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无奈妥协——以湖北官钱局产业争夺为中心的考察

湖北官钱局是清末时期规模庞大的地方性金融机构;在其鼎盛时期,对湖北地方经济发展作用显著。辛亥之后,国民政府与湖北省政府围绕其产业的争夺逐步展开,国民政府先后两次宣布将湖北官钱局收归中央,湖北省政府亦两次抗议要求归还。在这一过程中,显示出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的合作与冲突。最终双方相互妥协,湖北官钱局被有条件地归还地方。     

20世纪30年代湖北的水利建设初探

20世纪30年代湖北发生的两次特大水灾引起了国民政府的反思.灾后,政府通过修复堤防,完善水利机构,颁布水利法规等一系列措施来加强湖北水利建设,取得一定的成绩.其经验是政府始终把水利建设看作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对其考虑较为全面;动员地方民众,把社会力量纳入政府统一规划,体现出现代政府的先进性,而政府自身施政条件的不足则削弱了其水利建设的成效.     

国民政府时期移风易俗特点探析——以上海为个案

政府移风易俗的本质主要是发扬良俗、变革陋俗,使民俗与社会发展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1927年国民政府建立后,即需革除陋俗旧染,推行良风美俗。从上海个案可以看出,国民政府时期政府主导的移风易俗活动涉及面广,是全面的推进,其间立新与破旧并重,并表现出以地方利益为重等诸多特点。由是,这一时期的移风易俗历程呈现出多重面相。     

政治话语与语言教育：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广东国语运动

国民党“二大”后,广东发起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国语运动。但是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以及国民政府的北迁,广东的国语运动开始发生逆转。在此期间,广东籍国民党要人以粤语为载体的正统意识,以及凭藉这种意识对政治话语权的争夺,是造成这一时期广东国语运动成效甚微的主要原因。     

陈诚与抗战时期鄂西农业开发

农业的开发与建设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进行大后方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陈诚在恩施主持湖北省政府工作时,为满足战时军粮民食之需,对鄂西农业进行了综合开发,使战时湖北国统区的农业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陈诚开发战时鄂西农业无疑对中国抗战起了积极作用,其开发农业的思想、政策和措施对今天鄂西及我国西部农业的开发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董必武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贡献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董必武担任过中共汉口地委书记、中共湖北区委委员(负责国民运动)、中共湖北省委委员(负责国民运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委和常委、湖北省政府常委兼农工厅厅长、《楚光日报》和《汉口民国日报》经理、湖北省立中小学教师党义研究所所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成员、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议成员、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等职务。他从事的革命工作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从事国共合作的工作,在这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地域、政派与文化竞争:《清史稿》被禁事件的再审视

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发生的《清史稿》被禁事件,过去大多倾向于认为,这是国民政府在文化领域对以遗老为代表的旧的政治势力展开的一次主动出击。然而,从实际情形来看,《清史稿》被禁只是故宫博物院与国府争夺清史馆书籍归属纠纷中的副产品,行政院长谭延闿对查禁该书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相比之下,李石曾等国民党人与清史馆赵尔巽的宿怨则居于次要地位。国民政府对《清史稿》的查禁,从侧面反映出北伐完成后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和地域分野,当中既有利益争夺,又有私人恩怨,实质是一次弱势的文化专制。     

国民政府铁道部时期的铁路禁烟禁毒初探

国民政府铁道部时期,铁路当局在国民政府打出的民族主义旗号之下,开展“断禁”和“渐禁”两个阶段的铁路禁烟禁毒工作。铁路当局围绕铁路员工“禁吸”和烟毒“禁运”两个主要内容,设立了专门的禁烟机关、颁布了禁烟规程,并制定了具体的禁烟措施,使铁路当局的禁烟禁毒取得一定的成效。同时,这一时期铁路当局的禁烟禁毒也存在诸多不足,影响了其禁烟禁毒的成效。     

