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次史上变法告诉我们什么

<正>我国历史上的几次变法,经验、教训颇多,笔者主要就改革本身谈一些看法与体会。(一)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魏国李悝变法持续27年,后来没有继续下去,132年后魏国灭亡。躺在前期改革的功劳簿上不会让国家强大,而且可能随时落后挨打。改革失败和中断,会使国家走向衰落。王安石变法的中断,使得面临衰落和边境之患的宋朝,在50年后的1126年降金,迁都杭州;张居正变法被废除之后的80年明朝就彻底瓦解;戊戍变法的失败,延长、加深了国家、民族的苦难。商鞅变法,个人被车裂,但变法的内容没有废除,秦国逐渐走向强大。楚国变法,吴起     

秦国——秦朝统治中的礼治因素

秦国的礼渊源于周礼.商鞅变法主张"法治",但他也认为,"礼者,所以便事也",因此并不完全排斥礼;<吕氏春秋>作为杂家的作品,在谈"孝"、"义"之中,渗透着礼的精神;在秦始皇的巡行刻石中,多处可见儒家礼治的特点;<秦会要>则单列礼部,对泰国礼给予了全面的总结.由于秦在战国末期横扫六国,实现一统,所以人们通常总是研究秦军事的强大,认为秦文化就是军事文化,与"礼"无缘.而事实上,泰在重视军事的同时,也十分重视"礼制",这种"礼"是符合秦社会发展及政治需要的.     

秦市场发展述论

本文考察了秦（包括泰国和秦王朝）市场发展的历史状况。认为在秦发展历史上，市场贸易和发展曾两度活跃：一是商鞅变法前；二是战国中后期至秦始皇时代。第二次市场活跃产生的社会影响更为广泛、深刻。国家对市场的严格管理和社会对市场的要求，使市场呈现发展与限制的生存状态，这是我国封建社会初期市场发展的基本特征。     

秦代法吏体系考略

(一)早在商鞅变法时,秦国封建统治者为了保证法律实施,就提出:“为法令置官吏,朴足以知法令之谓者,以为天下正①。”意思就是说,国家要为贯彻法令设置官吏,请那些通晓法令的人担任各级司法官吏,主持司法工作。他们设想的具体方案是,在朝廷中设置三名法官:天子殿里设一名法官,御     

古代人的身份证

身份证并非现代所独有，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商鞅变法时，秦国推出了照身帖，以验证秦人的身份，防止间谍入侵。所谓照身帖，就是一种经过打磨的竹块，上面刻着持有人的相关信息，诸如头像和籍贯等，跟我们今天使用的身份证十分相似。     

俄罗斯土地改革及农地市场发育状况

本文从法律构架、土地改革成果、土地市场的出现以及土地交易的限制等几个方面,全面论述了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以土地私有化为主要内容的俄罗斯土地改革及其成果。俄罗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以土地私有化为主要内容的土地改革,引起了土地所有权结构的变革,同时也产生了对土地流通以及建立和完善土地流通制度的需求,而这些变革是由一系列法律法规来推动和约束的。在立法改革方面,俄罗斯于1990年10月通过了《土地改革法》,并采用宪法修正案的形式来承认农地的私有产权。同时,修正案规定土地私人产权的买卖要进行为期10年的延期偿付,以…     

《商君书·更法》译注

孝公平画①。公孙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②,虑世事之变③,讨正法之本④,求使民之道⑤。注释] ①孝公──姓嬴,名渠梁,是秦国第三十代国君,公元前361——前338年在位。任用商鞅,主张变法革新。平画──评议、筹划。②甘龙、杜挚(zhì)——均为秦孝公的大夫、当时秦国奴隶主     

两汉的宗族土地所有制与宗族的生产组织职能

两汉时期宗族势力的重建和发展,与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尤其与大庄园经济的发展相同步.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来源一般有买卖、国家授赐、豪取强夺等几种途径.一方面,宗族势力依靠自己的经济、政治势力获得土地,形成规模越来越大的大土地所有;另一方面,大土地所有者又利用手中的土地作为团结宗族的手段,纷纷采取庄园经济模式,组成一个个宗族的社会经济集团.两汉宗族土地所有制成为东汉以后土地制度的重要形式,宗族组织在社会生产方面也逐步表现出重要的生产组织与保障职能.     

商鞅变法的基本思路探讨

本文认为商鞅变法的基本思路是剥夺──平等──不平等，文中对此做了分析和述评。     

也谈“颈”字的源流及其意义

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修订本)第498页说:“说文:‘颈,头茎也’;广韵清韵:‘颈在前,项在后’。可见‘颈’字在最初大约是指脖子的前百的部分。‘颈’字在战国时代就已经出现了。”“不过, ‘颈’字普遍用来表示脖子的意义是在汉代以后。” 我认为,《广韵》对于“颈”字的解释     

历史上的改革家为何要变法

<正>变法,是一场深刻的社会改革。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变法,其中最有名的为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和戊戌变法等。历次变法之所以必要,是当时的社会基础乃至上层建筑都出现了严重问题,社会积累了许多矛盾,国家衰弱不堪,不变法社会就不能发展;而社会上各种问题的出现,归结到底是体制问题,所以,变法说到底就是变革体制。历史实践表明:任何一场变法要取得成功,必须改革体制,只要体制不变革,任何变法都不可能成功。与此同时,变法成功还要解决一个依靠谁、团结谁的问题,也就是说,谁     

