人观点。文章认为,从毛泽东“赶超”思想到邓小平“台阶式”发展理论,反映了两代伟人在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的接力关系。     

毛泽东对“干群关系”的认识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毛泽东对“干群关系”的错误解读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诱因之一。建立和谐“干群关系”的理想社会，成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动因之一；毛泽东错误地定性官僚主义并予以打倒，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一般群众的平均主义思想，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毛泽东改善“干群差系”的某些措施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预演和实践基础。认真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韶山农民运动与毛泽东“三农”思想的形成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人口占据了全国总人口的绝大部分。因此,"三农"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的一个重大问题,也势必成为中国共产党所关注的一个焦点。毛泽东是较早一个致力于研究农民问题的中共领导人,也是近代以来对中国农民和农村问题了解最为深刻的领导人之一。毛泽东思想中关于"三农"问题的理论,至今仍是我党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参考文献。而毛泽东对中国"三农"问题如此清晰的认识,首先是来源于他领导的韶山农民运动,韶山农民运动对毛泽东"三农"思想的形成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思想及其历史贡献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初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毛泽东总结了苏联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经验,倡导并率领党和人民进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在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等方面开创了有别于苏联模式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成功经验基础上进行的,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理论。     

毛泽东提出“东风压倒西风”的缘由及战略思考

毛泽东的“东风压倒西风”论,是他对世界形势的判断,是对20世纪50年代后期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力量对比的分析。这一论断体现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体现了他维护世界和平的愿望,也体现了他高瞻远瞩的战略思想和积极乐观的斗争精神。在社会主义国家遭到攻击的时期,“东风压倒西风”论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也鼓舞了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今天,国内外形势不断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重温毛泽东的“东风压倒西风”论,对我们增强“四个自信”、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大跃进”时期毛泽东纠正农村工作中“左倾”错误的努力

"大跃进"时期毛泽东为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作了艰辛努力。他走在纠左前列,提出不少纠"左"思想和措施。他围绕农村工作中一系列重要问题,深入调查研究、从郑州会议起开始纠"左",继而写了六篇《党内通信》深入纠左,庐山会议后的1960年3月起又再度纠左,国民经济调整时进一步继续纠"左"。既要看到"大跃进"时期毛泽东犯严重左倾错误的一面,也要看到他努力纠"左"的一面,力求进行全面、客观、公正地评价。     

毛泽东的“推陈出新”论与传统诗学的“通变”说

毛泽东的“推陈出新”论,作为其人民本位的文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共时态意义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化继承性学说和批判辩证法思想的中国化发展;在历时态意义上,又是对传统诗学“通变”说的现代性与革命性转化。     

“三个代表”思想对毛泽东价值理论的发展

毛泽东的价值理论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学说,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立足当前时代背景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最新实践,创造性地坚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渗透着一系列新的观点和思想方法,是对毛泽东价值理论的新发展。     

“三个代表“ 对毛泽东中国式道路的创造性发展

通过对毛泽东关于中国式建设道路的探索 ,了解毛泽东为这一探索进行的艰辛而顽强的努力 ;指出探索中所取得的宝贵成果 ,反思由于主客观原因所致在探索中出现的失误及失误的原因 ,挖掘它与“三个代表”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     

邓小平为什么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晚年关于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一次大实验,是探求中国自己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努力走入歧途的结果,其后果是人所共知的。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郑重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并从中吸取借鉴和科学总结的结果。正是深刻的历史反省使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更加清醒,更加深刻。由此“文化大革命”提供的经验教训也就变成了我们的宝贵财富,使“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实现了由“过”到“功”的历史转换,在当代中国成功地演绎了“祸兮福所倚”的生动演化过程。     

“南方谈话”标志着“卡夫丁峡谷”理论的成熟

马克思恩格斯的＂卡夫丁峡谷＂理论认为落后国家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实现社会主义,但对＂如何跨越＂没有具体阐述。对如何实现第一次跨越,列宁和毛泽东给出了回答;对如何实现第二次跨越,邓小平＂南方谈话＂给出了解答：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实践中遇到的挫折,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认清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绝不跨越生产力的发展阶段;遵守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严格条件,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至此,完整的＂卡夫丁峡谷＂理论得以形成。＂南方谈话＂标志着这一理论的成熟。     

照辩证法办事的光辉范例——略论邓小平“变“与“不变“的辩证思维

邓小平一贯倡导并坚持照辩证法办事 ,毛泽东誉他为全党“照辩证法办事”的典范。在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 ,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运动与静止及其辩正关系原理 ,深刻地阐述了“变”与“不变”、发展与稳定之间的内在联系 ,特别是唯物辨证的发展观 ,这是他对唯物辩证法的深刻洞见和领悟。邓小平的辨证思维方法渗透并贯穿了党的路线、方针和各项政策之中 ,为我们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文革”初期毛泽东为何选择林彪为接班人

“文革”初期毛泽东选择林彪为接班人，是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一方面与历史上毛泽东对林彪极其赏识有关，第二方面与“文革”前林彪已是接班人人选之一有关，第三方面与毛泽东在做最后决断时没有做到疑人不用有关。毛泽东选择林彪作为自己的接班人固然是错误的，为此他要负主要责任，但没有一套科学的选人机制也是毛泽东犯下这一错误的重要原因。因此重要的是要在选拔干部的问题上加强制度建设。     

“文革”时期“尊法批儒”的文化现象分析

毛泽东发动“尊法批儒”运动的直接原因在于利用法家厚今薄古的思想为“革命”进行辩护.“尊法批儒”运动的深层原因在于人类文化演进的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尊法批儒”给我们的启示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一方面必须捍卫其现代性指向,另一方面应当追求现代化与传统文化资源的完美契合.     

“以苏为鉴”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

“以苏为鉴”作为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基本方针 ,其内涵和重心在实践中经历了一个前后演化的过程 ,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曾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 ,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略论“大跃进”时期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的学习思想和实践,是毛泽东为纠正"大跃进"的错误、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进行的有益尝试与努力,不能因为"大跃进"运动而忽视或否定它。它告诉我们:90年来,中国共产党能战胜种种困难,保持自己的先进性,最基本的途径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     

江泽民“三农”思想论析

江泽民高度重视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战略地位，明确提出了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的主要内涵，强调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性，适时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崭新命题。江泽民“三农”思想把对新时期中国的“三农”问题理论与实践的探索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伟大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南。     

李达“两论”“解说”平议

《实践论》、《矛盾论》是毛泽东最重要的哲学著作,李达的＂两论＂＂解说＂则是得到毛泽东本人赞赏的重要著作。毛泽东对＂解说＂的修改和李达的再修改反映了他们之间平等切磋学术的科学态度。李达的＂两论＂＂解说＂既是＂我注六经＂,也是＂六经注我＂,不仅详尽地逐段解说了＂两论＂,而且发挥了＂两论＂的若干重要观点,为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在新中国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毛泽东的“两结合”论与传统的“奇正”说

毛泽东关于“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理论 ,即所谓“两结合”论 ,其之所以在对马克思主义诗学的现实主义理论的继承中有所变异与创新 ,是因为毛泽东的精神深处存留着传统诗学“奇正”说的深刻印记。通过对“两结合”论与“奇正”说的探讨 ,认为毛泽东的“两结合”论 ,既是马克思主义诗学的现实主义理论的民族化 ,也是传统诗学的“奇正”说的现代化和革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