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吕氏春秋》——兼论杂家的出现

《吕氏春秋》和吕不韦的评价问题,是被“四人帮”搅得混乱不堪的一个历史问题。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吕氏春秋》和吕不韦,是史学工作者应予承担的一项任务。本文拟就以下几个问题提出我们的看法:一、《吕氏春秋》是什么意义上的“杂家”?二、为什么当时会出现《吕氏春秋》这样的杂家代表作?吕不韦为什么要利用杂家?三、《吕氏春秋》实际的历史作用怎样?历史命运如何?探讨这几个问题,是为了     

论吕不韦——驳罗思鼎《评<吕氏春秋>》等文的奇谈怪论

吕不韦是什么人?是封建官僚大地主还是“大奴隶主”?这是一个需要认真分析研究的问题。“四人帮”及其舆论工具罗思鼎,只是凭着司马迁《史记》一书中关于吕不韦有“家僮万人”和“徙卫于野王”的记载,就武断地把他定为“大奴隶主”。(《评<吕氏春秋>》)这完全是荒谬的。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判断一个人的阶级地位和阶级属性,必须把它放在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中,看它“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列宁:《伟大的创举》)如何来决     

论《淮南子》对《吕氏春秋》推类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宋高似孙认为《淮南子》一书“殆出于”《吕氏春秋》(见《吕氏春秋·附考》),此说虽有夸大之嫌,却道出了两书之间的承继关系。两书的共同点之一是对推类理论都有研究,那么《吕氏春秋》的推类理论具体内容是什么?《淮南子》的推类理论又包括哪些内容?在此问题上,后于《吕氏春秋》百年有余的《淮南子》继承了《吕氏春秋》哪些东西?又在哪些地方发展了《吕氏春秋》的推类理论?本文拟就上述问题作一考察。     

论《吕氏春秋》农学思想与《周易》及《老子》

《吕氏春秋》倡导重农的政策思想主要是对《老子》“圣人之治”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体现在：“朴”的政治哲学,“不尚贤”的政治主张和老子“小国寡民”的政治情怀。《老子》与《吕氏春秋》之间有两条主轴贯穿始终：一是以老子政治哲学为主的道家“无为”思想,《吕氏春秋》将其浸透在重农政策中;二是《周易》、《老子》思维方式在《吕氏春秋》中的体现,具体表现在《吕氏春秋》的言说方式和言说内容具有正反相合、注重“天地人”三者融通与和谐的整体性思维特点。而《周易》、《老子》的流传与演变,为《吕氏春秋》的思想内容、思维方式和言说特点提供了方便之门。     

《吕氏春秋》与墨学

《吕氏春秋》与墨学修建军《吕氏春秋》是战国末年秦相吕不韦主持编写的一部“杂家”著作。清人卢文曾经认为：“《吕氏春秋》一书，大约宗墨氏之学，而缘饰以儒术。”他的根据是，“其《重己》、《重生》、《节丧》、《安死》、《尊师》、《下贤》，皆墨道也，然君子犹有...     

《吕氏春秋》历史观析论

《吕氏春秋》一书,为战国末年秦相国吕不韦延揽士人“集论”而成。从该书撰述旨趣而论,属“《春秋》家言”。它是要通过“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从中把握和揭示天人共通的历史运动法则,总结历史治乱兴衰和政治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吕氏春秋》所体现的历史观点是糟粕与精华并存,对后世政治历史和思想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人法天地的天人合一论《吕氏春秋》观照和诠释历史,是从探寻天人关系入手的。在《有始》篇中,作者依据当时人的天文地理知识,对天地进行了一番描述:“天有九野”,即有九个星域,分别为钧天(中央)、苍天(东方)、变天(东…     

墨子姓氏、先祖考略

墨子姓氏、先祖考略郭成智，张新河墨子到底姓什么，犹如这位伟大思想家的故里在什么地方一样，也诸说不一。由于姓氏是溯及一个人先祖和其思想渊源的重要依据，故探究墨子姓氏，也成了重要课题。本来，从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称墨子为“墨翟”和《吕氏春秋》高诱...     

老子哲学的类比思辨

五千言《老子》是一个内容丰富而完整的哲学体系。所谓哲学体系所应有的主要内容:宇宙论、社会政治论、人生论、认识论等等。老子都以极其精辟的诗体语言作了独到的探讨。那么,老子哲学的宗旨是什么呢?古往今来,有多种看法。古代有人说是“君人南面之术”、是“阴谋诈术”;现代有人说是谈“天道”,也有人反对之,认为应是谈“人道”。徐复观在《中国人性论史》中指出,老子哲学的动机与目的,“并不在于宇宙论的建立,而     

《吕氏春秋》释名

一《吕氏春秋》及其篇次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又《吕不韦传》:“吕不韦以秦之     

《吕氏春秋》的思想主旨是“王治”

《吕氏春秋》一书 ,在《汉书·艺文志》中列为杂家著作。但许多学者却认为杂家没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和主导思想。其实 ,杂家就是杂家 ,“王治”是《吕氏春秋》的学派宗旨 ,取各家之善、形成一个新的统治理论模式就是其理论体系。不应用另外一个学派的思想来解释《吕氏春秋》。     

