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见与误读——闵福德对《孙子兵法》"诡道"理论的解读

本文从文化翻译中的偏见与误读入手,介绍了闵福德译本对孙子兵法"诡道"理论的误读,阐述了孙子兵法诡道的科学内涵,从西方意识形态、译者的知识背景和能力以及翻译目的和策略等方面分析了导致闵福德译本产生误读的原因.     

吴楚战争与《孙子兵法》之读解

《孙子兵法》作为一部享誉中外、垂训后世的军事学经典著作，它绝非向壁之作，它势必奠立于某种特定的社会实践。这一社会实践应是作者成书的那个特定的时代以及作者在那个特定时代中的社会实践活动。基于此，本文将视野投向与《孙子兵法》成书年代紧密相关的吴楚战争这一战史领域，试图通过考察作者孙武的社会实践活动，来读解《孙子兵法》的文本，希冀在吴楚战争这一参照系的观照下，对《孙子兵法》作出更深刻、更全面、更客观的诠释，从而使我们能更好地继承和评估这部中国古代伟大的军事认识成果。     

韩愈《师说》与道典关系略说

关于韩愈《师说》的思想来源，以往的研究大都谓之与先秦以来的儒家密切相关。其实，通过与相关道教经典的比较，便不难发现它的某些重要观点与道教的关系更为密切。究其成因，则与当时道教文化的巨大影响有关。     

儒家"类"观念初探

人不独是一种个体性的存在,同时也是一种整体性的“类存在”。西方哲学中的“类”观念在自然哲学的意义上所标的的是物因其所具有的“共相”而组成的集合,而它在康德与马克思那里发生了某种重大的转型,使得一种更为始源性的含义被揭示出来。这种发生在西方观念系统中的转型开启了与儒家哲学对话的契机,并由此为理解儒家的“类”观念提供了新的立场和视角：“类”乃是人经由自身之自觉活动所实现的兼容同一与差异的存在样态,儒家目之为“群”。而“仁义”之道在“类”观念的视角下或可作如此解释：“仁”代表了人天然本具的与万物相感通的通性,这是作为个体的人得以参与到整体性构成之中的基础;“义”则代表了人能够在实存中容纳后天差异性内容,捍卫并成全特殊的、个体的“自我”之德性。     

《孙子兵法》成书年代补说

词的演变和消失,新词的产生,是语言词汇变动的两个重要方面。一些词或短语,如“克/能”“及……战/与……战”“士卒/士人”“疾/病”“于/於/在”以及“不得不”“会战”等,它们的使用呈现出历时的阶段性特征,根据这些特征所分别对应的时代以及这些词(短语)在《孙子兵法》和先秦其他文献中的出现情况推断,《孙子兵法》主体部分成书应不早于战国中期、不晚于战国末年,最迟不晚于西汉初期。     

《孙子兵法》“败道”论对现代领导者的启示

《孙子兵法》虽是求胜之学,但也极为重视对败道的反思。不败是胜的前提,败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知胜道可取胜,识败道则能防败。现代领导者应借鉴《孙子兵法》败道论,学会识败,善修自保之道,善保全胜之法,努力探索求胜防败的规律,从而使自己的工作符合科学和理性的要求。     

《司马法》与齐国思想学术的关系考论

春秋战国之际,齐国在稷下学者的引领下发起了一场深刻的思想学术变革.《司马法》正是这场变革的代表性成果.对于《司马法》,不仅应该看到,其作为一部兵书,既确立了田氏集团在齐兵学系统中的正统地位,也建立起适应战国时代战争形势的强兵理论.同时还应看到,这部兵书也是对齐国思想学术的传承和推进,映射了齐国的价值信仰、文化基因和时代思潮.从价值信仰方面看,该书在适应客观现实需要的同时,总体上秉承了宗周礼乐精神.从文化基因上看,其深受姜齐文化传统影响,人本主义倾向与功利实用主义特质十分鲜明.从时代思潮角度看,该书诠释了黄老“稷下主旋律”在兵学领域的渗透和延伸.     

