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现代·后现代——梨花诗与诗歌通俗化问题

梨花诗的口语化与中国古典诗歌通俗化趋势一脉相承，梨花诗是现代白话诗的极致——它既是对现代白话诗语言形式的继承，也是对其思想内容的反叛；梨花诗渗透着打油诗的讽刺批评精神，从原生态的日常生活中寻找诗意，趣与俗是梨花诗进行后现代诗探索的两个路径。     

王梵志诗、寒山诗比较研究

王梵志诗、寒山诗比较研究陆永峰关键词：王梵志诗,寒山诗,唐诗,雅俗之别王梵志诗与寒山诗常被视为唐代白话诗的代表,这种并举有利于对唐代白话诗发展脉络的认识,但一定程度上也模糊了它们的区别,特别是对寒山诗全貌的把握。本文拟重新审视这种并举,揭示二者异同,...     

新诗十批判书

“新诗”宜改称现代“白话诗”,它应该与文言诗一起改革与发展,以解除白话诗创作的危机,求得中华诗歌的伟大复兴。它不应该去了音乐的成分,不能提倡“诗的散文关”,而要加强音乐性,批评诗的散文化、自由化,讲究诗美,讲究形式美,倡导新格律诗,与散文严格划清界限。为此,它必须首先继承和发扬中国古典诗歌的优良传统,汲取古典诗词、民歌的营养,其次才是吸收、借鉴外国优秀诗歌的某些长处,并做到为我所用。     

南社诗人与中国诗歌近代化

南社诗人是中国诗歌近代化历程中的一支生力军，其创作贯穿于“新学诗” 、“新派诗”、“歌体诗”、“白话诗”等诗歌近代化阶段，尤以“歌体诗”的探索 成绩突出。柳亚子、高旭、马君武、苏曼殊、于右任等人的诗体变革和译诗实践，从主题意蕴、艺术趣味、语言韵律、体式章法诸方面大胆创新，为中国诗歌从古典形 态走向现代形态的近代化过程作出了重要贡献。     

近现代诗歌变革中“非诗化”与“诗化”的矛盾

受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观念的变动影响,这一时期的诗歌观念越来越注重表情达意等及物性、实用性功能。为了抒写时代变动所产生的新情感、新经验、新内容,诗歌中出现了不符合中国古典诗歌诗体规范、审美规范的新语句、新意境、新文体等"非诗化"因素,产生了突破、反叛古典诗歌传统的趋势。然而在"非诗化"的同时,诗歌革新者们还要考虑其创作是否是"诗"的问题,因此不断地提出各种诗歌审美标准,对其创作进行"诗化"规约。晚清的"新学诗""新派诗""歌谣体诗"中"新学""新意境""新语句"与"古风格"的矛盾,"五四"时期的"以文为诗""以白话为诗""诗体大解放"所受到的指责,以及1920年代新诗人对"白话诗"艺术缺失的"检讨",努力重新为新诗"立几条规则"等现象,无不是这一矛盾的体现。     

《礼记·乐记》的用《诗》与用诗

《乐记》的引诗存在着用《诗》和用诗两种情形,前者是对《诗经》诗句的直接引用,后者与诗的音乐功能密切相关。两种情形各有其特点。人类的类比思维方式,诗、乐、舞的三位一体,周人的礼乐文化观念以及社会对诗的广泛需求,是形成《乐记》用《诗》与用诗的文化根源。     

新诗还是应该叫白话诗

新诗,也曾称为白话诗、自由诗。但"新诗"一名不能标明其任何文体特征,"白话诗"古已有之,"自由诗"在格律体新诗出现之后已不能概括全部新诗。人们目前能够想到的命名,如"现代汉诗"、"现代诗"、"语体诗"、"西诗"等,都不大得体。"胡诗"虽然比较传神,却不大可能被普遍接受。故这一诗体,还是叫回它最初的名称"白话诗"为宜。     

新诗创世何劳胡适尝试

古人早有白话诗,唐宋词及元曲已不乏白话诗,明清歌谣已多白话诗、自由诗,学堂乐歌的歌词有的已是新诗,19世纪下半叶以来译诗已有白话诗,南社诗人已有白话诗、自由诗。胡适的历史功绩仅仅在于打出了"白话诗"的旗帜,他拿不出白话诗的典范之作。五四时期如果不是由胡适来作"鞋样上总还是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的《尝试集》,而是直接从中国历代白话诗歌的创作及翻译中,精选一部《中国白话诗集》,集中展示一批成熟的、不乏经典意味的白话诗佳作,那对于现代新诗的启迪和示范作用一定会好得多,对于迅速奠定新诗的地位,昭示新诗的方向,一定会有效得多,中国新诗也会因此少走许多弯路。     

"题型转换":胡适前"五四"白话诗的"尝试"及意义

在中国诗坛相对萧条的前“五四”时期,出现了一种十分深刻且与前代“诗界革命”有着本质区别的诗歌革新———胡适的前“五四”白话诗“尝试”。胡适前“五四”白话诗的出现,初步确立了中国诗歌新的艺术形态,转换了中国诗歌古典与现代的题型。     

草创期中国新诗的“非诗化”倾向研究

在"诗体的大解放"旗帜引领下,白话诗的先驱们立志与古典诗歌"划清界限",以使白话文取得正统地位。草创期白话新诗只重白话,不重"诗",并由此带来了严重的"非诗化"倾向,语言、音韵、结构方式、创作手法上都有明显的表现。     

