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阶段乡-城劳动力迁移特点分析

现阶段中国乡—城迁移既不同于发达国家早期的乡—城迁移,也与当前其他发展中国家迁移有明显的区别。在迁移的形式、规模及质量等方面都显示出明显的中国特色     

“开流断源”:寻求充分就业的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理论与模型

本文依据中国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力非农化转移的经验事实 ,对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的乡—城迁移模型作出反思与拓展 ,从而构建了寻求充分就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非农化转移的“开流断源”理论模型。据此 ,作者提出了有关制度改革与创新的两项政策建议     

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谈农村教育的发展

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的商品率,从而带来了农业劳动力的大量剩余。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农业剩余劳动力还会大量增加,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就显得更为迫切。农业劳动力转移是指种植业中的劳动力拥有量大于耕地的容纳度,而需要按照农村专业化分工和社会化生产的客观要求,在农村各部门之间依照一定的比例,合理分配耕地无法完全吸收的农业劳动力,以促使农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现阶段,随着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农业生产专业化、社会化、商品化的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的逐步实现,多余的农业劳动力向农业以外的部门转移,是不可避免的客观趋势,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我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动力分析

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是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方式。现阶段,我国农业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且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空间也在不断扩大。但是,从2004年开始我国却出现了"民工荒"现象,且愈演愈烈。这不仅阻碍了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也给城市劳动密集型产业带来巨大的冲击。通过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动力进行测算和分析,得出现阶段我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动力不足,是造成"民工荒"现象日益突出的根本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提高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动力的对策。     

经济因素和政策因素与我国乡-城人口迁移规模的相关性研究

从乡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以下称乡—城人口迁移）是一种重要的人口迁移形式,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乡—城人口迁移规模的增大,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利与弊,使乡—城人口迁移成为我国政府及学术界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因而对我国乡—城人口迁移规模的发展过程及形成因素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关于迁移人口的定义很多,本文中的迁移人口既包括户籍所在地未发生变化,仅改变了居住地的流动人口。迁移人口离开居住地的时间为半年。１．乡—城人口迁移规模的发展过程一般说来,一国的城市化水平在没有达到较高水平前,人口由乡村向城市的迁移…     

盐城市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分析及对策建议

开发利用好农村丰富的劳动力资源 ,是推进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促进农民增收 ,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根据江苏省盐城市的实际情况分析指出 ,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出现“五个减少”的趋势 :即农村劳动力逐年减少 ,农业劳动力逐年减少 ,工业吸纳农村劳动力减少 ,区域内消化剩余劳动力减少 ,滞留在传统农业中的劳动力减少。面临三个矛盾 :即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与农村劳动力素质不高的矛盾 ,农村劳动力转移层次的提升与农户积累资金不足的矛盾 ,城市政策壁垒限制与开通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矛盾。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 ,需要拓宽多种渠道 ,提高劳动力的素质 ,建立健全服务体系 ,加大组织推动和支持服务力度     

农业产业化: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新趋势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尽管如此,目前仍有1亿多农业剩余劳动力滞存于农村,农业劳动力的就业形势依然十分严峻。曾对剩余劳动力转移发挥过巨大作用的几种主要途径,其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从80年代开始程度不一地下降。这使我们无法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持乐观态度。可以说,我国已面临着重新选择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道路这一重大战略问题。     

高等教育强劲扩张对城市化进程及经济增长的影响

文章通过实证分析及对相关理论的考察,提出中国现阶段强劲扩张高等教育的政策建议,认为在经济结构急剧转型和产业结构快速升级条件下,该项政策的实施将不仅能够有效缓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低级劳动力市场过度拥挤及劳动边际产品低下的矛盾,从而推动现阶段乡-城迁移的顺利发展,而且也能够有力地支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离土也离乡是农村经济变革的趋势

《经济问题探索》1985年第7期上刊登蔡龙的文章《试论离土也离乡》。文章就学术界在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出路的问题上盛行的一种观点,即“离土不离乡”就地消化剩余劳动力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 文章认为,部分农业人口与耕地脱离是一种历史性进步,“离土不离乡”只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     

有效乡-城迁移与经济发展

有效乡 -城迁移不仅于农民有利 ,也十分有助于城市经济发展。因此 ,在有效乡 -城迁移条件下 ,任何制约或阻碍这种受市场力量支配的劳动力人口流动的政策和措施都是不明智的     

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与迁移意愿分析——对广州10村的调查

依据农户调查和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发达地区大多数农村劳动力已经实现了就地向非农产业转移,但向城市迁移的意愿不强。农村劳动力可分为异地转移、分离型就地转移、兼业型就地转移和农业劳动力四种类型,他们向城镇迁移的意愿依次减弱。农村劳动力对拟迁目的地城镇的选择大致随城乡距离的增加而衰减的态势,表现出迁移空间意愿的距离偏移特征,主要是以中心城区周边的小城镇和卫星城为拟迁目的地,表现出就地城市化的趋向。     

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农户农业商品化率的影响——基于江西省四个县农户调研的实证分析

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提高农业商品化水平的必然要求。本文使用近期的农户调研数据考察了家庭成员外出务工对农户农业商品化率的影响。计量分析表明,从整体上看,务工户与非务工户之间的农业商品率不存在显著差异。我们将农业生产按要素密集程度进行划分后,才发现成员外出务工所带来的潜在影响,务工户粮食生产的商品化率有了提高,而其它农业生产的商品化率则显著下降了。此外,我们还发现,农地市场及农村信贷市场发育对农户农业商品化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未来20年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的潜力和趋势分析

