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调诗学传统与朱光潜现代“声律批评”观的建立

以声律为纲,以情趣和意象为目,朱光潜诗学理论具有十分浓厚的“音律中心论”色彩.然而,这种声律诗学明显受到传统诗学特别是明清格凋诗学的深刻影响,表现在批评实践方面,就是其在格调诗学因声辨体、以声论调、沿声求境的传统方法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音律本体”的诗歌批评与鉴赏原则.其因声感人的影响观、以声辨体的文体观、由声论调的欣赏观以及由声论境的境界观等等,就是这种“声律批评”观的具体表现形式.朱光潜继承格调批评传统的内在动力在于对新诗形式失范的焦虑,其声律批评是古今诗学贯通的一种带有建构性的试验,对于中国新诗批评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具有实践意义.     

圆境：六朝论体文结构的审美之维

圆则畅通，圆则浑融，圆则灵动。圆之境界，乃万物精妙绝伦之境界，艺文登峰造极之境界。作为六朝散文之大宗的论体文，其结构体现出其时文士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与美学宗尚。对圆境的追求，使六朝论体文结构具有圆通、圆融、圆活之美。     

从对屈原的评价看汉代人的文学批评思想

汉代人对屈原及其作品的批评反映了汉人的文学批评思想和文学观念。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以人品定文品,肯定屈原及其作品者目之为“忠贞之臣”,而贬之者则说他是“狂狷之士;司马迁透过屈原的作品发现了一个“怨”字,从而提出了“发愤著书”的创作动因论;以儒家诗教原则和儒家经典为标准对屈原作品进行评判,反映出汉代以政教为中心的实用批评思想。     

赵蕃“论诗诗”的批评方法及其特色

云南清末民初的白族批评家赵蕃，其文学批评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仿元遗山＜论诗绝句＞论滇诗六十首》，该组“论诗诗”运用“历史批评”、“知人论世”、“意象化批评”三种批评方法，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有较多创新，体现了自己的特色，是白族古代文学批评的代表之作。     

“气”范畴在唐代文论中的展开

“气”范畴在唐代文论中的展开．体现在两大维面：一是诗学理论批评对“气”的论说；二是散文理论批评对“气”的论说，其内容．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对“气”作为诗文之本的标树．二是对诗文之气审美特征与要求的探讨，三是从创作角度对“气”的考察。上述论说维面与内容．初步展开了我国古典文“气”范畴．为其在后世文论中的充实、深化与完善奠定了基础。     

关于柳永批评之批评

诗词异趣 ,其文学价值相殊。传统上以诗之价值标准来进行词的批评 ,注重文学的社会作用和作家的思想道德 ,强调人心与文心的统一 ,出现了因人而异的审美标准。这一点尤其以对柳永词的批评有失公允为甚。对柳永的批评以道德价值为武器 ,批评他人格与文格分裂 ,并且抓住其“小辫子”津津乐道。本文试图以柳永“羁旅行役”词为批评的主要对象 ,通过对造成柳永评价落差的心理原因分析 ,来管窥古代文化人格的心路历程 ,来反思作家作品批评中有关道德现象的问题。     

略论丹纳对茅盾早期文艺观的影响

19世纪法国实证主义美学代表人物丹纳的艺术社会学对茅盾“为人生而艺术”理论的建构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作为丹纳艺术哲学核心内容的三决定论直接影响了茅盾“时代观”的形成;其次,丹纳美学中最重要的人的概念与茅盾以人为本的原则如出一辙;最后,丹纳的三段式纯客观批评法曾被茅盾用以校正中国传统主观文学批评论。总之,丹纳的理论,为茅盾的人生时代观朝着现实主义方向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论明代通俗小说批评的尚俗观及其演变

以俗为尚 ,是明代通俗小说批评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尚俗观小说批评在明代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 :在语言论上 ,出现了由“近俗” ,“俚俗”到“通俗”的变化 ;在题材论上 ,存在由“俗趣”到“俗情”的变迁 ;在社会作用论上 ,有“娱俗”、“谕俗”之分。尚俗观的形成、演变与明代社会经济 ,思想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论孙犁的文学批评思想

孙犁批评思想的两个明显特点,一是继承和发场五四文学精神,二是将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的文章道德精神与批评方法融入了现代批评理论。强调批评者的道德修养与知行合一,提出了“态度”论、“胆量”论和“定见”论的批评主体论和“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论,这为匡正当下的批评文风和新时期文学批评理论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系。     

史学意识与唐宋元小说批评的进程

唐宋元是中国古代小说发生的重要阶段。伴随着创作,小说理论在唐宋元时期面临如何真正走上艺术审美批评之路的问题。从唐之“史氏流别”观到南宋之“史说分离”观,再到元之“说大于史”观,史学意识在唐宋元小说批评中的隐现及其渗透体现了这一时期小说批评走向艺术审美批评的艰难历程。     