五四新诗革命背景中的外国诗歌翻译

五四新诗革命是如何受到外国诗歌翻译的影响?当时的翻译者主要选择了泰戈尔、歌德、惠特曼三位诗人进行翻译,目的就是为正在展开的新诗革命寻找理论资源和合法性。徐志摩的征求译诗事件,反映了对翻译实践探索的自觉,更说明了对新诗创作探索的成熟。从他们的翻译实践中,可以知道用中国传统的古体诗去翻译国外的自由体诗,只能是削足适履。这从另一个侧面为新诗革命的白话自由体方向提供了理论支持。     

艾青"诗的散文美"理论的再思考

"诗的散文美"理论是艾青诗论的核心.艾青"诗的散文美"理论是形式上的口语化和内容上的形象化相统一的完美结合体,而这二者又都是为充分表现诗人的主体情思服务的.     

谈新世纪十年中国先锋诗歌写作的几种倾向

中国现代诗歌从诞生开始到现在已有九十多年的历史,在这九十年中正是一批又一批先锋诗人的努力,才使得中国新诗在变革中不断前进。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诗歌写作环境与历史背景的变化,出现了多次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诗歌事件。本文借助对于＂先锋＂的定义,从底层写作、本土化写作、口语化写作等三个诗歌写作倾向,及其包含的＂底层诗歌写作＂、＂打工诗歌＂、＂草根诗歌＂、＂新古典主义＂、＂梨花体＂、＂下半身写作＂等六次影响巨大的诗歌事件进行分析,去探索当下诗歌写作中的先锋,对他们为中国现代诗歌发展所作的贡献予以肯定,同时也对伪先锋现象进行分析批判。在对十年诗歌史进行总体性的发掘、批判与反思中,更加客观地看待新世纪十年中国诗歌发展的现状,总结这十年诗歌史中的得与失、经验与教训,去探索中国现代诗歌可能的前进方向。     

新诗百年的十大成就和十大问题

新诗百年,一直存在着“合法性危机”和“公信度危机”,“新诗革命是否成功”、“新诗是否形成传统”是近年来理论界争论的热点问题。新诗主要取得了十大成就：促进了中国的思想解放,完美了现代汉语,丰富了国人的感情生活,发展和丰富了汉语诗歌,展示出国人在不同时期的生存状态,丰富了小说、散文等其他文体,支持了中国现代音乐,促进了中国妇女文学的发展、民族诗歌的繁荣和中国现代学术的进程。新诗还存在十大问题：生不逢时,长于乱世,缺乏必要的文体标准,过分重视自由诗,职能单一,普及教育工作落后,新诗人严重缺乏诗家语意识、诗体意识和经典意识,年轻诗人浮躁偏激,受到外国诗歌,特别是浪漫主义诗歌的负面影响,新诗评论界正气不够。目前新诗最需要重视“和谐诗歌”和“经典诗歌”的建设。     

沉潜中的灵魂——论“中间代”诗歌的艺术向度

1990年代以降,由于“中间代”诗人和研究者共同的努力,“中间代”诗歌也逐步走出历史的遮蔽,以丰富多样的文本世界吸引住诗坛的目光。他们秉承诗歌艺术的多元化旨向,拓宽了“及物”写作的表现空间,以口语语感的平滑流动,描摹日常生活的意趣,并汲取各种文体的优长,打造圆润、纯熟的诗艺理想。     

白居易诗歌俗语词考释

利用传统训诂学和现代语言学方法,对白居易诗歌中"婢妾鱼"、"当头"、"蓝尾酒"、"流例"、"生菜"、"限剂"、"鸭头绿"、"得力"、"断送"、"得事"、"回灯"、"开素"、"拈酒"、"向道"、"省向"、"下口"、"占断"、"不惯"、"采成卢"、"耳冷"、"非意"、"温暾"、"无藉在"、"眼冷"、"一向"、"应是"、"意似"这27个既不同于先秦两汉、又不同于现代汉语、且未为前人所发或前人释义未能尽确的"名物类"、"行为动作类"及"情貌类"的俗语词进行考释。     

“声诗”传统与现代解诗学的“声解”理论建构

传统中国抒情诗一向被称为“乐诗”,古典诗学解释学也素有“以声解诗”的传统,然而由于口语白话诗的兴起、西洋诗的渗入及重义轻读等因素的影响,这一传统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冲击之下遭遇了“断裂”的命运,因此,如何重建新诗的声音解释学成为摆在新诗面前的重要理论课题。现代诗论家的探索告诉我们,借助于传统诗学资源,至少可以从“以声观志”、“因声寻义”、“同调同感”、“缘声入神”以及新诗解释的戏剧化等若干层面,重构现代诗学的“声解”体系。     

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现代性的发生

以新诗文体为例,首先论述译诗集中体现了中国新诗的现代性特征,引领中国新诗朝着“现代”的方向发展;进而认为翻译诗歌是中国新诗现代性的推动力,反映了中国新诗的现代性诉求;最后从具体的角度出发,分别论证了中国新诗的语言形式、精神情感以及先锋特质、颓废色彩等现代性因素与翻译诗歌之间的关联,从而说明翻译诗歌在中国新诗现代性的发展进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