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似离骚与国风--论杨万里诗歌的风骚精神

对于杨万里诗歌的思想内容，诗评家们多认为其“琐屑”“浅俗”，但不可忽视的是杨万里主盟南宋文坛，其诗歌中的风诗传统、屈骚情怀表现得亦较为明显。杨诗的“风骚”精神突出表现为与民同命的思想内涵和收复失地的报国之志。杨诗不仅在思想上承继了“风骚”精神，而且在艺术手法的采用上也很贴近。杨诗语言承袭了《国风》的平淡自然风格，抒发感情真挚，同时譬喻运用丰富，尤其是讽喻，批判有力。     

“诚斋体”在南宋的接受及其影响

"诚斋体"在南宋受到普遍肯定,与它在元明清朝受到的冷落和恶评形成极大反差。南宋诗人的创作直接受"诚斋体"影响的并不多,对"诚斋体"艺术特质的理解程度也深浅不一,但是在江西派诗风的长期笼罩之下,人们期待创新,故对"诚斋体"的新变持开放态度;杨万里的观念和创作对南宋诗歌的发展趋向产生了一定影响。"诚斋体"在南宋的接受及其影响折射出南宋诗歌观念、审美标准的嬗替与期待视野的更新。     

一部厚重的杨万里研究专著——评萧东海《杨万里年谱》

<正>杨万里是南宋前期的大诗人,他一生写诗两万多首,现留存下来的有四千二百余首,是中国文学史上仅次于陆游的高产优质诗人。他的诗浅近通俗,平易自然,清新活泼,生动有趣,且风格多样,被人称为"诚斋体",因而在诗坛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当时的人们称赞他"雄吞诗界前无古,新创文机独有今"[1];"今日诗坛谁是主?诚斋诗律正施行"[2]。就这样,他被推为盟主,"执诗坛之牛耳"[3],使宋诗走上了"中兴"的道路。     

杨万里学杜及“诚斋体”的宗唐倾向

杨万里的诗歌创作受到杜诗的影响,他较多地使用杜诗典故,集杜为诗,作诗以杜诗为韵,还学习了杜诗的一些句法。但杨万里学杜成就并不高。杨万里的"诚斋体"有着轻巧灵快的写作方式和机智活泼的艺术风格,有明显的宗唐倾向,他同其后的永嘉四灵等一道,代表了南宋诗歌在一定程度上向唐诗的复归。     

杨万里诗歌创作进阶与“诚斋体”的成型

一般认为,杨万里的诗风有4次发展变化,通过文本细读与数据统计可以发现:"诚斋体"的成型与诗人的创作进阶并不同步;《朝天续集》时期创作变化的实质是将七律改造成流转圆活的风格;求"变"伴随着杨万里的全部创作历程。就"诚斋体"而言,从个体诗风特质萌芽到定型的过程是诗人寻找新的语言、新的审美范畴,逐渐摆脱成法和定式,自然而然地对古典诗歌既有的单元化秩序进行解构的过程。不过以"趣"为审美核心范畴使"诚斋体"存在着与生俱来的局限性。     

清代宋诗选本对王安石诗歌的接受

自宋即有的宋诗选本是文人对宋代有一定影响力诗人的资料及其诗歌作品的一种自觉的、有意识的整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人及后人对宋诗的文学接受。清代宋诗选本不少选取了王安石的诗歌,研究清代宋诗选本对王安石诗歌的接受情况,既能对比不同选本所录王诗的篇目,大体还原王安石名诗在清代的形成过程,又能通过一些在清代影响深远的编选者对王诗的评价,了解清人对王诗进行取舍的依据和要求,从而明确清时期宋诗选本对王安石诗歌的接受概况。     

“格物致知”和“诚斋体”——理学、禅学对杨万里文学思想的影响

南宋诗人杨万里身兼理学家和诗人的双重身份,他在潜心学术的同时,不仅接受了理学“格物致知”的认识方法,而且更加注重将“格物致知”中所蕴涵的诗性观念与诗歌创作在思维和审美领域里沟通起来。此外,理学的“格物致知”思想与禅宗的参悟精神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二者共同作用于杨万里的创作思想,这就使得他既固守理学精神的根基,又以禅宗的参悟精神去激发自己的创作灵感,改变传统的艺术思维方式,从而把宋代特有的文化品格与诗歌的审美特质和艺术规律融合在一起,以独特的视角去对待宇宙自然,并最终形成了“诚斋体”重机趣、主活法、重幽默的诗学风貌。     

