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海派市民小说的文化形态差异论——老舍、苏青小说创作对比

老舍作为现代京派市民小说的创始者,苏青作为海派市民小说的承继者,两位市民小说大家的创作既有相近之处,又内蕴着各自不同的社会理想和艺术追求.同样根植城市文明,前者站在批判反思立场,后者持热切欢迎态度;同样可以看成启蒙文本,前者钟情于家族没落与历史感的营造,内隐的是社会救赎理想;后者执著于个性解放和爱欲自由,关注的是个人救赎可能;同样书写市民人生,前者呈现的是男性视野中的被动生存图景,后者表现的是女性世界里的自觉生存境遇.     

老舍小说中的市民女性书写

老舍成长于北京城市平民社会,对市民精神有着认同感,但同时可以看到他内在的超越性,有着对普通大众的深切关怀与现代性突围品格。他的小说揭示人生的苦楚,对时代潮流中各具特色的女性进行深度思考,在市民女性表现向度上体现出高超的典型意义。     

从明代市民小说看市民的审美情趣

明代中后叶的思想解放思潮，不仅确立了新的人生价值观念，而且诱发了市民阶层的世俗情怀，世俗情怀孪生出市民的审美情趣，表现在市民文学上有三个突出特点：通俗化、尚自然、求真实。正是这样一种审美情趣，体现了那个时代市井生活的人生百态     

比亚兹莱插图对海派小说及插图的影响

比亚兹莱的插图散发着浓重的情色意味,它对于海派小说的影响也是包含着正负价值两个方面的。一方面海派作家的创作对性持有着开放的姿态,另一方面部分作家的小说流露出世纪末的享乐主义情怀,从而失去了应有的严肃性和思想深度。比亚兹莱的插图以诡异的变形夸张而著称,这种怪诞之风在部分海派作家身上也有体现。海派插图受比亚兹莱插图影响不大,其中受其影响最明显的是叶灵凤的插图。     

从明代市民小说看市民阶层的世俗情怀

明代中后叶的思想解放潮流,确立了新的人生价值观念。张扬个性、放纵欲望成了新的时尚。人们普遍重视现世佚乐享受,渴望变泰发迹;进步思想家则对程朱理学规范标举的“贞”、“节”、“烈”妇女观提出了抗议与诘责,确认了情欲追求的人性合理性,对青年男女挣脱封建枷锁的婚恋情爱作了赞颂;最后,揭示了市民阶层世俗功利的宗教精神,寄寓了讽咏意绪     

海派小说性爱叙事的文学史意义

在上海这片古旧的传统伦理道德的土壤上,我们既可以看到五四启蒙理性的影子,又可以看到崭新的都市所承载的前卫现代的性伦理观念的身影,同时随着革命文学逐渐火爆,还不时有革命理性的身影在文本中闪现。从五四时期人们对爱情的渴望,到海派作家对爱情的解构,到革命文学中作家对"灵与肉"的弃绝,再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部分作家性的放纵,对爱情的冷落来看,我国文学领域中的灵与肉的张力关系经历了此消彼长的动态过程。     

《围城》与20世纪40年代的海派小说

钱锺书《围城》与20世纪40年代海派小说产生于同一个语境,精神气质上有很多相同和相似的地方,但又明显不同:《围城》的自我定位介于新文学与海派文学之间,对海派文学传统有继承、改造,更有超越和提升。某种程度上讲,《围城》是对20世纪40年代海派小说的反写。     

海派狭邪小说：现代意味的男性梦魇

近代上海的＂洋场化＂使得妓女成为受都市化、商业化影响最深,观念转变最为突出的女性群体。女性主角的变化使得古典青楼小说所设立的＂女卑男强＂、＂才子佳人＂的男女关系模式被打破,海派狭邪小说中,妓女俨然已成男性狎客之＂梦魇＂。     

功架想像——海派狭邪小说中妓女择偶观的新变

在海派狭邪小说中,妓女与嫖客的关系从古典时期的从属关系变为金钱关系,这使得妓女经济开始独立,并且获得相对自由的空间。传统的＂才子＂在近代上海妓院已经不能成为妓女们的理想对象,反而被她们任意宰割、戏弄;同时,散漫使钱的商人,也未必能受到妓女们的真心对待。妓院男女关系的新变化使得到妓院＂寻欢作乐＂的男性迫不得已要发生改变,因而,海派狭邪小说构建了全新的男性魅力体系——＂功架＂。     

从自然人性的描写看鲁迅小说创作的心路历程

鲁迅小说在对自然人性的诗意抒写及其后对脊梁精神的深刻开掘中,显示出一代启蒙知识者真实而矛盾的心路历程：从诗意栖居地的幻灭到夹缝中的精神炼狱再到现代灵魂的自我救赎。这种直面人生的精神姿态,充分体现了鲁迅对历史和人性的深刻思考,以及对民族前途和国家命运的深沉忧患与执著探求。     

融入野地：还自然之魅——论张炜小说自然叙事的诗性追求

张炜创作了很多以大地和自然作为叙事对象的小说，其中《蘑菇七种》、《我的田园》和《九月寓言》是有代表性的作品。从中反映出张炜意欲复活自然，重建人与自然的诗性关系，在自然性和人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的思想追求。在工具理性甚嚣尘上的时代，张炜“融入野地”的写作，是对现代性直线发展思维的一种反拨，和对机械人本主义的纠偏，其内在精神遥续着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家天人合一的血脉和儒家过犹不及的中庸之道。     

