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决狱"与古代判词文化

<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制发展史上法律儒家化进程中的关键一环,体现了儒家道德对传统法律的渗透和改造,对后世的立法、司法实践和法律文化诸方面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传统的说法认为,<唐律>的颁布标志着封建法律儒家化的完成,<春秋>决狱也由此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本文重点探讨<春秋>决微和中国古代判词文化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并由此得出结论,<春秋>决狱作为一项生命力顽强的司法传统,一直存活在中国古代的判词文化中,以迄近代.     

《论语》“君子”文化新探

"君子"文化在<论语>中得到了充分论及,学界历来众说纷纭.在梳理该问题研究现状的基础上,通过<周易>、<尚书>、<诗经>、<仪礼>等文本材料及<孟子>、<苟子>等后续材料溯源探讨<论语>中"君子"词义的文化内涵,不难看出,"君子"一词仍重其"位",是实现孔子政治追求和文化理想的代表人物,是完成孔子社会理想的历史承担者.<论语>"君子"文化体现了一个时代的主题.     

聚讼纷纭论易筮——关于《左传》、《国语》筮例的评说

<周易>的原貌乃是古代占筮之书.<左传>、<国语>所记载的十六则"神奇灵异"的<易>筮实例,令后世学者论说纷纭.历代学者关于<左传>、<国语>筮例的论述,需要进行全面的梳理,寻绎其中有价值的内容,在此基础上,可以对<左传>、<国语>筮例提出拟议和评判.     

《说文解字》与古代游艺民俗文化——《说文解字》汉字民俗文化溯源研究之八

民间音乐、舞蹈和游戏等是古代游艺民俗事象的主要内容.我国古代游艺民俗文化早在秦汉时代就已臻成熟.<说文解字>是古代民俗文化的资料库,蕴涵着极其丰富的游艺民俗文化事象.     

史诗品格与文化底蕴——《创业史》和《白鹿原》的一种比较

柳青的<创业史>与陈忠实的<白鹿原>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两个不同发展阶段的代表作品,由于它们各自所反映的宏大的历史内容和独特的艺术追求而都被视为史诗性作品.然而,如果以史诗性作品的标准对这两部长篇小说从文化层面上进行分析和比较则不难看出,<白鹿原>的文化底蕴要比<创业史>更为宽广和深厚,因而,史诗品格也就更为鲜明和突出.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柳青的<创业史>作为"十七年文学"的代表作品,由于极左观念的束缚,突出地反映了那个时代文学的基本特征及其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即往往不是从丰富的生活实际出发而是从单一的政治视角出发的文学观念和创作模式;而陈忠实的<白鹿原>则超越了时代和政治的局限,以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广阔历史视野来观察、描写生活,从而使他的创作达到了高度的历史真实与丰富的艺术表现的完美结合.     

聆听遥远的回声——试论《红楼梦》对《秦腔》的影响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对当代小说<秦腔>有着极大的影响.它们的精神意蕴是相通的:以家庭的兴衰变迁折射时代变化.在叙事手法上是相似的:运用了灵活多样的叙事手法.<红楼梦>文备众体的特点在<秦腔>中也有体现.从<红楼梦>对<秦腔>直接深远的影响中可以看出,<红楼梦>与当代小说之间并没有古今时代的隔阂,同时当代作家应将以<红楼梦>为代表的古代文学遗产转化为文学创作的能量,在吸收和借鉴<红楼梦>的基础上超越红楼艺术高峰.     

从《金陵五题》到"金陵四十八景"——兼论古代文学对南京历史文化地标的形塑作用

从刘禹锡<金陵五题>、孙玄晏<六朝咏史诗>、曾极<金陵百咏诗>,到明清时代的"金陵二十景"、"金陵四十景"、"金陵四十八景",古代作家的吟咏品题为古都南京建立一个历史文化地标体系.南京历史文化地标代有更新,其历史文化内涵亦不断丰富.古典文学创作不但形塑了城市的历史文化地标,对后代的城市想象亦有化育、衍生、润饰之功.     

皎然《诗议》考

<文镜秘府论>所收<诗议>即传本<诗议>的前半,和传本<诗议>的后半以及皎然<诗式>,对很多问题的有不同看法,有的甚至走向两个极端.这二者可能不是作于同一时期,<诗式>定稿于贞元五年(789),作于皎然晚期,<文镜秘府论>所收<诗议>则当作于大历八年(773),甚至广德二年(764)之前,作于皎然早期.这说明,从<诗议>到<诗式>,皎然的文学思想有一个变化发展过程.这个变化过程,可能与大历贞元年间诗歌现念的变化.与当时一些士人性格作风和马祖道一洪州禅的影响有关.怎样更为准确地把握皎然及大历贞元年间文学思想面貌,都值得我们重新思考.     