小议《周易》中关于商史的记述

《周易》中的内容十分丰富,其中不少记述涉及到殷商史,现择主要的略谈浅见,抛砖引玉。 一、王亥 《周易·大壮》六五云:“丧羊于易,无悔。” 《旅》上九云:“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 上述记载,学者认为是王亥丧牛羊于有易氏的故事。其他文献中亦有记载: 《吕氏春秋·勿躬》:“王冰作服牛。”王国维认为篆文“冰”作“”,与“亥”字相似,王冰即王亥。     

一本必要的书——《黄宗羲诗文选》介绍

明清之际的文化巨匠黄宗羲的第一个诗文选校注本《黄宗羲诗文选》终于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郑重推出。在学术著作出版艰难的情况下,这部书能够出版,是值得庆祝的。 关于黄宗羲的崇高历史地位,我国著名的文化史专家蔡尚思教授在给《黄宗羲文选》的“题辞”中,以“六个第一”作了概括:“黄宗羲在政治思想上,独敢公开反对中国古来的君主专制制度;他“首先反对传统的“工商皆末”而提出工商“皆本”;“他最先编著中国学术思想史”;“他是明清史学界浙东学派的祖师”;“他编了最大的一部《明文海》”;“他最博学,最多读书,实在顾炎武、王夫之等人之上,而为古来儒林所未有。”     

战国农家的代表人物——许行的思想

许行大约生活在公元前390年至公元前315年之间,与孟子是同时代人。他的事迹和主张见于《孟子·滕文公上》。他依托远古神农氏之言来宣传他的主张,是战国时代农家的代表人物。从孟子骂他是“南蛮鴃(jué音抉)舌之人”,和“自楚之滕”看,他是楚国人。有人认为《吕氏春秋·当染篇》所说的墨子的再传弟子许犯就是许行,但也有人认为此说并无确据。《汉书·艺文志》有《神农》二十篇,是农家的著作,可惜早已失传。农家的材料还见于《吕氏春秋》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四篇,同书《爱类》篇和《淮南子·齐俗训》也有部分材料。     

仙·方士·三神山

秦皇、汉武求仙著称于史。 “仙”是什么?“仙”,原写作“僊”《说文》:“僊,长生僊去”。意思是长生不死迁居在外的人叫“仙”。到了东汉时,才有了异体字“仙”。《释名》解释说:“老而不死曰仙。     

新论集锦

《吕氏春秋》的思想主要倾向是什么?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是新道家,有的则认为是新儒家。金春峰在《论〈吕氏春秋〉的儒家思想倾向》(《哲学研究》1982年第12期)一文中。认为     

《吕氏春秋》的大一统宇宙系统论

《吕氏春秋》的大一统宇宙系统论李祥俊公元前２４１年,在秦相吕不韦的主持下,由他的众多门客集体编撰了一部《吕氏春秋》。《吕氏春秋》成书于秦王朝统一中国的前夕,编撰目的就是“将欲为一代兴王之典礼也”,即自觉地顺应政治统一的时代潮流,为即将到来的大一统国家...     

论《吕氏春秋》的政治辩证法思想

《吕氏春秋》全书的结构不很严密,有些思想观点之间不能相互协调,但作者毕竟对各派思想作了初步的综合,有些新的阐述,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此外,书中由不同学派的作者撰写的一些专论不限于以“论”为名的篇章,比之于先秦诸子的有关思想,更具专门性、系统性和严密性。如将那些既有综合性质,又有不同学派色彩的专论,视为先秦诸子思想的延伸和发展,则《吕氏春秋》在思想史上的价值甚高。本文第二部分的有关内容,将在主题范围内,专门论述《吕氏春秋》对前人思想的发展。一、《吕氏春秋》政治辩证法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评价1、“因”…     

简论元好问与严羽论诗观的相似点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以及严羽《沧浪诗话》是宋金之际的重要诗歌评论之作。以此为研究对象进行考察发现，元、严的论诗观存在高度的相似之处。就艺术风格而言，二人重视以“建安风骨”为代表的“刚健”之气，注重以东晋陶渊明为代表的“自然”之风，反对“柔弱”“新奇”之弊。就写作技巧而言，二人均推崇简练、平易之笔，反对隐晦、难解之作，主张“自然声律”。就创作内容而言，二人都推崇真实之情，反对矫揉造作的“次韵”之体，指出诗歌应该具有抒情言志、反映社会现实等“兴寄”内容，反对以“骂詈”之言入诗。     

艰难创业话流人——《中国流人史》自序

拙著《东北流人史》于199O年出版后,以其选题、内容与形式的开拓与创新等特点,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好评,甚至一些著名的学者,著名的戏剧理论家与作家,都撰写诗文予以评介或推奖,并获得1991年国内出版界最高大奖“中国图书奖”二等奖等4项奖.随着新华社将这一消息向海内外的播发,有些读者来信,询问我今后的研究计划,我告知他们,正在撰写《中国流人史》一书.他们又询问我为什么这样喜欢流人史?研究流人史的动机是什么?     

汉代民间的“苍天”崇拜

“天”的构造、“天”的性格、“天”与人的关系,是两汉哲学论辩的基本命题之一。而“天”的权威,是得到各家的公认的。《淮南子》继承了庄子“与天为徒”（《庄子·人间世》）的思想,提出“循天”的原则（《原道》）。《吕氏春秋》“法天”的观念,也为汉代思想家所继承。董仲舒说,“人生于天而取化于天”,人事必须“合于天道”（《春秋繁露·阳尊阴卑》）。这样的思想,其实是有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的。汉代社会对于“天”的迷信,在当时的意识形态体系中曾经表现出具有宗教意义的广泛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