宋代理学与“活法”诗学——以“静观”为中心的考察

理学是两宋时期主流的社会文化思潮,它不仅重新规范、塑造了宋代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生活,还深刻影响了士人的文学创作。宋代的理学家大都主静,以为这是涵养道德、读书学习最基本的工夫。理学静观的认知方式与“活法”诗学关系密切,它不仅能使哲人参透物理,见得道理,还是诗人获取艺术灵感及创作素材的源头活水。通过静穆的观照,诗人可以领略“胸中之活法”与“纸上之活法”,从而以活泼的心境去体验、感受大自然的无限生机和活力,其发为歌咏、形诸篇什,无意之中就充满了情味理趣。杨万里的“诚斋体”诗歌即是宋代“活法”诗学的典型代表,具有重要的诗学史意义。     

易学视野中的诗学建构——论易学思想对杨万里诗歌创作的影响

杨万里不仅是南宋中兴时期的诗坛领袖,同时他还是一位理学家,对易学颇有造诣,著并有《庸言》、《心学论》、《诚斋易传》等哲学著作,其审美·心态与诗学观念深受易学思想的影响。杨万里将易学中的通变观念、安平乐道、修辞立诚等核心思想引入到诗歌创作理念中,从而将哲学与诗学在思维、审美、情感领域中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推动了文学与理学互动发展的演进历程。     

黄庭坚对梅尧臣诗歌的接受

黄庭坚是宋代梅尧臣诗歌接收史上的重要一环。他是宋代诗人的代表人物,把宋诗推向了发展的高峰。黄庭坚诗歌崇学尚典,注重对历代前贤诗歌的博采与融通。就本朝诗人而言,他对梅尧臣诗歌的接受尤为明显。无论是诗歌取材,还是写法技巧,乃至审美趋向都深受梅尧臣的影响。可以说,黄诗承袭着许多梅诗的因子,诸多方面都是沿着梅诗的特性顺延发展的。     

古典诗歌审美传统的大突破——论“诚斋体”的变雅为俗

＂俗＂是＂诚斋体＂审美特质构成的重要因素。＂诚斋体＂诗歌语言白俗,因为杨万里大量使用白话口语入诗,并且接受民歌句法影响;诗歌题材常俗,以日常情景为主,显示出对重大庄严题材的回避倾向;诗歌情趣谐俗,不同于诗歌传统的典重高雅。＂诚斋体＂的大＂俗＂之美突破了古典诗歌的审美传统,故始终难于定论。     

师法自然的自由创作——对“诚斋体”之“自然”特质的深层阐析

以江西派为代表的宋诗着力表现人文意象和主观世界,改变了唐诗的审美范式.南宋杨万里则把诗笔重新转向自然,并重视在创作中保持和表现性灵本真;他摒弃写作成法、惯用语言及传统意象固有内涵,用自己的语言和方式表达对自然的直接印象,描画和传递各种未经人道、难以言传的新鲜情景与趣味.“诚斋体”打破成法的自由创作精神引领了南宋中后期的诗歌新变潮流     

经典意义生成与阐释范式——试析《论语》阐释范式的流变

《论语》意义生成与阐释范式的流变密切相关。学术思潮的更迭,形成不同的理论眼光,阐释范式也随之变迁。由古文经学之考据训诂到玄学义理,由援释入儒到理学识断,由自家心得再变为精审考据,由今文经学之微言大义到援引现代学术思想释经,在不同阐释范式的作用下,《论语》的意义疆界得以不断拓展。不同时代的意义阐释,建立起《论语》的意义与现实需要之间的历史关联,赋予《论语》对当下社会的话语权。由此,《论语》的经典地位被逐渐建构起来。     

马戴诗歌接受的定量分析——以选本与评点为中心

该文借助定量分析,弄清了马戴诗歌中的十大名篇及较受欢迎诗篇。这些名篇的遴选,得益于明清时期的几种诗歌选本。马戴最受欢迎的是其五律山水诗。在马戴诗歌传播接受史上,《又玄集》、《唐诗品汇》、《今体诗钞》是起到重要作用的选本。     