《清议报》停刊考

梁启超在日本所办<清议报>与<新民丛报>社会影响力甚大.至于二者的关系,并非一般认为的是因<清议报>馆失火而自然停刊,其结果为别办<新民丛报>.而是由于另办<新民丛报>,才导致了<清议报>的停刊.论据可分为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客观方面,<清议报>馆的"失火",事实不明朗,难以成立,而产业内部的资产变动才是报馆暂歇的主要原因.主观方面,梁启超这一时期在思想和行动上正处于从"一党"到"一国"的变动中,1901年底恰是一个突破关口.从<清议报>到<新民丛报>,就是梁启超思想和行动上相对独立的标志性转变.     

《表记》《缁衣》引《诗》考

<礼记>当中的<表记>和<缁衣>两篇共引<诗>42处,呈现出量大而广、反复引证以及喜引<风><雅>的引用特点.引<诗>过程中,方法多样,本义、喻义、断章取义,交织运用,为后世文学用典开辟了道路.     

在"情""色"与"爱国"之间——论清末民初"英雌救国"小说的性/政治意识

清末民初的"英雌救国"小说有着深深的"性政治"情意结,其中的"情""色"叙事,基本上是被限定在民族革命国家命运的排他主义的框架中才可能存在.政治历史处境中的"情""色"被空前突出,民族革命的权力把"英雌"的"情""色"内涵紧紧地制约在"救国"的既定轨道上.     

析"无言"的天与"言说"的上帝

从语言哲学、诠释学和宗教现象学等视域加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言"的天与西方基督教中"言说"的上帝存在着以下不同:由于天"无言",使其所指隐含着多义性和随意性,而由于上帝"言说",使其所指被限定为独一的位格神;"无言"的天"出场"的时间性极其模糊,而"言说"的上帝"出场"则具有清晰的时间性;人与"无言"的天之间是"我与它"的共生关系,而人与"言说"的上帝之间则是"我与你"的对话关系;"无言"的天更多的是"直观地"启发人,而"言说"的上帝则往往"临在地"启示人;对于"无言"的天,人主要通过感悟和体会去认知,而对于"言说"的上帝,人只能借助信仰和激情去体认;"无言"的天以"道说"而澄明,"言说"的上帝则因其话语不断"冥化"而隐蔽.     

关于名称和本质的若干思考

本文从现代名称理论的历史及具体争议入手,在对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论证名称理论与本质主义的密切关系,阐明明确认识本质主义论争对于正确把握现代名称理论的重要意义,并就学界研讨中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大志"与"王法"辨

法律经常被解释为人类的意志 ,不同的志向可以创造不同的法律。中国古代的法律向称“王法”。“王法”的设立是基于帝王之志 ,而所谓帝王之志 ,不过是一种无穷大的私心 ,力图由一个人、一家人或一种宗派势力垄断政权、把持天下、包揽一切资源的产物。真正的王法真正的儒者宽恕之道 ,用现代术语来表述 ,就是要保障每个人的权利 ,实现公平和正义。     

"概念创新"和"形象创新"初论

“概念创新”和“形象创新”是在前人理论的指导下提出的一个符合经营思想创新要求的理念。通过企业生产力要素的变化过程,可发现它们对提升企业经营力具有重要作用;它们对于指导企业创新实践的成功意义十分重大,能够促使企业在管理模式、创新方法、人才管理、形象塑造等方面突破旧式,使企业以更先进、更富人性化的管理方式生存。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     

"解诗""用诗"摭论

孟子的"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理论内涵丰富、实践意义重大,是解读、阐释作品的重要原则.在"解诗"活动中,虽有解诗者的主观因素参与,但不能任意曲解,应努力使探求结果契合作者作品原意;在"用诗"活动中,往往能突出表现用诗者的创造性.但是,深入理解作者作品原意仍是重要前提,不能很好地"解诗"就不能很好地"用诗"."解诗"、"用诗"有根本性的区别,不能混为一谈.     

"自由"与"人的全面发展"

自由是人的本性,但它必须通过人的物化活动,在人与人的社会联系中才能具体地实现出来.这样,人的自由本性又表现为人的自主活动特性和人的社会性,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随着人的自主活动和交往关系的发展,人们在客观上提出了全面发展自己的要求.但全面发展是离不开人的自由的,自由既是全面发展的前提,又是全面发展的最终目的,即形成有自由个性的人.     

治疗“是”与“应该”的断裂

本文尝试重新讨论休谟关于“是”与“应该”的问题 ,指明二者断裂的结构 ,进而阐释事实的复杂性 ,通过增加事实的价值负荷来填塞从事实到价值的鸿沟。在此基础上 ,重新理解真理以及真理的客观性     

“科学”性与“起点”说——“回到鲁迅”的启蒙内涵批判

"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呼吁开启了新时期文学研究"重写现代性"的进程,是有着启蒙运动的先声意义的,其科学性内涵在于表现出了一种"回到起点"的思想自觉。鲁迅的"起点"思想意味着"回到鲁迅"的本质问题在于"回到自己",其价值不在于创造一种"目标"或"范本"的偶像意义,而在于具备一种"做梯子"或"踏脚"的启示意义。以鲁迅为起点,就是鲁迅研究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