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傅斯年五四时期的文学革新观

傅斯年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坚定支持者与宣传者.1918至1919年间,他先后发表了<文学革新申议>、<戏剧改良各面观>、<怎样做白话文>、<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等文章,提出了强调发展变化与新陈代谢的"进化的文学"观、以思想启蒙为主旨的"人化的文学"观与开放的而非锁国的"欧化的文学"观,系统地表述了他关于中国文学革新、发展的方向及一般进程的可能性选择的思想.所论与胡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主张异声同调,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开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     

近三十年学术界反思"五四"述评

对"五四"的定位与评价一直是中国思想史研究争论的焦点之一,革命史范式将"五四"定格于现代中国不断革命中的关键环节;海外知识分子与文化保守主义者则对"五四"的激烈反传统持严厉的批评态度;而启蒙论者高扬"五四"的启蒙价值与人性关怀;如今,一种"大五四观"突破以往研究的藩篱与范式限制,从更高的层面与宏大的视角上重新认识"五四",其研究理路展示的恰恰是"五四"的真精神.     

五四新文学与自然主义

自然主义作为一种文学理念是20世纪初从日本传入中国的,但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并未像日本文坛那样形成典型的自然主义文艺思潮。中国文学环境的独特性使自然主义经过改良后成为诠释启蒙文学观的载体。五四新文学的倡导者们提倡自然主义,是试图用自然主义来克服写实主义"不忠实描写"的弊病,将它的某些法则加以改造而成为现实主义理论的有机部分。     

音乐与沈从文的“生命”之思

沈从文对于生命的认识是从音乐而来的,音乐不光让他步入到"生命"的澄清之境,还给了他许多"无言之教",形成了追求崇高原则,将生命粘附到民族国家复兴大业上的生命价值观念。以往的此类研究常常忽视了沈从文的"生命"观与"音乐"之间的关系,因而很难对其"生命"观的发生发展轨迹做出完整的把握。重新审视音乐与沈从文"生命"之思的关系,对于深入把握沈从文的思想具有积极的意义。     

“五四之子”殷海光的“五四”情结与“五四”观念

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五四"有着独特的地位和特殊历史符号的魅力."五四"的历史有多久,对"五四"的意义阐释就有多久.社会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对"五四"各有建基于意识形态立场的阐述,也有一些思想者在一再的反思中追索"五四"的真谛,自称为"五四之子"的殷海光就是其中最典型者之一.殷海光的"五四"观经历了两次转变,一次是意识形态之间的转换,一次是从意识形态阐释向回归历史的学术思想解释之转变.后一个转变为进一步深化"五四"认知和发挥"五四"的精神价值,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遗产.     

也谈晚清和“五四”

十多年来,"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一语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常见常闻的关键句之一.但这是一种诱导性提问,意在强调晚清作为文学阶段的重要性,而质疑"五四"的开创性意义.五四时期出现了与以往作品不同的、有理由命名为"新"的文学,而如今问责"五四"者往往混淆了文学史和文学史叙述,将窄化了的文学史叙述作为批评"五四"的依据,透露出其对"五四"的反思也肇于逆向观照的运思逻辑.     

"五四"时期沈从文创作思想谫论

“五四”时期,沈从文的文学创作理论受到争议,笔者通过悉心研究,试图全面深刻地揭示这一时期沈从文的创作思想的实质。而且,只有深层次地了解“五四”特定时期沈从文的创作思想,才能更好地理解沈从文一生的文学作品中所体现的精神。     

李大钊与五四时期中国学术观念的更新

五四时期是中国学术观念根本转型的时期,马克思主义被引入中国的学术界.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他在继承中国近代进步的学术传统的同时,不仅在中国引入唯物史观,为中国学术提供了新的学术观念,而且还运用唯物史观率先进行学术研究.他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所形成的学术观,不仅是对五四时期学术观念的总结和提升,而且对中国现代学术观念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李大钊推动了五四时期中国学术观念的更新,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的开创者.     

黄遵宪诗文革新与“五四”新诗内在发展逻辑——兼与李卫涛先生商榷

关于"五四"新诗的原初建构,只能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去寻找。黄遵宪作为"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其革新与实践创作的诗歌,早具"五四"新诗的雏形。他对自由化与通俗化的诗歌追求,是古诗通向"五四"新诗的必由之路。只有展示或摆明"五四"新诗之源,才能凭借对它来龙去脉的清理而揭破片面观念的荒谬与无根,找到"五四"新诗的内在逻辑发展前景。     

《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形象——以“五四”小说中的性爱主题为参照

莎菲女士对凌吉士的感情是欲望性的,它显示了"五四"新文化的性爱解放性质。但是"五四"的人性观、爱情观也包含了"灵"的成分,它不可避免地要对欲望进行限制。对欲望的解放与压抑的倾向在"五四"两性关系小说中扭结在一起,而《莎菲女士的日记》中莎菲的爱情心理与观念就突出展示了这两种线索的矛盾性,这篇作品因此也可以看作是对"五四"时期"灵肉一致"的人性观、爱情观的一种拷问与质疑。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