试析战国后期巴蜀经济发展的原因

战国后期 ,巴蜀是秦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秦统一六国建立强盛的秦王朝的斗争中 ,巴蜀经济显示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文章从自然条件、经济基础、秦政府对巴蜀的改革及都江堰的修建四个方面入手分析了巴蜀在战国末期经济发展的原因     

如何认识温州经济格局——与李云河同志商榷

读了李云河同志的文章《对温州经济格局的再认识》(见《浙江学刊》1988年第1期,以下简称《再认识》),感到有几个问题仍需探讨。《再认识》所说的经济格局,主要指所有制格局,也就是所有制结构。其主旨是想澄清人们对温州模式的认识,即温州家庭经济姓“社”不姓“资”,温州模式姓“合”(合作经济)不姓“私”。文章最后的结论是:“对温州农村的经济格局应该重新评价,对其姓‘合’不姓‘私’必须肯定。”就是说,温州的所有制结构中,合作经济即公有经济占主导地位是不容怀疑的,是“必须肯定”的。我认为不然。这里首先需要探讨的是:     

論中国封建社会的国家土地所有制——兼論封建社会自耕农的土地关系

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表现为国家土地所有制和地主土地所有制西种形态并存。本文将着重說明中国封建社会內国家土地所有制的具体內容及其表现形式,并企图論証它并不排斥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存在。关于国家土地所有制,属于馬列主义經典作家所說的古代东方或亚細亚土地所有制的类型。由于我国史学界对經典作家关于亚細亚土地所有制的指示,还存在着解释上的分歧,在此有必要申述我个人对这一問题的认識。馬克思和恩格斯都說沒有土地私有制存在是东方社会的一个基本特点。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里說:“百湼正确发现东方——     

战国时期秦国封君考论

封君制是战国时期列国普遍推行的一种政治制度 ,秦国的封君制是其中比较典型者 ,它上承西周、春秋时代的卿大夫食禄制 ,下启汉代的封君食邑制度。同时 ,与其他六国相比 ,秦国的封君制度融入了军功爵制的内容 ,即秦不仅仅分封子弟 ,更重要的是秦以封君作为对立有重大军功的大臣的最高爵位奖赏。正因如此 ,秦国的封君在秦国逐步蚕食东方六国直至统一的进程中均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故本文对秦国的封君进行逐一考证 ,以明其源流及对秦国政治的影响     

谈渔业集体经济的按劳分配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个人消费品只能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进行分配。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指出:“社会主义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共产主义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更合理,但是这只有在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以后才可能实现。没有这个条件而否定按劳分配的原     

从自耕农土地所有权看封建赋役的实质

自耕农是封建赋役的主要承担者,自耕农经济是封建经济结构的必要组成部分.自耕农的土地所有权的两重性表现为其内部兼具私有与国有两种成分,并且凝结于同一块土地上的两种所有权不是分割开的,而是重叠着的.自耕农土地所有权的国有成分,主要体现在自耕农的土地是不完全的私有土地,其土地的获得、继承、买卖及对剩余劳动的占有等方面都在国家的控制和支配下,沉重的赋役剥削使自耕农的土地所有权仅能部分地获得经济实现.封建国家不仅在法权观念上将其视为国有土地,在经济关系上也一定程度实现了土地国有--即以赋役形式榨取自耕农的全部剩余劳动.     

秦望山考

1983年6月1日,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个核电站——秦山核电厂,在浙江省海盐县秦山破土动工。6月2日,《解放日报》报道时,以“二千年前秦皇驰道,如今布满施工队伍”,并介绍了秦山的背景材料,“秦山,又名秦望山。《水经注》云:海盐县‘南有秦望山,秦始皇所登以望东海,故山得其名焉。’”查郦道元《水经注》载:“秦望山在州城正南,为众峰之杰,陟境便见,史记云秦始皇登之以望南海……”(见《水经注》卷四十,第10—11页);但其所指,系绍兴的秦望山。查遍《水经注》并没有海盐县境内有秦望山的记载。《越中杂识》第2页记载:“秦望山,在会稽县东南四     

朱镜我与左翼文化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衣村革命根据地领导人民进行土地革命和反击国民党军事“围剿”的同时,还领导以上海为中心的国统区革命文化工作者,开展左翼文化运动,反击国民党文化“围剿”。对此,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有过很高的评价,他说,十年内战时期,“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左翼文化运动,在中国现代革命史和现代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人数的探讨─—与邵维正同志商榷

《中国社会科学》一九八○年第一期发表了邵维正同志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一文,并加了编者按语。按语说:作者“论证‘一大’。是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三十一日召开的,出席会议的有十三人,从而回答了有关‘一大’的两个长期未解决的疑难问题”。邵维正同志关于出席“一大”的人数为十三人的论断,我是完全同意的。但是,出席“一大”的代表人数又是多少呢?邵维正同志说,“出席‘一大’代表人数,说法也有不同,早期的著作多数说是十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普遍的说法是十二人;也有个别提法是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