礼器略说

礼器作为礼学传统中的一个概念,因被用于多种语境而致意义所指不一,给礼学的结构理解和实践操作带来了很多困扰。以《礼记·乐记》所论之礼学三要素“礼情”(礼意)、“礼文”(礼仪)和“礼器”为据,结合中华礼学发展史和当代人类学对民间礼仪活动的田野观察,对其所述的“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礼之器也”加以分疏,可发现传统礼器的概念应包括用来进献给行礼对象的实物和承载此实物的“包装”,以及寄寓在此实物及“包装”上的等级制度和文彩形态三个部分。     

略说先秦的语体与语书

引述和依据先秦典籍中有关于语体和语书的记载,通过对语的本义、语体的发展和语书体的变化展开讨论,并对先秦时期语体文献的性质、特点、表现形态等略作分析,以期对先秦时曾被广泛引用的“语”这一文体的大致面貌,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先秦狩猎诗论

狩猎是先秦诗歌表现的重要主题.先秦狩猎诗真实而生动地展示了一幕幕多姿多彩的狩猎图画,勾画了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狩猎人物素描,具有深厚的狩猎文化底蕴.不仅艺术特点鲜明,而且对汉代狩猎大赋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先秦审美意识的多元酝酿

先秦审美意识的酝酿是一个多点萌发、多向互渐的进程。它包括了天道、心性、言象三个层面。此三者并存于同一文化历史时空中,彼此错综冲突碰撞,始终处于对话状态。在对话中,它们相互激发、相互促进,在命题、概念、范畴、思想、思维模式、心理型态诸方面,都有交集、融合、共用、贯通,而最终酝酿了先秦审美意识。     

先秦军事禁忌刍议

军事禁忌散见于先秦兵家文献,但论述相对较少,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简帛材料相互印证,可以看出,禁忌思想对具体的军事行为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对战争的进程及结果产生重要影响。从天时、地理、人事三个角度进一步分析其影响和作用,可以构建先秦军事禁忌的大致框架。     

礼与法在先秦时期的发展脉络

礼与法在先秦时期的发展脉络是:礼与法在春秋以前的夏、商、西周三代处于混一状态,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分离。在春秋以前的夏、商、西周三代,以“周礼”为典型代表的三代之礼是一个严密完备的社会控制体系和政治文化系统,整合了礼与法,处于整体化、系统化的礼法混一状态;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和法家在“礼崩乐坏”的社会形势下,对传统的西周“礼治”体系进行了不同方向的扬弃,形成了“法家之法”和“儒家之礼”的分离对立。于是,无所不包的西周“礼治”体系就分解为“法家之法”与“儒家之礼”,礼与法在制度实体和思想理论上都成为两条线索独立并行。     

秦统治指导思想研究

秦统治指导思想丰富多元,商鞅变法以来的富国强兵思想、韩非李斯的君主专制主义集权思想、诸子百家的大一统思想、五德终始思想等,都在秦不同的历史时期起过不同的作用.     

清代词学批评正变之论的承衍

清代词学批评正变之论的承衍,主要体现在三个维面:一是从词作风格角度所展开正变之论的承衍,二是从词学流派角度所展开正变之论的承衍,三是从词史发展角度所展开正变之论的承衍。上述三条线索相辅相成,从不同维面展开了对词作历史发展及其多方面艺术特征与体貌呈现的认识,共构出传统词学正变批评观念的主体空间。     

先秦美学的历史进程

中华民族审美意识的产生是先秦美学史独特的主题。先秦美学史动态地包括史前文明、商代、周代和战国四个历史阶段 ,静态地覆盖了器物对象、感性观念文艺对象和抽象理性审美观念三个层次。先秦美学史呈现了人类审美意识发生的共同规律 ,同时也显示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精神 ,为整个中华古典审美意识打下了浓厚的底色。     

前秦氐族文人赵整考论

赵整是前秦氐族一位优秀的学者。他的文学活动体现了十六国时期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状况。他的诗歌通俗晓畅质朴无华,以北方少数民族特有的风格自然呈现。同时由于他崇尚佛学,对前秦时期的佛教翻译整理工作做出了许多贡献,代表了前秦氐族文学创作的较高成就。     

先秦道家和儒家的人生论简析

先秦道家以道观生,察生命起源,明人生自然、人是自然动物,反对仁义,崇尚无为,追求超越生死转换的长生久视;先秦儒家以仁观生,思人生之道,定义仁义为人的属性,证明人是道德和社会动物,以舍生忘死、成仁取义为终极价值.它们共同构成中华民族的人生智慧.     

论先秦赋与散文的成就

先秦赋体文学中,骚体赋与汉代之作形同神异;诗体赋与汉赋大体相近,名称则异;散体赋是先秦及汉以后的主体。先秦时期的辞令或书信、上书作为独立的散文本已存在,并非汉代以后才从诸子和历史散文中独立出来。先秦散文注重抒情说理,特色鲜明,风格迥异,其艺术成就对后来的散文乃至小说都有极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