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女性文化意蕴

和中国历代女性一样，宋代女性在宋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经济领域，宋代女性在农业进步、手工业兴盛、城市经济繁荣中作出了贡献；在文学领域，丰饶的文化土壤上滋润了女性毓秀的心灵，从而使她们抒写出对生活的深切感受。动荡的生活给女性带来了灾难，同时也成为女性文化创作的源泉，其中的文化意蕴深邃而有意义，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不同层面和社会文化、历史文化、审美文化方面绽露出了宋代女性文化的意蕴     

女性书写话语权的突破——以宋代历史转折时刻的诗词创作为中心

中国古代女诗人的诗作大多风格柔婉缠绵,鲜有直面现实、反映社会历史事件的作品。但在靖康之变与南宋覆灭之际,宋代女词人在家国倾覆的时代遽变冲击下,突破了男性话语权的重围,创作了不少反映社会现实和心灵创痛的词作,见证了历史的转折和时代的艰辛。这种另类的女性文学书写,不仅抒写了她们的离乱哀思,更大的价值在于突破了男性对话语权的垄断,刻画了宋代知识女性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正史对女性的忽略。     

性别文化与女性创作中的“梧桐”意象

梧桐是文学中一个常用的、意蕴丰富的意象,然而在古代女性的创作中其意蕴十分狭窄,主要用来抒发闺怨之情,这主要是由于不平等的性别文化拘限了女性生活的范围、内容和目标,从而限制了女性创作的情思与意境、深度和广度.在性别文化政治改变以前,女性创作的内容与风格难以获得改变与突破.如果时代的文化环境和性别秩序有所变动,那么女性创作也就有所变化,她们眼中的梧桐就不再是抒发闺怨之情的物象了,从梧桐她们领悟到了深刻而丰富的意蕴.     

宋代歌妓词人及其自画像

翻阅宋代文学就会发现:女性被重视远远超过前代.尤其在宋词中,已形成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女性世界,同时,女性作为群体也空前积极地参与了文学创作.她们的作品以独特的面貌展示着宋代妇女的生活和思想情操,为研究宋代妇女在生活和文化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在女词人中,出入青楼的词人更加引人注目,她们的创作体现了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妇女的不幸,这类词人被称为歌妓词人.宋代歌妓词人不胜枚举,如严蕊、洪惠英、聂胜琼,马琼琼等等,她们才华出众,审音识律,挥毫濡墨,登上须眉独占的文坛,以特殊的身份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篇什,为处于封建礼教重重压迫下的中国女子争了光.为什么大量的歌妓词人出现在宋代?究根溯源,这是宋代特殊的历史环境和词文学的特点决定的.     

坚守抑或超越——由《流逝》看王安忆笔下的中国传统女性形象

王安忆在其作品中用理解、同情的笔调描述女性,抒写这些平凡女性的平凡生活,让这些传统的平凡女性再一次呈现在人们面前.这些在传统意识烛照下的女性群体,需要我们去关注她们的生存状况和感情需求.     

论宋代特殊环境下所成就的女性词人

宋代女性词人们在宋代特殊的社会环境下,以其自身的才华和时代、环境以及文体所赋予的特殊优势,成就了属于女性独有的艺术体验,以其独特的女性角色,真挚大胆地表现对爱情的热烈追求,丰富生动地抒写自我的情感世界,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     

论宋代文人词的俚俗化

词于诗为别体,多抒写男女之情,且发展出一种更坦率的抒情方式,但"以雅为宗",却是两宋文人词逐渐凸显的旨趣。词在宋代既为配乐传唱的流行歌曲,自然有市井闾巷之歌与文人雅士之曲的分野。宋代都市经济繁荣,说书、杂耍、歌舞等通俗娱乐艺术成为都市的一大行业。而文人迎合市场需要,以市井语入词,以世俗之语写世俗之情,成为一时风尚。本文以柳永、秦观、黄庭坚、石孝友等文人词为例,分析宋词的俚俗化现象,以揭示中国俗文学发展演变的轨迹。     

日本平安时代的女性文学

日本中古文学的平安时代是非常独特罕见的时期,大多数作品都出自女性之笔,形成了女性作家群。她们抒写了心灵深处的咏叹,表现了封建时代日本女性的想望、痛苦和悲哀。其中的杰出代表紫式部,开拓了描写现实的新天地,她的《源氏物语》揭示了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同时也充分体现了缠绵悱恻、幽怨哀婉的女性作家的审美风格。     

宋代妇女女性意识的觉醒——读《女性审美文化——宋代女性文学研究》

在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史上,宋代女性文学以女作家前所未有的女性意识觉醒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文学遗产.从作家人数上看,宋代女性作家中仅有作品流传的就有诗人200余、词人近90;从作品的体裁上看,宋代女性作家的创作扩展到了诗、词、散文、赋、评论等各种类型;从作品的题材上看,宋代女性作家冲破了女性文学爱情题材相思愁怨的单一的传统模式,或抒情写景、或送别思亲、或咏史怀古、或边塞军旅、或爱国忧情,无所不包;从诗词作品的质量看,宋代女性文学达到了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最高峰.     