文与道争鸣中宋代之文学宋玉批评与理学宋玉批评

宋代的宋玉批评,是在文与道争鸣的文化背景中进行的。当时,人们为了阐述自己的文道观,常常以屈原及其后学宋玉为例论证各自的主张,于是他们有关宋玉的批评就在文与道的争鸣中展开了。考察宋代的宋玉批评,绝大多数批评家对于战国末年的辞赋家宋玉与其作品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只有极少数理学家持否定态度。这有力地说明,肯定宋玉的文学史地位,肯定宋玉作品的讽谏内容和创作艺术,不仅是宋代宋玉批评的主流,而且有着超大比例的强势。     

方苞对韩愈散文的选编与批评

方苞响应朝廷的号召,选编了《古文约选》,作为国子监教育的教材。坚持以“义法”为标准甄选散文,选取了两汉、唐宋大家的作品,重点选取了韩愈各体散文作品。贯彻以“义法”为原则对韩愈散文进行点评,认为韩愈散文“义法”精湛,源于“六经”,主张学行统一,发展了韩愈散文理论“文以明道”的观点。     

康德美学背景中的成仿吾文艺批评观

成仿吾以康德美学为基础构建了自己的文艺批评理论体系。在文艺批评本体论上,他以康德哲学认识论解释“客观”、“自我”等概念,指出文艺批评是“自我”的表现;在文艺批评建设论上,他提倡以“反省”的方法,借助“合目的性”概念,从具体的批评实践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有效性的文艺批评理论体系;在文艺批评方法论上,他提出了以“同情”为批评方法和批评态度;在文艺批评对象论上,他从康德哲学关于“美的艺术”理论出发,坚持文学艺术的独立价值在于作品的能引起想象力和知性协调自由运动的“论理的形式”和“审美的形式”。总之,在康德美学背景下进行观照,成仿吾文艺批评观体现出相当的严谨性和理论深度。     

周作人的“纯文学”观与中国文化传统

深邃、悠远、繁复的儒、道、释合力构筑的中国文化传统成为周作人“纯文学”观复杂、深厚的文化渊源。而且,正是以之为基础而形成的这一脉非主流文论的涌现,从一个特定的层面形成了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富有张力的全景画卷。虽然我们无法支离、抽取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任何单一的成分,但是儒与道、释在周作人“纯文学”观不同层面所发生的影响成为显在的事实。具体体现在:周作人“纯文学”观中“载道”和“言志”的并蓄拓延着儒家折中调和的思维方式;求乐与求美的统一内蕴着道家的生命情调;苦涩与平和的融会体现着释家人生价值观。     

回到文学自身:中国现代作家论批评的新视角——以沈从文20世纪30年代的作家论为例

在20世纪30年代多从社会学批评视角评判创作者的作家论写作氛围里,沈从文立足于文学为本位的批评立场撰写的、试图让批评回到文学自身的作家论,以把握作品风格与作家人格的感悟印象式的批评文本,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主流批评相对忽视文学独立性的缺憾,而且批评者开启的维护文学本体性的中国现代作家论批评的新视角,在表现批评主体独具特色的批评个性的同时,亦体现出注重文学审美特性的现代作家论批评的可能性。     

本事批评：中国古文论历史哲学批评范式探究

本事批评作为一种动态持存的批评范式之一，是绵延时间下的历史哲学批评，其本质是向未来开放的“回忆”，以此达到历史、现实视界的融合。中国素有“无典不成诗”的本事批评观念，从而形成了中国独特魅力的本事批评史论和重实际、不穷究、伦理政治化、诗性化以及历史意识缺失的特征论和形态论。本事批评在中国文论批评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积极意义，为世界文论建设作出了贡献。     

批评·真理·救赎——本雅明《论歌德的〈亲和力〉》

本雅明的文学批评区分了“批评与评论”,作品的“真理内容与物质内容”;并在弥赛亚救赎的神学思想视野内构想了批评的本质和任务。《论歌德的<亲和力>》一文集中蕴含了本雅明文学批评思想中的神学维度。     

论梁实秋的文学观对其翻译观的影响

从横向比较的角度和宏观层面探讨梁实秋的文学观和翻译观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其文学观对翻译观产生了深刻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摹仿与纪律"的文学本质论使他的翻译态度严谨而理性;"天才说"的文学主体论使他的翻译选择呈现出较浓的文化精英意识;"中庸平和"的文学审美论使他的翻译策略以异化为主、归化为辅,在彰显"异"的基础上体现"适度"原则;"判断与透视"的文学批评论使他的翻译批评注重对作品伦理功能与艺术功能的协调。     

日本当代文学批评方法论之辨

日本当代文学批评方法论之争实际是哲学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认识论之间的矛盾在文学批评上的反映。"作品论"尽管反对以实证主义方法为基础的"作家论",主张封闭在作品结构中的"内在批评",但并没有彻底割裂作品与作者的联系。但"文本论"所倡导的肆意阐释或无限解读,看似尊重读者的无限自由,充分发挥阅读的"民主",但实际上是抛弃了批评的根据和标准,从而必然导致批评上的虚无主义,引起文学价值判断上的混乱。     

曾巩的创作观考论

曾巩的创作观主要体现在“作家的修养论”、“作品的风格论”、“文章的言辞论”和“文章的道法说”四个方面。这些言论具有曾巩独特的个人鲜明色彩，是他文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对其文学创作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