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独立的几个问题

司法独立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前提。审判机关是司法独立的唯一主体。宪法规定的独立审判过于笼统 ,应该强调法院对行政机关的独立、上下级法院之间的独立和法官的独立。在目前条件下 ,实现司法独立应注意 :解放思想 ,更新观念 ;改革法院设立体制 ;理顺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关系 ;建立法官任期终身制度和司法经费的统筹制度     

析1910年《法院编制法》

1910年制定的《法院编制法》是清末修律和司法改革重要成果。它以审判机构组织法的形式确定并重申了司法独立原则,并建立了一套相当完善的制度来保障司法独立的落实,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色。由于追赶世界立法潮流,《法院编制法》也表现出一定的超前性与局限性。     

论我国法院对仲裁裁决的监督及其完善

人民法院对仲裁裁决进行司法监督是必要的,但其监督范围不应过于宽泛,只能是程序问题,而不应当包括实体问题和法律适用问题;法院对国内仲裁裁决和涉外仲裁裁决应当适用统一的监督标准;应当删除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程序,并对撤销仲裁裁决的程序进行具体的、可操作性的完善;对人民法院作出的撤销仲裁裁决的裁定,应当有条件地允许上诉.     

《协议选择法院公约》对国际商事仲裁模式的借鉴及影响

尽管一国的法院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国家的主权,但各国法院的判决并未能在国际范围内得到广为承认和执行;相反,仲裁裁决则在全球多数国家得到了承认和执行.<协议选择法院公约>的起草者希望改变这一状况,建立与国际商事仲裁机制相竞争的诉讼机制.公约的生效将使国际商事仲裁面临冲击和考验.     

近代早期英国普通法院司法独立的特点及其意义

近代早期英国普通法院通过独立于国王 (由国王的代表转换为社会的代表 ) ,及对自然法的坚守与“旧瓶装新酒”式的改造 (将自然法由其非人格的神性之法变为非人格的市场之法 )完成了司法独立 ,建构了法治。英国通过普通法院的司法独立与法治 ,完成了财富获取方式由传统的国王分配到现代的市场分配 ,以及普通法院由传统的分配为正义代表向现代的交换为正义代表的转变。     

台湾地区仲裁机构与法院关系的相关规定及其启示——以《民事诉讼法》和《仲裁法》的修改为视角

仲裁机构和法院作为民商事争议解决领域的两大主要机构,既相互支持协作,又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对立。正确认识和处理二者的关系,对于充分发挥仲裁的解纷功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中,仲裁立法的质量十分关键。我国台湾地区仲裁立法中仲裁机构与法院关系的相关规定可以为大陆民事诉讼法和仲裁法的未来修改提供借鉴。     

司法独立的宪法视角探究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已有三十多年,在这三十多年内我国经济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政治改革和司法改革的成就却乏善可陈.随着各项改革步入深水区,特别是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政治改革和司法改革明显提速,其中司法改革的进步尤为明显.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的多项增强司法独立性的措施为我国的司法改革指明了方向,有力的增强了司法的独立性.司法独立为何重要,增强我国的司法独立性还存在哪些困难,如何解决司法独立面临的困难?学术界对这些问题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从宪法角度探索司法独立的研究尚显单薄.     

法院司法独立化的权威推进与观念变革

法院司法独立是法制现代化的一个基本标志.从体制因素来看,法院司法独立化的实现必须依赖于党和政府的法治权威推进.从文化因素来看,它需要适时地转变民众的观念.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必须在实践中奉行转换性创造,形成权威推进与观念变革的良性互动,为法院司法独立化的实现打下坚实的基础.     

司法行政化与司法独立：悖论的司法改革——兼评法官等级制与院长辞职制

司法改革的目标应当是通过司法独立而实现司法公正,然而有关机关近期出台的改革措施,如法官等级评定制和院长辞职制,却可能强化法院管理制度中的行政化色彩,损害司法的独立性。这显然是与司法改革的终极目标相违背的。     

关于我国司法独立的若干法理思考

司法独立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前提。司法独立被载明于我国现行宪法和诉讼法 ,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意义深远。本文论述了司法公正与法院独立 ,揭示了我国司法独立现状与宪法立法原意 ,剖析了司法独立的主要因素 ,提出了解决司法独立的基本措施     

韩国民事强制执行机关的设置

韩国民事执行机关的设置采取的是二元制结构,执行官只涉及实施问题的民事案件的执行,执行法院的执行工作主要由司法补佐官负责,法官对于司法补佐官的执行行为的妥当性做出判断,监督司法补佐官和执行官的执行工作.韩国的民事执行机关的设置遵循着审判与执行相分离的原则,民事执行机关既不隶属于司法机关,也不隶属于行政机关,执行的实施遵循职权主义原则,体现了国家公权力的强制性和权威性,执行人员的任免程序规范,选任条件严格.     