边疆自治运动中的地方传统与国家政治——以20世纪30年代的三次“康人治康”运动为中心

［摘要］20世纪30年代,在位于四川与西藏之间的康巴地区发生了三次由本地精英领导、以“康人治康”为口号的自治运动。文章从运动领导者的背景、经历、运动所提出的政治纲领和诉诸的合法性基础,以及地方社会对运动的反馈等几个方面对这三次运动进行了分析,重点是考察这一组发生在边疆地区的自治运动背后的动力机制。研究发现：三次“康人治康”运动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自治”运动,它们的动因并非源自地方社会的内部诉求,而是由走出地方社会、掌握了现代政治话语、在国民政府的中央机构中任有官职的“新精英”发起的,运动的目标则是与主政康区的地方军阀刘文辉争夺地方统治权。这些“新精英”的政治抱负与地方社会的政治传统并不协调,因此并未获得地方势力的支持,但却与国民政府欲翦除刘氏势力的目标相一致,并进而具有了国家政治层面的意涵。     

武汉会战前的湖北交通建设述论

九一八事变后至武汉会战前，南京国民政府和湖北省政府在湖北境内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交通建设。文章主要从修筑新公路、发展内河航运、改善铁路与航空运输等方面，对这一时期湖北交通建设情况及其成效进行了考察。文章指出这些交通建设的进行及其所取得成就，对战前湖北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商业等方面的发展具有一定积极作用，是湖北抗战准备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尔后的武汉会战和抗日斗争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也为后来的湖北交通建设提供了经验与教训。     

清末民初湖北教育名列前茅原因论析

清末民初,湖北的各种教育尤其普通教育和实业(职业)教育发展十分迅速,以至于在全国各省中名列前茅,并初步形成了民主性、科学性、应用性和大众性的现代教育特色。这一时期湖北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大以及教育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改革在全国成就突出,究其原因,除了湖北特殊的地理位置、交通条件和经济基础外,还表现于经济、社会振兴和国家安全保障,迫切需要大批各类人才及发展各种教育;同时,湖北地方政府尤其官居要津的张之洞及地方著名教育家在这一文化变迁中扮演了主导角色。     

国民政府民族教育对象的伸缩

国民政府民族教育对象历经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蒙藏学生,限定为蒙藏地区的蒙藏两民族;第二阶段是边疆学生,即采取属地主义,逐步扩大至数十个省份,又照顾到内地有志服务边疆的汉族学生,但族际待遇差别明显;第三阶段是民族学生,实施属人主义,规定国内语言、文化具有特殊性质者为施教对象。国民政府民族教育对象的伸缩,反映了民族教育受益群体与非受益群体、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多方博弈,及政府如何分类与识别国内少数民族并对其所作的利益安排。     

民国时期湖北营产清理问题研究

民国时期营产主要指前清遗留绿营财产,亦称军产。多由绿营、新军驻守马厂、操练场地、城堡、战壕组成,是为民国时期公产重要来源。民国初建,出于军费开支与财政困顿,中央至地方均有营产清理之议。湖北营产作为全国性营产清理之缩影,体现民国政府公产清理政策动机、制度建构、机构运作等多方面相。政府通过设立武昌、汉口公产清理处等管理机构,颁行《营产管理规则》等章则,实现营产清理制度与实践深度结合。通过清理,湖北营产概况逐步清晰,产权佃权日臻巩固,侵占、隐匿状况改善。其成效与经验成为国民政府时期营产管理重要参考,亦为今日军队产业管理提供有益历史镜鉴。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湖北学产清理政策述略

学产亦称教产,为公产一种。民国时期,湖北学产主要指黉宫遗址、学院校舍、公家拨管或私人捐赠以补助教育为目的经政府交管产业。专门管理机构与人员缺乏,地方豪绅把持任意侵没,经界散失为学产管理混乱景象。学产虽偶有清理之说,多未付诸实践。国民政府建立后,政府社会重构领导职能取代革命政治而成主导。经济建设、国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救济等事业渐次开展需款甚亟。湖北省府于掌控地域展开学产清理。通过颁布《各县学产清理委员会章程》、《湖北学产经理规则》等章则,组建各县学产清理委员会等专门管理机构,逐步改变之前学产管理杂乱无序状态,分层公产管理体制得以确立,实现学产管理制度建构与实地运作深度结合。学产范围逐步扩大,收入方式趋于多样。学产清理政策实践虽受社会动荡、政权频繁更迭等因素影响存有诸多问题,毕竟开始公产清理努力且成效显著,直接影响湖北政体改革进程与社会变迁。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北地区社会政治生活方式的变迁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国民政府西北开发计划的实施，长期处于封闭与落后状态的西北地区民众的政治生活方式和观念发生着变化；自治机构逐步建立和推行；参政意识不断提高；国家民族观念的急剧高涨。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西北地区社会生活方式和观念的发展和变化。     