“可听”文本的生产、传播与接受——以“十七年”朗诵诗与诗朗诵为中心

在政治与文化相互胶合的时代语境中,"十七年"朗诵诗生产、传播和接受出现了一系列独异现象。在建构一种"大众化"的"可听性"诗歌文本总体目标的规导下,人们从诗歌本质特征、诗体建设、诗歌传播和诗歌接受等维度,对朗诵诗和诗朗诵进行深入探究和大胆尝试。"可听性"诗歌文本生产与传播,一方面有力地推动"十七年"诗歌"大众化"进程,另一方面也使诗歌的思想、情感和语言被不断"化约",诗歌文本"厚度"降低和形象受损,朗诵诗最终难以壮大为当代诗歌的发展主流。     

诗歌审美范畴的全新开拓——论“诚斋体”主于“趣”

从宋代至明清,“趣”在诗歌审美中的地位逐渐提高。“诚斋体”之所以呈现出不同于典型唐音、宋调的鲜明艺术特征,根源正在于杨万里的诗歌在情、理之外,全力开拓和表现新的审美范畴——“趣”。也因此杨万里特别重视触景得趣的“兴”诗法。“诚斋体”美在机趣,诗歌便相应具有笔法曲折、思致新奇的表现特征;不过以“趣”为诗歌审美核心也给“诚斋体”带来了不可避免的局限。     

论杨万里对江西诗派内部“变调”理论的融通与超越

在历经三百多年的宋诗史上,江西诗派统治诗坛的时间长达近百年。在如此强大的诗学传统面前,南宋中兴诗人杨万里却本着求新求变的创作精神,开创了新的诗歌审美范式——"诚斋体",打破了江西诗派笼罩宋代诗坛的格局,最终超越了宋诗以才学、文字、议论为诗的诗学传统,而他早年对江西诗派内部"变调"理论的融通则是其超越江西诗法的关键环节。     

清代“桐城派”对黄庭坚诗歌的接受——以方东树《昭昧詹言》为中心

清代“桐城派”对注重诗法的黄庭坚一直相当推崇,这集中体现在方东树的《昭昧詹言》中。《昭昧詹言》以古文之法探讨诗歌,注重起承转合、格局布置、虚实详略、字句、音节等写作技巧。基于此,方东树对黄庭坚诗歌颇多推许,集中论评了黄庭坚学杜诗的成就、黄诗拗奇矫健的句法及其大开大合的篇章结构,这在黄庭坚诗歌接受史上独具一格,并深刻影响到后来的“同光体”诗人对黄庭坚诗歌的接受。     

从明人序跋管窥明代宋诗接受——以宋濂、李梦阳、公安三袁与钱谦益为例

序跋是为书、文、图等作品撰写的文辞,具有说明、议论或叙事的功能,附于正文前后,是我国文论研究的重要文献资源。从明代作家的序跋中可以比较直观地反映他们对前代文学作品的意见。明初理学名流宋濂有关宋诗的序跋虽不轩轾唐宋,但理学气太重,儒家政教色彩过浓,对诗坛产生双面影响。明中叶复古派领袖李梦阳是"宋无诗"观念的真正确立者,其非理性主张深刻影响明代诗坛。至公安三袁"宋无诗"才得到真正反拨,明人对宋诗接纳由潜流渐次成为明渠。至钱谦益兼容唐宋使得这一进程得以加速,并为明末清初诗坛尊宋开风气之先。明人有关宋诗真实率意的序跋,虽未必是他们对宋诗认识的全部,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管窥明代士人对宋诗的态度,略观明代诗坛发展轨迹。     

记忆、视野与文学典范化——以周紫芝对张耒诗的接受为中心

张耒是苏门四学士之一,他的诗在南宋诗歌创作与批评领域都引起了强烈反响。周紫芝少时便追慕张耒,且有宣城相从之缘,这成为他深刻的诗学记忆。因此,他在自己的批评领域竭力构筑张耒诗的典范地位。他认为张耒的乐府和一些代表性的诗篇迥乎时流,称得上是完美无瑕的诗珍。周紫芝对张耒诗膜拜式的接受,限制了其批评视野,因此他构筑张耒诗典范化的尝试,并没有获得广泛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