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的女性主题特征

曼斯菲尔德把她短暂的一生都献给了很少受英国作家重视的短篇小说创作,塑造了众多的女性形象。她用手中的笔,融进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生活体验,描写了她的同类在闯世界的奋斗中所遭遇的坎坷磨难,刻画了广大女性在资本主义社会生活所迫下产生的孤独感、幻灭感、恐惧感和她们的叛逆和反抗性,道出了她们深沉的思考和无声的叹息,表达了对她们遭遇的无限同情和愤慨之情。     

九十年代女性文学对城市女性生存困境的抒写

女性的城市体验是 90年代女性文学的一个关注焦点。作家们在其作品中着重抒写了由商业社会的物化和男权话语的性别歧视所造成的城市女性的生存困境 ,以及她们在寻找自我拯救的策略时的迷失     

论蒲松龄的孤愤精神及表现特点

在文学中表现孤愤之情,一直是我国进步文学家抒写人生和社会不平的战斗传统。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抒写孤愤之情的杰作,蒲松龄的孤愤精神在中国文学史上表现出两个显著的特点：其一,他的孤愤精神主要是通过文言小说表现的;其二,他的孤愤之情又附丽于幽冥幻城之中、谈狐说鬼之事,具有一种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     

女性天地姹紫嫣红——90年代女性小说艺术探微

时代的运转必然给文学打上深深的烙印,在90年代,随着社会的转轨,女性写作比以往任何阶段都色彩纷呈.在自由的空间里,女性意识进一步觉醒,她们选择了一个表述“人”的角度,呈现着通人的日常生活状况,抒写个人经验和命运,从而拆解男性文化,表明女性作为一个群体迈入历史的要求和企图.女性特有的敏感性,注定了在写作结构上的弥散化和意绪化.     

宋词中女性的审美文化研究

中国古代在母系社会中女性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随着历史的发展,女性卑下的社会地位成为定局。在唐代营造的相对宽松的社会文化氛围中,加之宋代市民文学的繁荣,以及理学的尚未成形,宋代的女性意识逐渐觉醒,但程度和范围非常有限。宋词中对女性慵懒、典雅形象的描写,是男性审美视角的外在表现,她们的意识虽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但身体继续以“被革命”的状态存在着。她们是男性审美视角下扭曲变形的身体,在裹脚、道德枷锁的重压下痛苦地敬延残喘着。尽管不少宋代女性作家在意识觉醒后向外张望,但她们也不能摆脱那种被赏玩、奴役的命运。     

"闺阁气"与"丈夫气"——从朱淑真、李清照的比较看女性文学的独立价值

朱淑真和李清照是宋代两位最杰出的女词人,然而历代文论对二者的评价却差异颇大.细察词评家对她们的评价即可看出,李清照之所以颇受推崇,乃是因为其词作暗合了男性的诗风词风,其深层原因即是在男权语境下女性文学受到压抑以至在文化评判领域也受到不公之待遇.女性文学本身是有其独特魅力和独立价值的.对此,应对前人对于女性作品的评论进行再审视,恢复女性话语权,以还原女性文学的自身价值,这样才能更好更深入地研究女性文学.     

宋代昭君诗主题嬗变的理学渊源

王昭君是重要的诗歌题材,历代诗人在她身上赋予了极其丰富复杂的意义。相对于唐以前主要表现昭君的悲怨之情,宋代昭君诗在主题上有巨大的深化与突破,昭君成为作家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联系的抒情载体,并通过对昭君命运的抒写寄托自己精忠报国的热忱,表达怀才不遇的悲愤,探求美好生命被毁灭的原由,而这种种变化与宋代理学的崇道德、重气节、尚思辨有着密切联系。经过理学的广泛渗透,昭君成为符合理学价值观、社会观和哲学观的人格典范。     

《聊斋志异》中的女性人文关怀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描绘出了一个缤纷动人的女性世界,这些女性多才、情、色兼备,既具有超凡能力、拥有自己的意志,又保持着独立人格。蒲松龄尊重、欣赏女性,对她们身为女人的不幸给予了无限的同情和怜惜,主要表现在:一是对女性面临的诸多问题持同情、体谅、关心之情;二是在爱情小说中持"男女平等"的爱情观;三是女性广泛参与社会经济活动,有的居于主导地位。体现了一位进步思想者对封建时代女性问题的关注。     

宋诗理趣现象探源(下)

五 此外,宋代理趣诗无论其思想内涵,或者是外在表现形式,从一开始就受到道家精神的影响.从思想内容上看,老庄遗弃尘寰、渺视宇宙、乘化委运、任性达情、随缘自适、乐天知命的主张,既在相当程度上左右了不少诗人们为人处世的态度,同时也成了他们在诗中抒写情志时感触颇深的理性内容.     

万物花开诗心绽放——论21世纪初女性诗歌写作的物性向度

进入21世纪,女性诗歌写作之翼“一再沉降”,紧贴着此岸世界行而下的世事万物与世俗生活,又能向着彼岸世界的理想与梦想抽身而出;既俯首委身于消费时代的物质文化,又君临超度在主体意识渐趋成熟的精神王国;不仅表现出女诗人对物品、物事、物象、物态的高度敏感和兴致,而且表现出她们向着物质与精神同构、鱼与熊掌兼得、玫瑰与诗心共赴的自信与努力,使女性诗歌在抒写女性经验、张扬主体意识、澄明人性本真的过程中获得了一种富有活力的写作策略和艺术表现力———物性抒写,映现出女性诗歌以其特有的艺术张力呼应并推动着消费文化,显示出一种新的女性诗歌写作场域的拓展和审美向度的可能。     

论“情之正”——民初小说中女学生“自由结婚” 的真义与限度

具有新式教育背景的女性是清末民初婚姻变革的先锋。当通俗小说家对“自由结婚”的现象进行批判和思考时,她们也成了文本中的女主角。在民初的哀情小说中,践行“自由结婚”的女学生的价值取向被设定为“情之正”：其举动须“发乎情,止乎礼义”,同时尊重、遵从“父母之命”。她们对“情之正”的选择,正是对爱情的真挚、炽热性质的回避。小说家由此显示出其立场的局限性。因为通俗小说对市民庸俗道德观念的迎合,这类文本的使用在“小说证史” 的研究中存在一定限度：小说中女学生的价值观念不宜等同于现实中女性的取舍,通俗文本只在心态史的层面才具有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