1927—1937年湖北耕地面积数量考察——南京国民政府前期湖北田赋研究之一

由于受到技术手段、人为因素等条件的限制,湖北省地方当局对1927-1937年全省耕地面积统计数量前后差异甚大.本文依据有关档案文献资料,首先指出湖北省地方当局统计的耕地面积数字仍未摆脱纳税单位的性质,并进而指出这种统计数字的不真实性,最后在此基础上根据有关资料,推算出本期湖北耕地面积的总数当在七千万亩左右.其意义在于,弄清这一时期湖北耕地面积总数,不仅对正确估量抗战前全省农业生产发展水平、农民的田赋负担,而且对正确认识这一时期农村社会矛盾的复杂性,都是有所帮助.     

湖北近代第一次报刊热潮特点及成因浅析

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最初的两次国人自办报高潮出现在维新运动时期和辛亥革命前夕。而湖北国人自办报刊的第一次勃兴却出现在辛亥革命前夕,而非维新运动时期,同时这次报刊热潮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到起义的第一枪在湖北武昌打响,意义重大。本文拟就这一时期湖北报刊的发展作一略述,以期探讨湖北近报刊第一次热潮的特点及其历史原因。     

大国梦幻中的弱势外交——1948年中英九龙城寨事件交涉析论

1948年的"九龙城寨事件"是中英双方围绕战后香港问题的一次较量.整个事件呈现出中英两国外交当局、香港政府、广东地方政府、九龙城寨居民和中国内地民众在"两国多方"格局下的角力.事件之初,国民政府试图利用民众运动与新闻舆论迫使英国让步.但由于广州民众运动过火引发"沙面事件",促使国民政府软化立场转向寻求妥协.而英国则态度谨慎,对于涉及城寨管辖权的问题寸步不让,在谈判过程中以拖待变.整个交涉过程一波三折,最后中英双方未达成任何协议无果而终.这一事件充分揭示了战后国民政府所处的尴尬地位:中国虽被抬升为世界"五强"之一,但在这强国梦幻之中的外交却仍然是"弱势外交";由雅尔塔体系确立的国际新秩序使得中国命运很大程度上受到大国的宰制,国际环境异常险恶;而民族主义情绪在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空前高涨,使得作为民族主义与革命意识形态色彩强烈的国民党政权恰恰在利用民族主义这个问题上跛了脚.当然,此番交涉毕竟是1899至1949年间历届中国政府在城寨问题交涉上走得最远的一次.     

从常州地区会道门的兴衰看地方权力体系之演变

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是近来广泛讨论的一个问题.文章力图以会道门兴衰为线索,来考察1937～1953年间常州地方社会权力体系的演变.1937年以后,会道门的势力在常州兴起,主要是因为以商会为代表的绅权势衰,使得抗战期间地方自治力量缺失.1946年以后会道门在常州发展到了顶峰,国民政府试图对会道门加以控制,但多流于形式,反映出这一时期国家基层政权薄弱,尤以国民党基层党治之不足为代表.1953年,会道门在建国初期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销声匿迹,政府对会道门自下而上的瓦解反映出国共政权更替以后,国家地方控制力的加强.     

国民政府时期省级公产清理计划与管理机构——以湖北省为中心的考察

国民政府建立后,经济建设、国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救济等事业展开的资金需求,公私产权的混乱现状,官民、民众间围绕公产争夺冲突的不断升级,共同促使湖北省府将公产清理纳入工作日程。财政机关的有力推进、民众团体的积极呼吁,促成公产管理计划的制定与专门性处理机构的组建。湖北省府结合本地实际制定了一系列公产管理计划,并与具体公产管理机构设立、运作有机结合,使得管理工作颇有成效。然囿于计划执行仰赖具体职能机构设立与运作,公产清理机构受计划执行需求与自身工作需要而不断更迭,影响了公产清理计划的制定与贯彻。这一悖论彰显国民政府时期公产计划实地施行的复杂性及有关部门在公产管理制度与践行方面的努力程度,影响和制约着国民政府公产管理活动最终成效的获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