远程作证制度研究

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使证人远程作证成为可能,证人出庭作证有利于查明案情,提高审判效率,实现诉讼结果的正当性,维护司法公正。只有在制度的保障下,远程作证的价值才能得到最大的发挥。证人远程作证的制度规范应包含四个方面内容：远程作证的申请阶段,明确可申请远程作证的各项情形;远程作证前的准备阶段,提供程序及制度保障;正式庭审阶段,明确远程作证的具体流程及各方职责;签字确认阶段,确保资料完备,存档备查。     

模拟法庭教改路径的调查与探索

近些年来,模拟法庭被看成法学教育领域培养复合型、应用型、创新型法治人才的重要课程,各种类型的模拟法庭竞赛在我国遍地开花,而伴随着司法信息化、公开化建设,司法系统对法学人才的互联网技能要求也在日渐提高。因此,各个高校都在顺势改革模拟法庭教学模式和体系。为了解本校教学改革探索的效果,以法学专业大一和大三学生为样本进行了调研,对我校模拟法庭教学现状进行了分析研究,希望以此透视我国普通高校法学专业的模拟法庭教学改革,并提出进一步完善我国模拟法庭教学的建议。     

电子证据出示的法庭保障义务研究

当事人进行诉讼,法官审理案件,其目的在于实现利益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将电子证据作为一种法定的证据形式,已然确立了其应有的法律地位?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大多数法院由于受传统证据和司法理念的影响,对电子证据的特殊性认识不够,在电子证据出示环节,法庭的保障并未跟进?具体体现在直接出示方式,无相应设备予以配合当事人出示;转化出示方式,审计信息不全,导致无效审计浪费司法资源;保全出示方式,当事人费用支出过高,造成其经济负担?为了克服这些不足之处,法庭要以“利益保障”为诉讼目的,做好直接出示的便利性保障,转化出示的辅助性保障和保全出示的选择性尊重,在保障当事人 权利得以充分行使的基础上,实现案件事实“确信真实”,进而增加当事人对案件裁判的理解与认可,以提高司法权威?     

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研究视角的转换

在我国刑事诉讼改革的进程中,证人出庭问题始终是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它对我国庭审方式的改革和一系列相关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当前我国对证人出庭问题的研究明显偏向保证证人出庭制度的研究,而忽视了证人不出庭作证的积极作用。文章从供需理论分析了我国证人出庭难的矛盾所在,即证人的供应远小于对证人的需求。所以解决我国证人出庭问题的思路之一就是要转换视角,加大对证人不出庭的研究。     

论最高法院的上诉终审功能

上诉终审功能是当今世界各国最高法院的基本功能。最高法院即最高上诉法院、终审法院,具有司法性、终审性和主权性的功能特点。司法独立、终极的上诉管辖权和严格的案件受理标准与分流程序是实现最高法院上诉终审功能的必要条件。不过,法律的全球化、区域化对各国最高法院上诉终审功能提出了挑战。     

法院审理群体性案件之困境及良性机制构建

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矛盾复杂交错,同时也是群体性案件的高发时期。群体性案件成为法院棘手的工作。正确处理司法公正与维护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厘清司法审判规律与群体性案件诉求之间的矛盾,区分不同类型的群体性案件,在法律框架内采用灵活的审理方式,方能形成多渠道化解群体性案件的良性运行的司法机制。     

裁判执行权的再思考--从权力的个性考察

"执行难"是司法权威受到损害的一个主要因素,解决"执行难"也是当前司法改革的目标之一.而对执行权性质的正确认识是建立合理执行体制的前提和基础.以国家权力的分工与制约理论为基础,从行政权和司法权性质上固有的差别来看,执行权本质上是一种行政权,并不具有任何司法权的特性.由法院行使执行权不仅不会更好地解决"执行难"问题,反而会加剧法院的"行政化"色彩.针对这种状况,合理的解决方法是将执行权从法院剥离出来,交由行政机关行使.     

明代朝鲜贡女问题初探

尽管明代是中朝关系最为密切、友好的时期,但在古代极度不平等的国家关系中,亦不免出现反面性历史,贡女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反面性副产物。明朝每次向朝鲜要求贡女时,朝鲜都会陷入恐慌状态。而且,进贡到明廷里的贡女们的命运也极其悲惨。与之相反,贡女的亲族却占了"上国皇亲"之光,从此在朝鲜飞黄腾达,并且朝鲜朝廷也利用他们的特殊身份处理对明朝的外交难题。     

国际刑事法院启动机制及美国的应策

国际刑事法院的成立,是国际刑法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必将对国际法、国际刑法和国际关系发生深远的影响。国际刑事法院的启动机制与其管辖权紧密相关,是主权国家在是否加入国际刑事法院问题上必定要首先考虑的问题。而在国际刑事法院的启动机制方面,检察长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检察长在调查和起诉方面享有巨大权力,使得有些国家有所顾虑,其中对国际刑事法院刑事管辖权最持怀疑态度的,就是美国。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问题,既是国际刑法范畴问题,也是国际法的问题。它既关系到国家主权,也涉及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问题。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问题中的补充性原则和启动机制方面的规定,涉及缔约国和非缔约国的权利和义务,因而也是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问题中最复杂、最敏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