丁玲与四十年代海派女性小说

丁玲女性小说表达了现代女性在精神退场、欲望泛化的都市男性中心社会里对理想爱情神话追求的幻灭。其小说充满精神和肉体的双重觉醒,双重痛苦——希望的同时在失望,进攻的同时在退守,建构的同时在解构。对于40年代海派女性小说影响深远,施济美、张爱玲、苏青等无不从她那里汲取过艺术的营养——思想资源和艺术资源。     

当代回族小说中的审美意象与精神追求

当代回族小说营造了丰富的审美意象,并形成了月亮意象、土地意象、清水意象等不同系列,表达着不同的文化内涵和精神追求。“月亮—水—土地”等审美意象在霍达、张承志、石舒清等当代回族作家笔下所具有的深层意蕴,凸显出一个民族的文化状态、生存方式、精神追求。     

清末民初形成期海派小说与新文学创作

清末民初形成期海派小说创作数目丰盈,其创作实绩代言了中国近代小说的基本风貌和整体成就。这批小说以通俗为主调,然而其叙事肌理中亦植入了较芜杂的现代性价值诉求。形成期海派小说规范了现代都市文学生产的基本要素,开启了中国文学现代性与都市的亲缘关系,确立了新文学批判国民性、城乡对立、都市罪恶等基本主题,以其丰富的读者经验和庞大的读者基础启发了现代文学阶段的文学"大众化"运动,并为"五四"小说提供了较丰富的叙事经验。     

现代中国市民小说的市井意识

现代中国市民小说创作充满了浓郁的“市井意识”,已构成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体格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如何正视中国市民小说的这些特质及其独有的某些形态、深入到具体的历史情景中去而不是简单地套用西方的概念和范畴来定义和分析现代中国市民小说,应是文学研究中值得注意的问题。     

论张恨水小说中的市民价值观和文化心理趋向

从鸳鸯蝴蝶派走出的张恨水毕生为普通市民写作,他的小说,是满足市民口味的都市传奇,是对现代市民社会风俗人情的逼真展示。他的小说,反映了都市市民社会的众生相,并在对市民性格的描绘中,正面表现了市民的世俗化伦理价值观,反映了传统市民文化的时代变迁,蕴含了当时的某种普遍的社会价值趋向和文化心理。     

海派市民文化的复兴——《中国达人秀》、《舞林大会》及海派清口所体现的新娱乐动向

海派文化的本质是市民文化,体现出娱乐对城市高强度竞争的救赎功能。海派市民文化进入电视时代以后逐渐适应了新的环境,而恢复海派市民文化正脉则得力于世博时代到来后上海所获得的诸多有关世博的优惠政策以及对上海城市身份的正面确认。周立波的海派清口、东方卫视的《中国达人秀》以及《舞林大会》,体现出了海派市民文化复兴的动向。《中国达人秀》是海派娱乐业的纪念性形态,《舞林大会》激活了世人对上海舞厅文化的记忆,周立波的海派清口系列则显示了海派市民文化的刚性力量。2002年上海获得世博会举办权,使得世界性的元素第一次以正面、积极、合乎法理的姿态再度移植到上海。新海派市民文化将在合理、健康、理性、自觉地消解西方文化的基础上融入大量本土文化的元素。世界性的美学均衡性法则已为上海城市及其市民文化带来了生机。     

张爱玲小说中的市民日常生活视野

在旧市民小说和新文学两个文学传统影响下,张爱玲自觉地选择俗人的日常生活为叙述对象,并普泛化为一种具有恒定、持久特点的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存在模式。在动荡的社会背景下,张爱玲用新传奇的叙事方式为普通人寻找出属于自己的立足之地以求得现世安稳。凭借这种日常生活视野,张爱玲将个人的生存和日常生活从底子上升为了叙述对象,以此观察现代生活和战争的两个场域,从而在尚未完成的现代这个具体的历史层次中,提供想象中国的新的可能性。     

早期上海现代市民小说的女性叙事策略

作为现代市民价值观的表现载体,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现代市民小说整体上具有阴柔的女性气质。从当时上海的社会现实来看,女性在城市生活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并呈现出一个女性化的消费文化语境。这种“女性”特征与主流地位的民族／国家叙事所呈现的某种“男性”特征相对立,形成了两种文学观的对比。正如女性本身在社会相对于男性的弱势地位,日常生活话语相对于启蒙中心话语的弱势地位,体现了女性气质的现代市民小说也不可避免地被主流文学史所遮蔽。     

海派女作家小说语言的诗化风格

上海文化传承了江南文化,充满着阴柔与怀旧的色彩,与女性独特细腻的心理体验相结合,使得海派女作家在小说中通过总体情境与形象的反复交织去唤醒每个词汇中潜伏的感性成分,强化与丰富它的诗意的内涵。通过诗化的意象性、诗化的空间性和诗化的音乐性三个层面的表现形态,不仅可以窥得其小说语言的诗化风格,而且可以在诗化语言自由跳跃中探寻其创造的充满意蕴的艺术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