农村劳动力非农化是城市化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学术界对此研究很多,然而由于对农村非农化劳动力的概念以及基本数据等方面存在不统一等问题,因此一些基本研究存在较大的争议,而关于未来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的潜力则缺乏专门的系统定量研究。本文通过未来农村劳动力人口的变动预测、农业劳动力需求预测以及劳动力非农化转移的趋势分析及综合比较,测算了中国未来20年内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潜力,研究发现,未来中国农村每年农业剩余的劳动力规模将逐年减少,到2030年农村剩余总的劳动力将在1亿～2.5亿之间。而近期内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存量还有一定的增长空间,但因为其在今后10年内将超过总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潜力,从而增长将会趋于停止,同时农村剩余的可供转移的劳动力也将在5～10年内趋于零。     

从中国农业发展看“刘易斯转折点”

中国“刘易斯转折点”自“民工荒”出现后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文章通过实证分析方法,从中国农业发展背景分析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研究得出：中国农业收入变化与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脱节,中国现阶段尚未真正进入“刘易斯转折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仍是未来农村工作的重心。     

土地流转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影响的研究

当前关于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的研究,只关注现状,很少有研究者考虑制度变革可能对剩余劳动力数量产生的影响。本文着重从理论层面分析制度变革可能对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产生的影响,通过借鉴测算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的两部门法,构建多元回归模型,研究认为,如果外生制度发生变革——土地可以自由流转,农村将可能再次涌现出3.4亿左右的剩余劳动力。     

农民工健康状况影响因素分析

农民工的健康状况对其个人生活、就业状况和整个中国的经济增长都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08年6—7月对江苏和浙江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采用自评健康水平来测度农民工的健康状况,并对影响农民工健康状况的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结果显示：男性的自评健康水平好于女性,初中、高中组的健康状况好于大专及以上组,家庭负担系数越大、日工作时间越长的农民工健康状况越差,一线工人的健康状况比技术人员要差,不同城市的农民工健康状况存在差异。     

山东丘陵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态势与路径探讨

根据对山东省丘陵地区临沭县的农户外出打工情况的抽样调查,研究发现:目前山东丘陵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打工情况是相当普遍的,打工对家庭的收入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打工的主要原因是城乡收入差距,其次才是劳动力剩余和年轻人渴望从事非农业生产等原因。存在缺乏双亲监督,留守儿童读书不理想的家庭约有20%。当地政府对农民外出打工起到的引导作用比较有限,调查中接受过政府培训或者由政府组织外出打工的农民仅约占20%。当地招商引资项目对就业的拉动效果不太明显,文章呼吁一定要注意发挥我国劳动力便宜的相对比较优势,走劳动密集型道路,以求拉动就业。关于劳动力转移的态势,研究发现,农村25岁以下,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供给已经出现逐年减少的趋势。估计在不久的未来,流向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虽然总量上不会减少,但是真正能够融入城市工业化进程的农村年轻知识型劳动力(知识型在这里指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供给会出现短缺。     

Life Style Or Survival Strateg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990s, less than a half-percent of the Czech agricultural work force were private farmers having persisted through the period of forced collectivization. This tiny social group did not play an economically or socially significant role in Czech society. In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privatization of the Czech economy after 1989 meant restitution of land to the original owners. State and co-operative farms were transformed either to joint enterprises, i.e. owner-run co-operatives, or to private farms. Initially, there was no great interest in private farming. However,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in rural areas are limited. Today, private farmers comprise about 20% of the agricultural work force. Over half of them (54%) have less than one hectare arable land and private farming is not their main source of work income. The rest of the private farmers have different types of holdings ranging from 1 ha to well over 1000 ha. The average size of private holdings of this category is about 32 ha. Return to private farming means a large change of life style for both farmers and their families. Hard competition on the market is reflected in their attitudes and opinions. Of course, life cannot be reduced to solely the economic dimension. Freedom, personal independence, and decision-making responsibility appear as new major life values. Nevertheless, close interdependency of economic and social conditions is strongly felt. This contribution summarizes results of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385 Czech private farmers. Survey participants evaluated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of changes subsequent to 1989 on their economic and social life.     

由甘肃省武山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方式引发的思考

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已成为我国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焦点,尤其像甘肃省武山县这样人多地少,农业绝对剩余劳动力过多的农业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转移问题,更是值得探讨和关注。这一问题的解决将直接关系到我国农村的兴衰,乃至我国社会整体的健康发展。本文在对甘肃省武山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方式进行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改进其现存劳动力转移方式的几点建议,即通过农业深层次开发,当地优势资源的规划利用等方式,增强农业、农村对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从而实现农业欠发达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新型化就地转移。对这一新的转移模式的探析,对我国其它农业欠发达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方式也将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利还是弊:“啃老”对老年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CHARLS)2011年数据,实证分析子女"啃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在考虑了数据聚类特征的情况下,发现老年人向子女提供经济支持有利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提高,而照看孙子女则降低了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而且,上述影响在不同老年人群体间缺乏一致性,也就是存在性别、城乡、年龄、不同经济状况间的差异。此外,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年龄、受教育程度、个人经济状况及所在社区情况都会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